裘丽琳
瞧着这样的盛况，父亲心中十分兴奋。这一方面当然为自己的演出能受到观众的欢迎而感到振奋，另一方面，他确实也在为可能早一点卸掉债务包袱而觉得高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母亲说："我感到只有在还清所有那些欠债之后，自己的脊才真正能挺直得起来。"
但是，他高兴得还太早了点。在过去那些年里，他虽然同不少戏院老板打过交道，也受过他们的诓骗，欺哄和剥削，但他们毕竟还不是顾竹轩。这位惯许诺言的"顾四先生"的胃口要比一般的戏院老板大得多，向各方面伸出的触角也比他们长得多。他把落进他那面网里的角儿看作是砧板上的一块肉，想要怎么割便怎么割，既不容本人反抗，也不许旁人干预。在头上三个月里，他倒是依照合同上的条款履行的，月底结账，父亲所分得的戏份都在二千银元左右，这样，收入就比原来增加了不少，但第四个月的戏份便减到了一千五百元，第五个月便不足一干了。父亲向顾竹轩询问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观众对这部《龙凤帕》本戏看腻了，戏票已经卖不出去，别看还是场场满座，其实座中一大半人都是他为了给角儿撑面子而邀来的熟人，非但不收票钱，散戏之后柜上还要开发他们的夜宵点心费。父亲明知他这是在信口雌黄，可为了堵住他的嘴，还是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编排出新的连台本戏《满清三百年》上演。这本新戏又是连月满座，但顾竹轩付出的戏份却在逐月削减，头一、两个月上，他对这事情还要作上点解释：前台的开支大，银行的利息重，看白戏的客人多等等，到后来，他连这类"解释"也懒得做了，就只是虎着脸对来拿戏份的后台管事说："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他要是愿意交我顾某人这个朋友，那就照这样办，反正饿不着他一家。要是他不想交我这个朋友，那就由着他吧。"至于对班里的其他配角、龙套等，他更是无所顾忌。据说有好几回他把手枪扔在桌上，指着对来要求增加点戏份的演员说："我姓顾的拿得出的就是这些了，你们说不够，就把这个拿去抵了账吧。"
中国有句俗话："敲落了牙齿往肚里咽。"用这句话来比喻我父亲和班里那些同人当时的心情，恐怕是再贴切不过了。父亲进天蟾的目的是盼望能早日清偿旧欠，现在却是旧欠未清，新债又举。因为他除了要维持自家两个门头的日常开支以外，还得经常拿钱帮助班里那些面临断炊之厄或是遇到了丧病变故的同人，但他已经领教过了顾竹轩的手段，因此谨慎地决不向他挪借哪怕是一文钱，宁可质当行头或是找那些山西人开的钱庄借钱，在那些钱庄里，通常是不要什么抵押品也能把钱借到手的，但利息却要比其他钱庄更高些。看到那座新的债台又在重新堆筑起来，母亲好几回焦虑得流着眼泪问父亲："怎么办呢？这样下去，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碰到这样的时候，父亲总是苦笑一下，叹上口气，然后轻声说道："再熬一熬吧，熬到合同期满就好了……"
可这一回，父亲的估计又发生了失误。父亲进天蟾近一年时间，给老板赚下的钱，决不下于十万元，试想，顾竹轩岂肯轻易放走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呢！旧日戏班和戏馆的合同都是在隔年的岁月时签订，到第二年正月初五开箱时生效的。那一年小除夕，顾竹轩备了红帖请父亲和母亲到天蟾东面不远的大鸿运酒楼吃"年夜饭"。父亲知道，这必定是要谈有关续约的事，就同母亲商定：到时就推说身体不佳，连唱了一年之后，感到十分累乏，想要停唱几个月好好将养一下，因此便只能请顾老板另邀名角了，待身体将养好了，一定再来天蟾帮忙……两人还互相约好：无论顾竹轩怎样花言巧语，哪怕说得舌吐莲花，也决计不再上当。因为顾竹轩纵然再凶再横，在酒宴上当着众人的面，总还不至于会掏出手枪来公开威胁吧。可当他俩走进大鸿运酒楼时，便发现又被引进个圈套里了。原来顾竹轩的这顿"年夜饭"是单为我父亲办的，在二楼的一间雅座里摆下了桌丰盛的燕翅席，除掉父亲夫妇以外，座中全是顾竹轩的心腹和爪牙：天蟾的前台经理、总稽查、案目头儿、常年法律顾问……酒筵的前半段时间，顾竹轩绝口不谈有关戏馆和合同的事儿，只是向大家布菜劝酒，到上头一道大菜﹣﹣白汁扒翅的时候，他才端起酒杯说道："天蟾开张这一年来，由于营业不佳，兄弟我亏损了好几万，这是在座各位都知道的，所以也用不着兄弟在这里唠叨诉苦了。