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北漂”负债50万，在横店靠短剧翻身｜新春走基层

2026-02-24 14:10 内地明星 1 0

杜成的故事，折射出了一个新兴产业如何改变和影响着千万普通人的命运。

文｜《中国企业家》见习记者陈浩

记者马吉英

见习编辑｜张昊编辑｜马吉英

图片来源｜受访者

1月临近春节，杜成仍然开机了一部新电影。

这是他的梦想。电影改编自他2018年创作的小说《我的青春路过你的锦年》，该小说此前已经拍过网大、网剧、短剧版，这次再进一步——开拍院线电影。回到5年前负债50万元被迫离开北京的那一天，他想都不敢想。

在造梦的影视圈，有人靠资本、有人靠天赋，杜成则是从“泥”里硬生生蹚出一条路。

1991年出生于朱元璋的故乡——安徽省明光市的一个村子，家庭条件有限，但他从小一直有个文艺梦。在安徽科技学院读书期间，多次发表诗作，那时他自认为是一位“崭露头角的90后诗人”。2012年毕业后，他不顾父亲反对放弃教师工作，带着对文学和电影的狂热踏上了“北漂”之旅。

然而，现实给了他迎头痛击：被“假剧组”骗钱、摆地摊被城管赶，靠贴手机膜才勉强过活。为了拍电影，他砸锅卖铁，众筹、借款，虽然作品艰难上线，却未获得多少经济收益。随之而来的是生活的重创：闪婚闪离、独自抚养女儿，还背负了50万元的债务。

2021年，他离开北京，南下横店。在这个被称为“东方好莱坞”的小镇，他赶上了短剧爆发的风口。

从影视制作转型做版权发行，凭借极具性价比的“买断”策略和对全渠道的死磕，他顺利抓住了红果等短剧平台的增长红利，迎来了人生的绝地反击——2025年，他发行了近150部短剧，全年营收近500万元，彻底还清了债务，甚至有了投资院线电影的底气。

杜成的故事，是一部充满草根韧性的底层创业史，也是近年来中国微短剧行业狂飙突进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一个新兴产业如何改变和影响着千万普通人的命运。

我是杜成，1991年出生在安徽明光，那是朱元璋出生的地方。我大学学的是中文，那时候很喜欢写诗，当过文学社社长，作品在《诗刊》也发表过。上大学时，我看陈思诚自编自导自演的《北京爱情故事》，非常向往北京，一心想在那里闯出一番事业。

刚毕业那会儿，我跟同学一起被校长推荐到浙江金华横店一所小学实习。那是我第一次来到横店，当时条件很艰苦，私立学校的宿舍连墙都是用木头堆起来的，晚上睡觉都感觉不安全。

实习了一个月左右，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招聘跟组演员的消息——月薪5000元到1万元，还管吃住。我跟同学说要去北京当演员，他笑话我：你长这样子当什么演员，真是搞笑。我不服气，还是带着全部家当500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北京。

结果那是个骗子公司。他们要收服装费、保密费、培训费，一开始要两三万元，后来看我没钱，就问我有多少。我身上只剩113元，最后被骗走了100元。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不对劲——好多男孩、女孩都说是来“跑龙套”的，交了钱却演不了戏，有的连工资都拿不到。

被骗之后，我在北京处处碰壁。先去找了在北京大学当保安的哥们儿，他买过我的诗集。他建议我去当保安，但我面试时可能说话太狂妄，把保安队长得罪了，没成功。后来我开始摆地摊，卖过袜子、水果、土豆和茶叶，甚至去发传单、送外卖，但根本挣不到钱。冬天的时候，我连一件羽绒服都买不起，只买得起一个马甲，在地铁口摆摊，冻得我手脚发麻。

让我真正在北京生存下来的，是手机贴膜。

2012年冬天在天通苑地铁站，我遇到一个叫张飞的内蒙古小伙在贴手机膜，一个小时就挣了几百元。我当时在他旁边摆摊卖手机壳，一天才卖几个。一开始我向他讨教，他还不愿意教我。直到有一次，来了一个人突然一脚把摊子踢翻了，说他抢地盘。我一下站起来和他一起阻止对方，那人看我们气势比较足，就走了。

后来张飞愿意让我站在旁边看着学习，三天后我就找了个天桥“自立门户”了。贴膜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不容易。当时用的是三层手机膜，需要用11号手术刀片刮，有一次给人家新买的手机划破了，对方还报警了。当时我吓坏了，警察来了说这是民事纠纷不归他们管。后来我去商场给人家买了一个手机壳，又贴了一张新的膜，才算了事。

