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将相霸占文艺舞台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家人最近迷上了电视连续剧《太平年》，我却无心去看。一是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太残酷了，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些人居然展示得有声有色。二是对于帝王将相，我从来就嗤之以鼻。他们也是凡人，无非风云际会得势罢了，电视剧编的那么英雄气，假的。

由此涉及到关于文艺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歌颂帝王？这是一个在文学艺术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在历史长河中，帝王将相形象始终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自有剧场出现，他们总是舞台上的主角。最近一些年的历史演义小说和电视剧，写手和编导者们一次收割观众，已成为一种常态，而芸芸众生也乐意被收割。

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康熙，从《汉武大帝》到《甄嬛传》，还有二月河之流的雍正，姚雪垠之流的李自成，真假帝王的身影在文学、影视作品中频繁出现。

帝王将相题材的文艺作品往往陷入某种创作惯性：宏大的叙事背景、波澜壮阔的史诗感、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创作者们将帝王塑造成睿智、英明、深谋远虑的形象，赋予他们拯救苍生、开创盛世的英雄色彩。其实，这种叙事方式背后，潜藏着对历史理解的简单化。

历史上的帝王统治，本质上是专制制度的人格化体现。帝王手握生杀大权，其决策往往凭借个人好恶，而非民主程序。当我们过度歌颂某个帝王时，实际上是在美化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唐太宗为例，固然有“贞观之治”的盛况，但“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同样不可抹去。文艺作品若只呈现前者而遮蔽后者，便成了片面的历史书写。

更深层次看，连篇累牍歌颂帝王，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的历史观。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叙事，常常将历史发展归功于少数“英雄人物”的英明决策，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历史主体性。这种英雄史观与唯物史观存在明显张力，可能使人们难以全面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动力。

近代文学批评中，曾经严厉批判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舞台，教员曾怒批当时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强令这样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提倡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写时代的英雄人物，风行一时的有“三突出”的写作模式。

我未必完全赞成这种文艺理论，因为社会生活是多元化的，文艺表现的对象也要多元化，不能只指向某些层面。帝王将相占据文艺舞台，确实不可取。我历来主张不要给文艺戴上某种金箍棒，写自己熟悉的事，写自己熟悉的人。即便写的是历史人物，本质上是作者把自己的感受叠加在历史人物之上而已。所谓借古讽今，就是这个道理。

文艺创作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应当在审美价值与历史真实之间寻找平衡。我不否定帝王题材的创作价值，而是提倡一种更加辩证、多元的视角。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既展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又保持对历史的批判性思考；既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又坚守正确的历史观。

有一些文艺作品开始尝试新的叙事方式。《大明王朝1566》通过展现嘉靖皇帝与海瑞的冲突，揭示了专制制度的结构性矛盾；《琅琊榜》虽是架空背景，却通过对权力中心的描写，展现了制度与人性的纠葛。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批判帝王，但通过对权力运作的深入刻画，引导观众思考权力与制度的关系，很是值得深思。

文艺创作应当关注更广阔的历史图景和人民大众的生活。帝王只是历史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而非历史的全部。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是一句瞎话，是对历史最想象的总结。那些无名者的故事、普通人的命运、日常生活的变迁，同样是值得书写的题材。当文艺作品能够平等地关注不同历史主体的命运，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将更加立体、多元。

文艺作品歌颂帝王是否是好现象？非也！这种现象需要警惕，因为它可能导致历史认知的偏差和审美趣味的单一。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应当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以更加开放、批判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引导公众形成科学、全面的历史观。

作者张效雄，湖南湘阴人，生长于国营汨罗江农场（现岳阳市屈原区）。湘潭大学七七级中文班学生。记者出身的作家。高级编辑，教授。曾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日报社（集团）副总经理。湖湘文化和湘菜文化研究专家，美中餐饮业联合会高级顾问。获得过湖南省青年文学创作竞赛一等奖，被网友投票评为湖南省网络达人第一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风起》，散文集《寻觅天簌》，随笔集《蓉园笔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