兄弟本来是想就此关门大吉，歇手不干，可有不少朋友劝我：好容易撑起这么个场面，碰到点挫折，就此打退堂鼓，把众位朋友扔下不管，这不象我姓顾的平时为人。另外，兄弟也说句不怕丢丑的话，眼看着这几万洋钱丢进了水里，不想法捞它回来，兄弟心里也有点不大服气。所以，考虑再三，这戏馆还是开下去，而且还得请在座的各位一起帮衬。肯帮忙的，就是我顾某人的生死之交，以后在这上海滩上，倘若碰到什么三长两短，只要是帮得上忙的，我姓顾的决没有第二句话……要是有谁不想交我这个朋友，那也只管听便，决不勉强。可我把话说在前头，哪个不愿意帮忙的就请这里提出来，我姓顾的决不皱一下眉头，出了这房门还是老朋友，买卖不成仁义在，可要是有谁当面不讲，过了今天来嘀嘀咕咕，那就是好比是指着鼻子骂我的祖宗八代，那就不能怪我顾不得交情了……怎么样，大家有话就请讲吧。"
以后的局面即便不讲大家也都能猜测得到了，即使我父亲真是憨直得象他所演的《清风亭》里的张元秀或是《扫松下书》里的张广才那样，也是不至于会在这样的场合里提出不愿．续约的。因此，在一片价对顾四的吹捧声中，他只是低下了头默不作声，而这样的态度就被当作是"愿意帮忙"了。至于到这顿酒宴后再要提出什么异议，按照顾竹轩的说法，那就是"指着他的鼻子骂他的祖宗八代"，也莫怪他"顾不得交情"了。
要是顾竹轩果真来上一手"不顾交情"，那将会怎么样呢？这是谁都难以预料的。上海滩上的那些"闻人"中，顾竹轩是以心狠手辣、不讲面情出名的，同时，他也公开地标榜自己是靠着个"狠"字起家的。过去上海曾经发生过好几件谋杀案，死者都是同他在某些方面发生过利害冲突的人，大家都怀疑是他派手下人干的，只是由于并没有哪个部门认真地调查过，因此还无法得到最后证实。对于外界的这些猜测，他并不作任何声辩或解释，只是扯着嘴角现出个诡秘的冷笑，仿佛对这些事实表示默认。因此，倘若有哪个地位和势力不及他的人同他做了对头，处境确是很危险的，暗杀，绑票，把人打成残废等手段，他都是干得出来的。而上海的流氓对付戏剧界的人还有着独特的一手，那便是毁容，候在路上，把一瓶硝镪水泼到你脸上，让你上不了台，见不了人。这比一枪打死个人更加毒辣，既毁了一个人的生活和全部艺术生命，又不致把事情闹得太大而难于收拾。即使凶手被当场逮住，也可以请律师辩护说是小流氓敲诈不遂挟嫌报复，最多判上个几年徒刑便算了事。因此，电影《夜半歌声》里那位宋丹萍的遭遇并非是艺术的夸张，而恰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的写照。
在这样的流氓淫威笼罩之下，父亲只得放弃了脱离顾四的想法，继续在天蟾的戏台上替他卖命，同时又眼看着新的债台一天天、一月月地堆筑起来。这时，他已不再只是"敲落了牙齿朝肚里咽"了，而是"寒天饮冰水﹣﹣滴滴在心头"了。
既然用堂堂正正的办法无法从顾竹轩的掌握下挣脱出来，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有没有办法呢？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采取"泡"的办法，在台上荒腔脱班，吊儿郎当，甚至表现得举止失措，即便引来倒采也似乎满不在乎，这样长期地泡下去，弄得前台老板见了头痛，到临了请你卷铺盖走路完事。其实，这办法也并非是父亲的发明创造。民国初年，天津有位著名的武生便是用这样的办法最后摆脱掉流氓老板的羁绊的。若是再往上追溯，中国古代历史上就颇不乏类似的例子，孙膑装疯，豫让佯狂，其实也都属于这类策略。可是要让一个有着抱负、成就和艺术追求的艺人在舞台上当着广大观众的面这样做，这等于在自毁自己的艺术，自毁自己的前程，并且也是自毁自己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当父亲在决定实行这样的办法时，他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母亲在给我叙述这段经历时说："那些日子，每当你们爸爸在台上'泡'了一晚上，回到家里时，常常连宵夜也不想吃，老是反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踱边不住地叹气，有时候还会突然站住，象是自己问自己样地大声说：我这是在干什么哟？人家观众可是花钱买票来看我唱戏的，可我却给人家看了点什么哟？"
