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里一条条黑边消息蹦出来的时候，超市的糖果区还在放新年歌，走在收银台前的人提着米面油，心里盘算着年夜饭。偏偏这个时候，一连串名字扎进眼睛，冷不丁就让人想起那句老话：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谁先到。

先看那个年轻的身影，气息最令人难受。新疆的舞蹈老师万小艳，才三十一岁。本来排练已经安排好，她要上台跳一支新编的舞，临近演出却一直高烧，抗生素打了好几天还是不退。去医院一查，确诊是EB病毒相关嗜血细胞综合征，这个名字读起来拗口，背后是免疫系统乱了套，病情走起来像发疯，进展快，很多人根本来不及反应。为了救她，丈夫把房子车子都处理了，首饰也能变现的就变现，把人往北京送。命运像开了个玩笑，配型成功了，大家看到了希望，手术前一天病情突然恶化，窗口在眼前关上。她其实怕针，也怕吃药，但那两个多月，硬抗着，没喊一句退缩。丈夫生意不顺时，是她靠跳舞支撑半个家。这样一个人，说温柔不夸张，说能干也不为过。她的时间停在了三十一岁这个数字上。

再翻到银幕上那张亲切的脸。陶玉玲，大家喜欢叫她“国民影后”。她出道不靠噱头，一部柳堡的故事，二妹子让人记住了那个年代的甜与苦；后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军嫂春妮的形象立在那里，柔里有韧。获奖不稀奇，她拿过太多，重要的是她一直在拍戏，沉寂了很久再出现也不偷懒。抗病这件事她做了三十多年，别人讲起来会有点传奇感，她本人却一直把事压在心里，笑着上台，笑着做推广，把旧作翻出来让年轻人知道，这些片子值得看。她走的时候九十一岁，每个数字后面都是故事。

和电影里打起来的那种热血不同，真正的动作设计在背后。袁祥仁出身武术世家，哥哥是袁和平，他自己也总有人认错。黄飞鸿拿了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不靠运气。他参与过功夫，太极张三丰，后来还跑到好莱坞帮夜魔侠折腾动作。他以演员身份也很能打，“乞丐三部曲”让一代人的笑点和泪点都挂在他脸上。晚年生病，坐轮椅还在片场，有人看见他出现在小成本项目就乱扣帽子，说落魄，这些话传得快，真伪常常没人在乎。说他只会演某类角色的人也有，结果翻翻片单，戏路其实挺宽。他在今年一月一日走了，香港的医院里，七十九岁。

很多人的历史课本都没提过他，但多数人的电视机里留着他的痕迹。九四版三国演义的分集导演张中一，那部戏的气口至今还在网上被反复讨论。他做过卧龙吊孝，姜维之死，三分归晋，这些段落的调度不是随手为之。诸葛亮撞棺那场，他打破了仪礼的常规，让情绪抬到读者心里去；姜维那段，他把血腥拐了个弯，保住了戏的味道不被噱头盖过。他在采访里抛过一句重话，“导演得有骨气，该不该被资本摆弄心里要有杆秤，糟蹋艺术那我自己滚。”这话现在还是硬。二月八日下午，他因病离世，七十四岁。

球局的那边，棋盘上曾经刮起过“聂旋风”。聂卫平，这个名字在八十年代中日擂台赛里被喊到沙哑，十一连胜是他顶着压力打来的，围棋因此成了全民热，不少人第一次知道，黑白子比看起来要凶险。他后来带出过很多高手，常昊就是其中的代表。官方认可的“棋圣”不只靠名号，还靠几十年的积累。可围棋之外的生活没有滤镜，三段婚姻，感情里的风雨难以遮掩，家庭关系裂缝留下的伤痕也是伤痕，个人习惯和舆论争议也时不时冒头，比如那次在二〇〇八年，他对执教美国队的郎平发了火，话说得直，舆论就轰。世界大赛里有三次摸到决赛却都没拿到冠军，这些遗憾他自己最清楚。人走了，争议不会自己消失，但那些胜负和他推开的棋路也都摆在那里。他在一月十四日晚间离世，北京，七十四岁。

音乐圈也没躲开噩耗。袁惟仁，很多节目里大家叫他“小胖老师”。他是那种不必站到台前，也能把歌做得进骨头里的人，《征服》、《梦一场》这些大众耳熟的歌背后有他的手。综艺里当评委，他的评价很少拖泥带水。人生却突然被病掰断了方向，脑瘤之后他成了植物人，卧床八年，这个“八年”把不确定拉成了漫长。他的感情生活被媒体盯过，离婚之后的抚养费纠纷一度闹得很大，外界对他身为父亲的责任也有不少讨论。喝酒这件事也让人吐槽，很多人把它指向身体垮掉的原因。二月二号上午，他在家里离开，五十七岁。

