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跑到国外就万事大吉!白鹿和曾舜晞在首尔街头,手指紧紧缠在一起的瞬间,还是被路过的路人用手机咔嚓拍下,当时两人身边都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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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农历大年初三,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春节的团圆氛围里时,演员白鹿、曾舜晞,连同《临江仙》剧组的另外两位朋友梁永棋和陈鹤一,悄悄登上了飞往韩国首尔的航班。 这是一次纯粹的私人团建,没有助理,没有保镖,四个人穿着卫衣牛仔裤,像普通游客一样,在弘大商圈压马路,去看闺蜜宋雨琦所在的(G)I-DLE女团的演唱会。他们或许以为,换一个国家,换一种语言,就能暂时逃离国内无处不在的镜头和审视,享受片刻朋友间的松弛。

然而,就在首尔街头,他们手指无意间交缠的瞬间,还是被一个路人的手机“咔嚓”一声定格了下来。 画面迅速传回国内,登上热搜,一场关于“内娱清流友谊”还是“恋情实锤”的全民解读狂欢随即开始。 有人赞叹这是“神仙售后”,羡慕他们戏外真挚的友情;也有人拿着放大镜分析每一个眼神和动作,试图从中抠出“CP成真”的糖点。 这场发生在异国他乡、本应私密的友人聚会,在数字时代的光速传播下,瞬间失去了所有的私人属性。

这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八卦。 它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碎了许多人,包括明星自己,可能残存的一个幻想:跑到国外,就安全了。 当白鹿可以用流利的韩语与当地粉丝暖心交流,叮嘱对方“注意保暖”时,她或许没想到,自己与朋友的私人时光,依然会通过另一种语言的社交网络,被千里之外的公众事无巨细地审视和消费。

地理上的国界线,在移动互联网和全球化社交媒体面前,早已形同虚设。

你以为躲到国外就万事大吉了? 太天真了。 如今的隐私侵犯,早已进化成一条跨国、跨平台、高度产业化的黑色链条。

它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狗仔队长焦镜头,而是渗透进数字生活的每一个毛孔。

2025年11月,央视曝光了一条触目惊心的买卖艺人隐私链条。 航空公司的外包客服人员舒某,利用职务便利,用纸笔偷偷记录下艺人的航班信息、身份信息,然后以每条50元到80元的价格出售给下家。

这些信息经过层层转手加价,最终流向代拍和私生饭手中。

在这条产业链上,明星的一切都被明码标价,低廉得令人心惊。 根据调查,一个明星的身份证号码可能只卖35元,手机号50元,航班信息100元,而家庭住址、酒店房号等更为私密的信息,则价格更高。

有了这些信息,代拍们可以像幽灵一样精准地出现在明星出现的任何角落,无论是北京的机场、上海的酒店,还是首尔的街头。

2024年,这个灰色市场的规模据估计已达到800亿元。 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所谓的“国外”,对于这条产业链上的狩猎者而言,无非是机票价格不同、蹲守地点变化而已,狩猎的逻辑和手段一模一样。

技术的“平权”让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爆料者。

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一台移动的监视器和广播站。

白鹿和曾舜晞在首尔被拍,拍摄者并非职业狗仔,只是一位普通的“路人”。

但这位路人按下快门、上传社交平台的瞬间,就完成了一次全球性的隐私曝光。 算法推荐机制则像一台高效的放大器,将这种偶发事件推送到无数可能感兴趣的用户面前,瞬间点燃讨论。 平台追求流量的本能,使得这种未经当事人同意的私人影像,往往能获得比官方宣传物料更高的关注度。 于是,偶遇、偷拍、路透,成了娱乐内容生态中一种成本极低、收益却可能极高的生产方式。

法律和文化的差异,有时反而成了保护伞的漏洞。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隐私权、肖像权的法律界定和保护力度不尽相同。

在公共场合拍摄他人,在某些地方的法律框架下可能处于模糊地带,这给维权带来了额外的困难和成本。

即便是在隐私保护法律相对完善的韩国,类似的问题也依然存在。

2025年5月,韩国虚拟男团PLAVE的所属公司就发布严正声明,称团队频繁遭受部分恶意粉丝持续性跟踪、个人信息泄露及言语骚扰,并表示将依据韩国《跟踪犯罪惩治法》采取最强硬的法律手段,追究刑责并索赔。 这说明,隐私侵犯是一个全球娱乐圈共同面临的顽疾,并非中国独有。

