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宇“失忆演技”引争议：极致克制，还是真木讷？

女主小心翼翼往那碗清汤寡水的挂面里卧上一个荷包蛋。七十年代的筒子楼里，这几乎算得上一份奢侈的心意。镜头推近，对面坐着的男人，是刚刚失忆、被她“捡”回家照顾的落魄画家方穆扬。按照常理，此刻的他，即便脑子还不清醒，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眼神里也该闪过一丝触动，一丝无措，或者一丝笨拙的感激吧？

可屏幕里的陈飞宇，只是面无表情地拿起筷子，眼神放空地看向不知名的远方，机械地把面条和鸡蛋送进嘴里。整个过程，平静得像在完成一项进食任务，脸上读不出任何情绪波澜。

这一幕，成了2026年初《纯真年代的爱情》开播即引爆收视后，社交网络上最刺眼的“靶心”。一边是央视八套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热度冲上2.4万的红火数据；另一边，是几乎要炸开锅的争议。而争议的炮火，十有八九都集中轰向了男主角陈飞宇。他被大量观众吐槽为“把失忆演成了智障”、“眼神空洞”、“人形木偶”。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坚定地为他辩护，认为这是一种“去技巧化”的克制表演，是在用“笨拙天真”诠释失忆状态。导演陈畅甚至盛赞其“把纯粹与浪漫演到骨子里”。

一场关于“失忆”究竟该如何表演的全民辩论，就此拉开帷幕。问题直白而尖锐：当记忆的幕布骤然落下，演员是应该用“收着演”来刻画那份生命重启的空白与纯净，还是用“放开来演”去呈现本能情绪的复杂交织？所谓“克制”与“木讷”之间，那条泾渭分明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理论暗礁：在“空白”中雕琢层次

失忆角色的表演，从来不是一张白纸那么简单。理论上，它是一片充满危险的表演暗礁。一个失忆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空”无一物。其内心是记忆碎片断裂后的茫然、情感本能的残余、以及适应新环境的恐惧与好奇交织成的混沌状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表演理论要求演员“与角色合一”，通过“情绪记忆”等方法激发真实情感，从而达到沉浸。这意味着演员需要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内在体验：一个头部受伤、记忆归零的画家，他的“本能”是什么？他对世界最原始的感知又会如何表达？

这正是表演的“减法”挑战。如何通过最微小的表情、最不起眼的肢体细节，去传递人物内在的冲突与潜流，而非依赖台词或爆发式的情绪宣泄。这要求演员具备极强的控制力与内在支撑，否则“收着演”极易滑向毫无生气的“面瘫”。

对比是鲜明的。传统的、偏向外放的演绎，常常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茫然无措的眼神和混乱的语言来表现失忆的冲击，如一些偶像剧中常见的“我是谁，我在哪”式表演。而内敛式的演绎则截然不同，它更接近卡西·阿弗莱克在《海边的曼彻斯特》中那种压抑到近乎麻木的悲伤，或周迅在《李米的猜想》中对复杂情感的“收放自如”——在派出所追着不认自己的方文哭诉四年书信时，她是放开的、声嘶力竭的；而在最后真相大白时，她那场哭笑交加、五味杂陈的复杂呈现，则是经过高度控制后的精准释放。情感的浓度并未降低，而是被处理得更有层次，也更接近生活真实的混沌感。

方穆扬的“空”与“实”：一次克制的冒险？

回到陈飞宇的方穆扬。支持者看到了他“克制美学”的意图。他刻意收敛了过往作品中凌厉的目光，代之以一种“干净”、“直愣”的眼神，试图构建一种婴儿般的空白感。他设计了啃胡萝卜时动物般的专注、学系鞋带时眉心微蹙的困惑、被夸奖后偷偷抿起的嘴角。在“报菜名”的桥段里，他用对食物毫无杂质的纯粹渴望，来传递角色重启人生后最本真的快乐。这种“去表演感”的努力，被部分观众和评论家解读为对年代爱情含蓄底色的契合，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演绎。

