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舞蹈学院门口，一个穿军裤的瘦高个拦住刚下芭蕾把杆的姑娘：“我叫王朔，写小说的，想认识你。”姑娘把擦汗的毛巾往脖子上一挂，笑出虎牙：“沈旭佳，跳舞的，没空。”——这是1984年，王朔的饭馆刚倒闭，兜里只剩粮票；沈旭佳的毕业汇演门票，被校内黄牛炒到五块一张。
三个月后，玉渊潭野湖，两人裹着同一件军大衣分烟头。沈旭佳说“我想跳《天鹅之死》”，王朔说“我想写死不了的人”。湖水腥，风割脸，他们给对方背歪果仁名：玛格丽特·杜拉斯、阿兰·罗伯-格里耶，背错一个，罚喝一口二锅头。那天夜里回城，323路末班车空荡，王朔突然说：“要不咱俩一起写个小说，你出舞，我出字，赚了稿费给你买真天鹅裙。”小说真的写了，叫《浮出海面》，印了三万册，稿费一千八百块，离天鹅裙还差九百二。
东方歌舞团的大门更贵。沈旭佳考进团那天，人事干部把档案往桌上一摔：“谈恋爱可以，别找个体户。”王朔蹲在门口台阶，数着蚂蚁等消息，傍晚团里下班，沈旭佳把工会发的搪瓷缸子往他怀里一塞：“以后用它喝水，别用酒瓶子。”搪瓷缸子掉漆，杯口磕得坑坑洼洼，王朔一用就是四年，写稿时候放左边，烟灰弹进去，泡出来的茶都是烟味。
日子紧巴得明明白白：沈旭佳丢了一件从上海托人买的皮夹克，第二天裹着王朔的棉袄去排练，腰上用围巾系死扣；王朔把她的旧红绒衣套在自己身上，袖口短一截，写字时露出手腕，冻得通红。稿费千字二十五，他熬夜写七千，交房租、买奶粉、剩下一百二，两人去莫斯科餐厅点了一份奶油烤杂拌，服务员刚走，沈旭佳把上面的奶皮全刮到他碗里：“你脑仁儿需要油。”回家路上下雪，自行车链条断了，王朔推着，沈旭佳坐在后座，一手扶车把，一手给他捂耳朵，嘴里还哼《四季歌》，跑调到西伯利亚。
1988年，离婚证比结婚证颜色浅，章却一样红。沈旭佳搬出团结湖那间朝北的屋子，留下半瓶雪花膏、一摞练功照。王朔把搪瓷缸子带去新房子，继续写，写《动物凶猛》，写《看上去很美》，写到最后自己说：“笔调软了，不狠了。”有人替他算过，那几年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一半以上会跳芭蕾，在月光里踮脚，一转身就看不见。
去年冬天，有年轻记者在朝阳公园碰见王朔，问他最难忘的场景。老头把羽绒服帽子往头上一扣，憋半天憋出一句：“玉渊潭的湖水，真他妈凉。”说完就走，雪地上留下两排歪歪扭扭的脚印，像谁当年没跳完的舞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