是的，这种自毁的办法是违背父亲的艺术良心的，他心上所感受到的痛苦也许并不下于孙膑受到刖刑时在肉体上所承受的苦楚，可是舍此而外，又有什么办法能挣脱出顾四的魔掌呢？
即使父亲采用了这样一个出于无奈的对策，他的日子也并没有就此能过得安全一些。顾竹轩虽然横蛮成性，但并不是草包，即使开始没有猜透父亲的意图，但日子稍长些之后，哪会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此，不久之后，就有人捎话给父亲："四先生说：周老板近来做事好象有点不够漂亮，要是周老板有什么难处，只管大家明锣响鼓地讲个明白。周老板倘若不说不讲，在暗地里抽跳板，拆台脚，那就不能怪四先生不讲情面了。"
这些话已是属于公然威胁了。那个"不讲情面"的含义是十分明白的，便是父亲若是不乖乖地就范，他就要拿"颜色"给他瞧了。马上下手搞暗杀也许还不至于，因为"麒麟童"毕竟还不是个无名百姓，如果事情闹得过大，顾四自己也会有麻烦，尤其是他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已经在上海的京剧界中普遍传开了。最大的可能是他给父亲来个惩罚性的"警告"，派打手把父亲毒打一顿，让父亲躺上个十天半月，或是指使流氓瘪三拦在半路上用粪便等秽物浇淋父亲。为了防备这样的袭击，曾经有好心的朋友劝父亲去向巡捕房申请领取一张手枪执照，然后再去买一支手枪，这位朋友的建议并非全无道理。"即使你没有学会打枪，也不常带在身边，可只要让那些家伙知道你有了支手枪，他们想下手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多上一层顾虑。"他是这样劝说父亲的。但父亲对这些劝说只是摇着头表示谢绝："既然我不会用也不想用它，那又何必给自己添这么个累赘呢！"
虽然父亲谢绝了朋友的建议，不愿做一个"带枪的人"，但不久之后所发现的一个情况却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
父亲开始接受天蟾邀约的时候，母亲虽然才生下大姐采藻不久，但每天晚上总把孩子留在家里交给奶妈照料，自己则跟着父亲上戏院去，坐在正厅后排或是楼厅的边座中看戏。在陪同父亲回家的路上，母亲便把自己所听到的周围观众的反映和评论讲给父亲听。一年四季只除掉戏班歇夏或是孩子生病的日子，母亲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当父亲决定开始在台上"泡"戏之后，父亲便不让她跟着上戏院了，他不忍心让自己的妻子看到自己在台上吊儿郎当的模样，更不忍心让她听到观众对自己的那些议论。然而，当顾竹轩发出那些"警告"之后，她却又提要每晚陪着父亲上戏馆，又和他一道回家。父亲明白她是怕自己会在途中遇到袭击，便笑着对她说道："你还想给我当保镖吗？要没有你在身边，真碰到什么事情，凭我从小学戏时练就的这身功，不管怎么还能抵挡几下；身边有了你这个保镖，碍手碍脚，说不定反而会多吃点亏。"父亲是怕万一真在途中遇到袭击，母亲会受到惊吓或甚至受到波及，所以故意说这些话来激她的，但母亲却执意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父亲劝说了几回，见拗不过她，便只能由着她了。
这样由母亲担任"保镖""护送"了一段时间，途中倒也没有遇到什么袭击。但父亲却发现，有好几回当母亲认为她发现了什么"可疑情况"，例如有打扮得流里流气的人迎面走过来，或是有模样勇猛的彪形大汉站住了朝父亲这边观看的时候，她便插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父亲，同时两手紧抓住自己的手提包搁在胸前。这样的姿势使父亲感到有点奇怪，她那只硕大的手提包里放着什么东西呢？有一天散戏回家之后，父亲拿过她那只手提包，打开看了下，不由得让他大吃一惊，原来中间那一福里，在那些粉盒、唇膏、香水、骨梳等化妆用品中间，还放着支手枪，一支四寸的小手枪。枪身上是镀镍的，柄上还镶嵌着螺钿，式样小巧玲珑，看上去就象件玩具一样，然而却是一支货真价实的能连续发射五发子弹的真正的手枪。
