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人公多萝西娅是践行情感真理的代表，她的座右铭是：“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什么？难道不是互相帮助让彼此的生活好过点吗？”但无私如多萝西娅，也经历了逐步走出自我中心的过程。她一开始怀着理想主义的热忱、不顾众人反对嫁给了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老学究卡苏鹏，认为他是当代弥尔顿。婚后却发现自己的情感诉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卡苏鹏的研究事业也没有她想象中宏大。这双重失望令她在度蜜月时与卡苏鹏第一次爆发了争吵。但爱略特在叙述中并没有站在多萝西娅这边，过度谴责沉迷研究、不近人情的卡苏鹏，而是自如地在两者的视角间切换，分别描写他们的动机与感受，展现了他们不同的困境。爱略特揶揄道：“多萝西娅本以为她会对‘弥尔顿’很有耐心，但她从未想过‘弥尔顿’会这样对待她。”这种理想化的破灭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也正是这种痛苦促成了她的觉醒。正如叙述者所言：“她对丈夫内心的痛苦一无所知，正如他对她的烦恼毫不了解一样。”她逐渐意识到，那个在她眼中枯燥乏味的丈夫，内心深处也隐藏着值得同情的挣扎——他“也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自我，对他而言光与阴影的角度势必不同”。这种对他者独立存在的认知，标志着她真正走出了自我主义，获得了对世界更广泛的理解。 但多萝西娅的道德成长不止于此，她不仅走出自我主义，更将同情转化为了行动。多萝西娅在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时实现了斯宾诺莎所谓的从本能到责任的转化。斯宾诺莎视“自我利益”为人类行为的原动力，但他也认为，人类通过理性反思可以认识到，既然我视自己为至高无上，我的同胞亦视自身为至高无上。人类因而能够将这种自我保存的本能转化为利他的道德责任。起初，当多萝西娅误以为爱人威尔与利德盖特的妻子罗莎蒙德有私情时，她完全被愤怒驱使，充满了“嫉妒的义愤与厌恶”。然而当她想到利德盖特面对的困境，瞬间平息了怒火，转而寻求一种内在的“至善”（the perfect right）来指引自己的行为。她经历了整晚的痛苦挣扎，在清晨时方冷静下来看向窗外。她看到路上背着行囊的男人，怀抱婴儿的妇人，还有田野间带着牧羊犬的牧人。她感受到了世界的广阔，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这不由自主、搏动不息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她既不能躲在奢华的庇护所里做一个纯粹的旁观者，也不能因自私的抱怨而对他人闭目不视”。同情将她与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转化为一种驱动行动的力量，促使她投入尘世，履行自己的责任。她的同情感染到了自私冷漠的罗莎蒙德，后者向她澄清误会，间接促成了她最终与威尔的结合。婚后她支持威尔参选议员、推动改革，她的同情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米德尔马契》的终章，爱略特感慨多萝西娅的命运：“她美好的品性，正如那条被居鲁士大帝堵上的河流，被分散成无数不知名的溪流，在世上流淌。然而，她对周围人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因为这世上善的增长也是部分依靠于这些籍籍无名的善行；我们的境遇不至于那么悲惨，也一半归功于这些默默无闻过完一世，最后安息在无人吊唁的坟墓中的人们。”爱略特以河流为喻表征同情的力量，这正是当今情感疏离的社会急需的解药。在日益原子化的时代，个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情感孤寂，而重读爱略特的作品，或许能让我们重拾情感真理，修复断裂的纽带。正如克莱尔·卡莱尔在《将过去抛在身后》中所言，“爱略特深知，情感真理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层层叠叠的，蕴含深刻的内涵……她寻觅真理，并非为了形成简短的定义或者道德评判，而是为灵魂创造空间，供其成长，让它保持好奇，让灵魂永远鲜活” （260-261页）。这种文学的力量，指引我们跨越隔阂，在对彼此的理解与责任中，携手去修补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