手机膜的成本很低，最多5到10元，所以利润还不错。我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1万元出头，最少也有六七千元。2013年，我还开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手机配件店。

我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真诚，经常送防尘塞和手机壳给顾客让利，贴的膜起泡了免费清理或换新。

这种“吃亏”的真诚，为我后来的人生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有一个顾客在影视公司当编剧，他送了我一本书叫《编剧：步步为营》。他让我给他当“枪手”写剧本，给钱但不挂名。当时我一直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的青春路过你的锦年》，就拒绝了。结果写完后，我找了好几家出版社，他们都说我没名气，只能自费出版，要几万元。我没那么多钱，就暂时放下了。

2016年是个转折点。我的另一个贴膜顾客在做“群头”，他带我去了一些正规剧组跑龙套。我去过郭靖宇的《娘道》剧组，干了三天，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正规剧组。我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像郭敬明、韩寒那样拍出来上映，自己当导演，会不会是另一种人生？

首先是写剧本。我把那本《编剧：步步为营》翻得书封都掉了，还去横店跑了一个多月的龙套，了解剧务和现场拍摄。

写完剧本后，最大的问题是钱。我原本想众筹，但在众筹平台上只筹到了3000多元。我当时很沮丧，在朋友圈发了个动态。没想到，一个叫李军伶的老顾客看到了，主动联系我，说她和弟弟愿意投资10万元。

我曾在李军伶家楼下贴了两年手机膜，她每次贴膜都来我这里。她比我大20岁，1972年出生的，主要做代理记账和理财，我叫她李大姐。因为我贴膜认真，服务态度好，她觉得我靠谱，愿意相信我。我当时跟她说，第一次拍电影，如果能成功，可以帮你们都挣到钱，如果不成功，也能挣个名气。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电影怎么挣钱，就是想当导演，觉得剧组都听导演的，很有成就感。

那完全是个草台班子。为了省钱，我从母校拉了场地赞助，在横店花四五百元一天找了便宜的摄影师和化妆师。拍完之后发现钱花光了，没留后期剪辑的钱。我一边赚钱，一边找老乡兼职帮我剪，他用大半年的业余时间做了粗剪。后来因为画面没调色，没通过视频平台审核。

我在朋友圈发牢骚，引来了贾樟柯导演的徒弟老田。他很仗义，一分钱没收，从山西运城专门跑来北京，在我那里住了7天，帮忙把片子调成了《盗墓笔记》同款的经典色调，这才通过了爱奇艺的审核。

2017年10月8日，《我的青春路过你的锦年》网络电影在爱奇艺上映。虽然最后只挣了几千元，但我觉得至少迈出了第一步。

拍完电影后，我又花了两年时间出版小说。2018年6月，《我的青春路过你的锦年》正式出版，次年出了第二版。我搞了十几场新书签售会，但出书也不挣钱，印一次给一次稿费，一次就几千元，几年下来就卖了几万元。我当时想走郭敬明、韩寒那种文学与商业结合的路线，但现实很骨感，只能靠兼职贴膜维持生计。

事业不顺，我的家庭也迎来了剧变。2018年我和前妻认识不到三个月就闪婚了，买房、彩礼全是借的钱。到了疫情期间，我连续没有收入，信用卡、消费贷和安徽老家的房贷，加起来负债高达50万元。最局促的时候，我连100元都拿不出来。最终在2021年，前妻回到了江西，我们办理了协议离婚。

我觉得在北京待了快十年，钱没挣到，家也散了，满脑子都是痛苦的回忆，再待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我放弃了在北京成就大事业的梦想，南下去了横店。2012年我实习的学校就在横店明清宫附近，结果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

其实促使我来横店的，不仅是感情上的逃避，更是因为这里影视制作成本低，找人、找器材、找影棚非常方便，人脉圈子也更好接业务。

我很早就接触短剧了。2020年时，百度有个短剧App叫“番乐”，对外说有保底——每集一万多元。我去拍过，但拍完不久那个业务就关闭了。后来九州也找我拍过，给《神豪赘婿》拍了34集，不过赚到的钱很少。我发现如果是做承制方，最终挣钱的都是平台，我们还要垫钱拍。15天之内必须交片，不交片要赔15万元违约金，挣不到钱，还要倒给平台钱，太不划算了。

我果断转型做发行。做导演期间，我虽然没钱，但只要有朋友来横店，都会宴请他们。我舍得放弃眼前利益，看重长远合作，所以积累了不错的人脉。

很多拍完的剧首轮在平台播完回本后，就不在乎二轮版权了，我就去收这些剧的二轮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