在吃惊之余，父亲当然要问她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这才说出了事情的端倪：原来那天她坐在旁边听到了父亲和朋友那番有关手枪的谈话之后，便生出了打算弄一支自卫手枪的念头。经过好几天的考虑，她便托巡捕房里的熟人申请了一张枪照，又托人到一家比利时洋行花一百二十块银元买来了这支〇·二五口径的勃朗令牌手枪。由于她在巡捕房登记时用的是英文姓名 Lily J . Chow 。因此"麒麟童"的妻子已经有一支自备手枪的消息并没有被那些小报记者探听到；同时，她也怕父亲知道了责备她胡来而叫她去把枪照退掉，因此，对自己的丈夫也是一直保密的，直到那天被父亲"查获"为止。
"这么说，你还为了这个特地去学打枪的罗？"当母亲讲述到这里时，我岔进去这样问她。
"不，我没去学过，只是请那位代我去买枪的朋友临时教了一下。可刚一转身，就把那些什么开保险机啊，上膛啊，勾枪机啊，所有的动作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她略顿了顿，一双大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亮，接下去说道，"尽管是记不住了，可我总觉得，要是你爸爸真遇到什么危险，那些动作我都会在一霎眼间就记起来的，也会毫不迟疑地对准那些冲过来的人开枪的。"
我相信她说的的确是实情。不管他们在多么危险的处境下，只要她和父亲在一起，一种本能总会促使她抢挡在父亲的前面来承受困难和危险。这一点，在以后父亲同汉奸特务、解放前国民党政权的冲突中已得到了多次的证实，而最后的证实则是在那些戴上了红袖标的"红卫兵"和"造反队"的拳脚和棍棒之下……当时，我又接着问道："那么那支手枪呢？现在在哪里啊？"-﹣说实话，我很希望那支手枪还在家里，并且能马上拿出来给我看看，因为，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一支手枪总是件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尤其还是自己的妈妈亲自佩用过的。
"以后日本人进租界的时候就被他们的警察局收去了。"她笑了笑说道，"其实我也只在身边带了几个月时间，以后就一直放在家里的阁楼上了，连看也没再拿出来看过。事情过后，自己想想也觉得自己幼稚得有点可笑。在那个时候，要对付象顾四那样的恶势力，一支手枪的力量简直就象一根羽毛差不多。如果他存心要计算你，别说是一支小小的手枪，就是扛挺机关枪也不顶用。"
在顾竹轩发出了那项可以算是"最后通牒"的警告之后，母亲很担惊受怕了一段时间。父亲的不少朋友也都为他着急担忧。因为在这上海滩上，不少人都知道，顾竹轩并不是个专事虚声恫吓之辈，他说出的话，特别是对别人的威胁恫吓，最后往往都在行动上兑现。然而，这一回他却并未实施他对父亲的威胁。两三个月过去了，父亲并没有遭受到袭击，也没有流氓地痞来找他的麻烦。这情况反倒教人感到有些意外。当时，父亲的一些朋友曾聚到一起猜测和分析其中原因，有人说：这是因为父亲的名气已经挺大了，顾竹轩在下手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也有人说：顾竹轩大约是怕事情闹得过大，会找来租界当局的不满，因此才没有下手；还有人认为，这是顾竹轩怕招惹新闻界对他的攻击，才没敢对父亲下手……总之是各执一理，莫衷一是，直到事后方才知道；顾竹轩之所以没有实施他的警告，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他同其他"闻人"之间的矛盾。当时上海滩上的其他一些"闻人"，特别是在法租界里具有极大势力的黄金荣，早就对顾四那种一味蛮来的做法感到不满，同时也对他逐渐扩展的势力感到不安，好些日子来，一直想候机会给他个教训，借此来压制一下他的气焰和势力。顾竹轩正是看到了这形势，怕会授黄金荣以攻击自己的口实，因此才没有实施对父亲的威胁。
父亲并没有理睬顾四的威胁，继续在天蟾的戏台上"泡"下去。开头那些日子，卖座倒也不坏，因为父亲想采取这样的办法来脱离顾四的羁绊，这已经作为一项公开的秘密逐渐在上海的京剧观众中传开了，所以也有人是特地买了票来看父亲在台上"泡"的，用他们中间某些人的说法：看麒麟童"泡戏"也是十分难得的，这要比看他在台上热烈火爆的机会要少得多，因此切不可错过。然而，即使是出于好奇或出于一种特殊的兴趣，那也至多看上一两回，决不会象那些"麒迷"那样，每个戏目都要看上十来二十遍，因此，过上一段时间之后，卖座便日渐衰落下来。当父亲"泡"到第四五个月时，卖座也就跌剩四五成了。这时候，顾竹轩派了前台管事来找父亲说："四先生说了，要是周老板真是身体不好，想要歇一些日子，那也是可以商量的，可就是在前台的那些账目还得要请周老板去清一下。"