那么,当隐私的围墙在全球范围内坍塌,明星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他们的生活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风险评估”。 一次普通的牵手,在镜头下可能被解读为恋情曝光,需要团队计算公开与否的公关风险;一次朋友聚餐,需要评估在场人员、餐厅私密性,以防被过度解读;甚至回一趟家,都要警惕是否有代拍或私生饭在小区蹲守。 演员张凌赫在2025年3月发布的维权声明中揭露,有私生饭长期蹲守其公寓与酒店,并通过“代拍服务”获取其行程信息,甚至在二手平台以99元至9999元不等的价格叫卖。

更极端的案例是,有私生饭跟踪女演员朱锐长达六年,甚至为了接近她,应聘成了她所住小区的保安。

这些行为早已超出了“狂热粉丝”的范畴,构成了实实在在的违法甚至犯罪。 跟踪、偷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这些行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都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更是新增了“行为禁令”条款,对于滋扰、纠缠、跟踪等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公安机关可以责令行为人一定期限内禁止接触被侵害人,屡教不改者将面临拘留。 2025年,北京互联网法院甚至对长期造谣者发出了“限制消费令”,明星维权从民事赔偿升级到了让侵权者“寸步难行”的程度。

然而,法律的牙齿并非总能迅速咬到痛处。 维权成本高、取证难度大、部分行为人利用未成年人身份作为“护身符”,这些因素都让明星在面对隐私侵犯时常常感到无力。 张凌赫工作室在声明中提到,他们对一名未成年私生饭选择了谅解并交由其母亲管教,但对方反而变本加厉。 这暴露出在遏制此类行为时,法律惩戒与家庭教育之间的脱节。

更令人深思的是公众态度的分裂。 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离作品近一点,离生活远一点”,尊重艺人的私人空间。 白鹿曾舜晞韩国行被曝后,不少网友就发声呼吁减少跟拍,关注作品。

但另一方面,市场对于明星私生活的好奇和消费欲望从未减退。

一张模糊的“恋情实锤”路透图,带来的流量可能远超一部精心制作的宣传片。 这种矛盾的需求,构成了隐私黑产赖以生存的土壤。

平台在其中的角色也颇为暧昧,它们既是侵权内容传播的渠道,有时也是流量利益的受益者。

一条“明星疑似恋情”的八卦推送,带来的点击和互动,最终都转化为了平台的商业价值。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诡异的循环:公众(或部分公众)消费明星的隐私——市场需求催生代拍和私生饭产业——产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并贩卖隐私——隐私被曝光后引发新一轮公众消费。 在这个循环里,明星本人成了被围观的商品,他们的喜怒哀乐、亲密关系、衣食住行,都被切割成明码标价的碎片,供人消费和谈论。 正如那篇引发讨论的文章所言:“在镜头面前,没有情侣,只有艺人。 ”

白鹿和曾舜晞的韩国之行,之所以被冠以“内娱清流”的赞誉,恰恰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在当下环境中近乎奢侈的状态:没有剧本,没有营业,只是朋友之间一次真诚的相聚。 但这种真诚,在抵达公众视野的瞬间,就被迫穿上了各种解读的外衣。 人们赞叹其珍贵,正是因为深知这种“无目的”的社交在娱乐圈的稀缺。 当每一次互动都被预先置于公关风险评估的天平上,真实便成了最先被牺牲的东西。

所以,别再天真地问“他们为什么不躲到国外去”了。 当一张身份证号只值35元,当一条航班信息可以轻易越过国境线,当每个人的手机都可能成为监视器时,这个世界早已没有绝对安全的“远方”。 明星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高度连接、高度透明的数字时代,每个人隐私边界都在不断被侵蚀的一个极端缩影。 我们讨论明星的隐私,不仅仅是在讨论娱乐圈的生态,更是在追问:在技术无限放大窥探能力的今天,一个普通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有自己那份“不被观看”的生活? 当“别以为跑到国外就安全了”成为一句无奈的调侃时,它所指向的,是一个关乎我们所有人的、更为普遍和严峻的现代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