戏曲的舞台上，弦一响就是几十年。李正午的板胡声在洛阳的戏台上飘了很久，国家一级琴师，跟团里干过一辈子，清亮的音色，带劲的拉法，老戏迷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谁。他不只拉，还教，侄子李洪超也被他手把手带起来，后来在配乐上敢动敢试，能把老东西生出新意。有人觉得他的技法太守，跟年轻人的审美有距离，这样的质疑戏曲领域一直有。他其实没闲着，在自己的路上趴着走，六十三岁这天倒下了，二月八日下午。

书桌那边，红楼梦的注脚永远写不完。滕云先生在天津做了很多年媒体，也在红学研究里扎了很久。他做顾问，也写也讲，更多时候他把古典文学的门槛往下搬了一点，让普通读者可以进去看不用被密密麻麻的术语吓走。他的解读因此被一些学者挑剔，认为过于通俗，怕把悲剧的深处给稀释了；也有人说他有些观点太主观。但客观来说，他确实把古典文化带到了更多人的视野里，这件事的价值不止在学术会议里。二月一日，他在天津因病离世，八十八岁。

这些名字凑在一起，像是不同年轮上的一圈圈纹理。有人在赛场里把子落到眼前，有人在镜头里把戏抻到极致，有人在琴弓上拉出悲喜，有人在书页之间翻译深意。互联网把他们的争议和光亮全部摊开，谁都躲不过。公和私放在一起，就像同一张纸的正反面，观众更愿意看正面，但现实会提醒你，反面也是真实存在。

看见三十一岁的数字心里一紧时，会忍不住想医疗这件事到底有多难。罕见病这个词，听上去已经有一层疏远感，治疗路径曲折，花费大得惊人，最可怕的是“不确定”。配型成功像天边亮了一条缝，却在第二天收回了光。站在病床边的人，没得选，只能硬撑，这种硬撑在每个家庭里都很具体，卖房卖车不算文案，是账本。

再扯到老戏骨的坚持，其实是一种笨办法。陶玉玲几十年如一日，最值钱的不在纸面上的奖，而是她面对镜头时没有敷衍。袁祥仁轮椅上也要把动作排好，哪怕镜头只有五秒。张中一不肯在戏里哭着投降给资本，观众会觉得痛快，因为大家都看过很多被资本拆得稀碎的好东西。

当年围棋的风潮是聂卫平打出来的，这个事实早就写进了许多人的记忆。个人生活里的裂缝确实也在，他的言行给自己加了不少难题。公众人物的复杂性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我们以前没这么近距离看见，现在手机往上一滑，每一段婚姻的波折都能被拖出来讨论。人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功过并存这件事？你可以尊重他的棋路，也可以直视他的过错，这两件事不矛盾。争议会留在键盘上，但棋谱会留在记忆里。

音乐圈的讨论也一样。袁惟仁的作品让很多人卡拉OK时能唱到破音，作品的价值不会因为他的私生活争议而消失，但讨论不会消停，这是现在的舆论场。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的病和某个习惯画上因果线，喝酒这件事就被频频拎出来，不过病理的复杂性，真的比想象更多。植物人的八年，时间在他身上被拉长成一条没有风景的路，家人承担的也从来不小。

戏曲的守与变，是每代人都绕不过去的争论。李正午被质疑守旧，是因为他在擅长的板胡上一寸寸打磨得太久，年轻人的审美要快一点、亮一点、混一点，他并不拒绝变化，但也不愿意把根拔掉。这种不着急改变的姿态，在流量里很难被理解，但在戏台上往往能传下去，靠的是耳朵和手的记忆。

红学的争辩更是常态。滕云把门槛降低，容易被学术圈挑毛病，可公共传播从来需要有人当桥梁。很多人是听了他讲解才愿意重新翻开那本书，进去了以后再去读严肃的论文，也许就是一条路径。文化的传承，不是一条路上只有一种速度。

这一串讣告并没有谁先谁后，消息的顺序只是算法的排序。有人刚刚准备置办年货，有人刚刚在地铁上把手机滑到他们的名字，然后在心里留了一分钟的默念。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领域，曾经占据过我们的时间，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不必把他们变成完美的图像。真实比完美更重要。把他们做过的事记住，把那些争议摆在台面上，把不甘和惋惜都承认，剩下的就交给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