有了这么句话，那就意味着顾竹轩准备放开父亲，或至少是暂时放开他了，这当然是我的双亲求之不得的，可是当母亲陪同父亲到前台柜上去结算账目时，却不由得大吃一惊。前台管事打开账本，拨动算盘，滴滴嗒嗒地算了一阵，抬起头来说道："周老板共欠柜上一万零五百四十二块五毛。四先生说了，大家朋友一场，些些零头不用算了，就留下个整数吧。"他看着愣住了的我的双亲，顿了一会，又接着说道，四先生还关照过：要是周老板一时不凑手，写张欠字也可以，利息嘛，大家都是朋友，四先生不肯多收，就照外面庄上折放的规矩办吧。周老板看怎么样？"
天哪！在天蟾唱了一年半的戏，替老板挣下了十几万净利，到临了非但没有半文积余，反而平添了这一万块钱的债务，而且还算是顾四看在"朋友交情"分上，抹去零头只留整数的，这是把什么样的算盘？不是铜的、铁的，甚至也不是金刚钻的，简直是一把魔术算盘了！可不认这笔账又能怎么办呢？非但无法从天蟾脱身，而且顾四既然打定主意要算计与你，他是怎么也不会承认这是一笔谎账的。父亲和母亲匆匆地商量了下，最后决定：为了早日脱出顾四的掌握，也为了及早结束那种在台上"泡戏"的痛苦日子，只能咬一下牙认下这笔账，于是就在那张一万块钱的欠据上签了字，盖了章。第二天，在《申报》和《新闻报》上便登出了天蟾舞台更换戏目的广告和麒麟童"因病辍演"的启事。
父亲暂时算是从顾竹轩那里脱身了，可是从天蟾"辍演"之后该怎么办呢？大部分行头都已送进了典当，祖父母那里每月四百元的月用是不可少的；永吉里的房租已欠下了好几个月，每到月初交租时总得看一番那个收租人的嘴脸，再加家里又添了个孩子﹣﹣我，父亲当时的经济状况真可以说是"四面楚歌"。虽然上海有不少家戏馆想拉父亲去当台柱，但由于怕得罪顾四，没有一家敢出面邀约。而且即使有人邀约，父亲也不敢应允，因为倘若这样做了，那就等于公开给顾四面上下不去，恼羞成怒之下，这家伙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的。正好在这时候，天津有人来上海邀角，所许的条件虽然不算优渥，但还能过得去。因此在讲妥公事之后，先向对方借了三千块钱，赎出了一部分行头，父亲便带上妻子和两个女儿去北方演出了。
周易
周采蕴，笔名周易，1932年出生于上海，是京剧表演艺术家、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与上海名媛裘丽琳的女儿，排行第二。解放初期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花，因其出众美貌和高冷性格被称为“石膏美人。后定居美国旧金山，是著名的商人和作家，著有描写父母爱情故事的《伴飞》等作品。
周信芳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籍贯浙江慈城（今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苏清江浦，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出身艺人家庭。六岁随父旅居浙江杭州，从陈长兴练功学戏，七岁以七龄童艺名登台演出。后流动演出于汉口、芜湖及沪宁线一带，改艺名“七灵童”。1907年至上海演出，始用“麒麟童”艺名。次年至北京，进喜连成科班，与梅兰芳等同台演出，辗转烟台、天津、海参崴等地演出。1912年返沪，在新新舞台等剧场与谭鑫培等同台演出，演技渐趋成熟。1915年进上海丹桂第一台，后两度赴北平。1924年回沪，先后于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尝试改革京剧艺术。与王鸿寿、汪笑侬、潘月樵等协作，编演、移植诸多剧目。艺术上勇于创造，继承发展民族戏曲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典型人物，形成独特的“麒派”表演艺术风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等职位。1975年3月8日在上海病逝。代表剧目有《徐策跑城》《乌龙院》《萧何月下追韩信》《香妃》《董小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