然而，争议的焦点恰恰在于，这种“收”是否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撑，导致角色最终呈现扁平化。反对者认为，从在医院醒来，到被照顾的日常，陈飞宇的眼神始终处于一种涣散、没有焦点的状态，缺乏失忆者应有的好奇、依赖或不安的情绪层次。面对女主费霓的情绪波动，他常常显得“接不住戏”，情感传递出现断裂。最关键的，是观众难以从他的表演中，感受到剧本所写的“从依赖到心动”的细腻转变。爱情成了纸面上的文字，而非两个人物之间流动的电波。

这种观感上的两极分化，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代表演评价中一个核心困境：当演员试图摒弃“演”的痕迹，追求极致的生活化与内敛时，如何让观众接收到那些被刻意隐藏、甚至弱化的情绪信号？如果这些信号微弱到近乎无法被普遍感知，那么是观众的审美需要“进阶”，还是演员的“克制”本身在执行上出现了偏差？

审美裂痕：谁在定义“真实”？

这场辩论的深层，是表演理论与观众审美的时代性变迁。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演员完全沉浸、与角色合一的“体验派”，到布莱希特主张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引导观众理性思考的“间离效果”，关于什么是“真实表演”的定义，本身就在不断流动和刷新。

社交媒体时代加剧了这种审美的多元化与参与感。观众不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终端，而是热衷于解读、评判甚至共创表演意义的积极参与者。一部剧、一个角色的“完成度”，某种程度上已经从演员单方面的责任，转变为演员、导演与观众三方共同构建的结果。当陈飞宇的“克制”表演遭遇大规模“木讷”的质疑时，反映的或许不仅是演技问题，更是不同审美体系之间的直接碰撞。

这让人想起易烊千玺的表演进阶之路。在《少年的你》中，他依靠强烈外放的情绪冲击力征服观众；而到了《小小的我》饰演脑瘫患者，以及后续作品，他开始有意识地收敛锋芒，转向对“控制”和“微表情”的探索，追求在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他的转型之所以相对成功，是因为其“收”建立在扎实的“放”的基础之上，且每一次“收”都精准地找到了与角色、与观众沟通的频道。观众能清晰感知到那份被禁锢的渴望与坚韧。

反观《纯真年代的爱情》，陈飞宇试图一步迈入“极致内化”的领域，但或许在“收”与“放”的转换节奏、以及在“空白”中构建“实感”的技术层面，尚存磨合的缝隙。他的“贵公子”气质与年代所需的粗粝感之间的些许隔阂，可能也加剧了这种观感上的“悬浮”。

表演的尺度：技术理性与主观感受的永恒对话

那么，表演的尺度究竟该如何拿捏？何时该“收”，何时该“放”？这首先取决于角色定位。同样是失忆，《记忆碎片》中为创伤所困的寻找与《纯真年代的爱情》中浪漫化设定下的纯爱萌芽，其表演方式必然南辕北辙。其次，导演的调控与剧本的支撑至关重要。导演是否明确要求了这种“克制风格”？剧本是否为这种内敛表演提供了足够丰沛的细节和情境，让演员有空间去“做减法”而非“显空洞”？

更深层地看，在流量与话题主导的市场环境下，年轻演员是否也因害怕“过度表演”、“油腻”的批评，而趋向于一种更为安全、保守的表演策略？这种策略规避了风险，但也可能错失了塑造鲜活人物的棱角与火花。

归根结底，表演的本质是一场对话，一场发生在演员与角色、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复杂交流。评价表演，永远游走在技术理性与主观感受的模糊地带。陈飞宇在《纯真年代的爱情》中的尝试，无论被视为一次勇敢的“克制”冒险，还是一次有失水准的“木讷”演绎，其引发的广泛争议本身，就具有价值。它迫使我们去思考：在当下这个审美日趋分众化的时代，我们究竟期待看到怎样的表演？是瞬间的情感暴击，还是细水长流的内心暗涌？是精致的准确，还是带点毛边的真实？

这场关于“失忆演技”的辩论，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表演艺术的永恒魅力与无尽难题。当镜头再次对准筒子楼里那双被争议环绕的眼睛时，我们寻找的，或许不只是方穆扬的灵魂，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表演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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