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喜欢留长辫子，唱花旦，辫子很重要，我演小姑娘戏，包大头都是用我自己的头发，多年来，我头发都没有剪掉。扮现代戏的小姑娘用自己的真头发梳辫子好看，用头套或用假发发死，不小心还会掉下来，翻身走个舞蹈动作都耽心。

我的头发质量很好，黑亮，柔软，浓密。我几十年的演员生活就剪过两次辫子，都不是出自我的本意剪掉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留长头发的人祸从天降，满街被人拉去硬剪掉辫子，说什么留辫子是"四旧"，是犯罪！在街上，有卷着袖子的短发红卫兵，手里拿着剪刀，看见梳长辫子的就硬拉去剪掉。还有所谓有问题的人，被剪成十字鬼头，那就不能出门，如果被红卫兵看见剪鬼头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皮带。被剪了十字鬼头就像被判了死刑。

我梳一根长辫子，这负担太重了。上街就耽心被红卫兵剪了，成天提心吊胆，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呀！

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电话铃响了，接起电话，电话里很低、又很急促的声音告诉我："赶快把辫子剪掉！不然明天一早上班要检查头发，会给你剪成十字鬼头的，你赶快自己剪掉！剪到耳朵边就算合格了。明天剧院大检查，不单剪头发，还要打人。"显然，这是我们剧院的人，但他不说名姓，他是个好心人。

挂上电话，我狠心地把辫子剪下来了。这是第二次剪辫子，我找出第一次剪掉的辫子包在一起，留起来。哪知道第二天来了抄家的红卫兵，把我家来了个兜底翻，连这两条辫子也给抄走了。

我从小留长辫，喜欢长辫子，首先是为了唱戏方便，这根辫子占去了我多少时间啊，梳辫子、洗头都要时间，那时有很多人劝我剪掉我都不剪。1951年我参军到了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我都没有剪头发。那时还请示了领导，特批我留长辫。

这样，我得说说我的头一条辫子。我第一次剪辫子，是1946年。我很小跟小白玉霜合作演戏，我们姐妹很好，她很关心我，什么都爱管着我。她看我梳着一根辫子，就说："你现在还梳一根辫子，太土气了，剪掉吧。"我一听就说："不！我喜欢，我就留着。"小白玉霜常常拿着剪刀吓唬我说："我非给你剪掉不可！"我一听就双手握着辫子说："我可舍不得！""真是土丫头！看吧，我不定哪天非给你剪下来不可，留头发是找麻烦。"

没有过几天，小白玉霜叫我一起去洗澡，到天津旧日租界福仙池，那时是有名的女澡堂。我们两个去了，她喜欢在澡堂里吃饭喝酒。我陪她吃完饭，喝完酒。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在我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把我的辫子一剪刀剪下来了，她装作喝醉了的样子："剪了，你怎么办呢？"我心疼地拿着剪掉了的辫子直哭："真剪了……是啊！怎么办哪？"她领我去了理发店，修理，吹风，做了一下头发。我看着实在不像样子，因为我梳惯辫子了。我把剪掉的辫子用一根红缎带扎起来，一直保留到解放后。

小白玉霜那时没有家，她住在天津法租界一个公寓里。我因情绪始终转不过来，还在为这根辫子流泪。小白玉霜拿出她做的两件旗袍，一样花纹，一样颜色，一深一浅，她穿一件浅灰的，我穿一件淡粉的，去中国照像馆照了两张像片，总算我的情绪稍微有点好转。这张像片，居然保留下来了。

小白玉霜劝我电烫头发，我没答应，电烫要花很多钱，我不喜欢那种烫出来的小卷，像狮子狗似的，还要经常吹风等等，我也不会。因此从这以后我又把头发留起来了，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才又把辫子剪掉。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剪掉辫子后，又和小白玉霜都被"专政"，被一同"劳改"，我们一起扫院子倒垃圾，我们不能跟"革命同志"在屋里上班，我们被关在剧院的浴室里写材料。小白玉霜看着我不讲话，闭着嘴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这回剪辫子怎么不哭了？看你那难看样，剪得这么短，活像个鸡毛掸子！"突然，旁边站着看守我们的"革命小将"大吼起来："干什么！你们还笑！不老老实实交待！出来！"叫我们两个站在太阳地里晒，站在一个凳子上晒了很久，正是大热天，晒得我们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回来后，小白玉霜又笑，偷偷地跟我小声说："别怕他们！没有什么，回家照样吃喝。别怕，这算不了什么！"我可吓坏了，紧张地对她说："你别笑，再叫他们看见，真受不了哇！""有什么受不了，他们没有什么新鲜的，大不了枪毙！吃饱了顶着他们，好好睁着眼看着他们！"

小白玉霜从来胆子大，在旧社会她见过世面，坐过牢狱，斗过青红帮头子，她是饱经恶势力欺压的，但她都没屈服过，我佩服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跟她在一起受"专政"，看见那些打人、骂人的，我很害怕，但她很沉着。不许她抽烟，等红卫兵走了，她照样抽，还吐烟圈。

在运动中她挨打最多，什么折磨都受了。她天天在剧院挨打，更苦的是回家也受气，日子真不好过。"四人帮"的一条小爬虫戚本禹说小白玉霜是白旗，一定要拔掉！大字报上点出她的名，当晚她喝了大量安眠药片自杀了！

这个从小受苦受难，没有一个亲人的小白玉霜，我的好姐姐，含冤离开了我们。她看不见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百花争艳的春天了。

从第二次剪掉辫子，我再没有留起长发了。从那以后，我也再没有演戏，开头是我被剥夺了演戏的"资格"，到1975年，我又被害得病，就更演不了戏了。转眼过了十四年，每天早起梳头时，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头发，便想起小白玉霜，想起这个"文化大革命"！两样都忘不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劳民伤财大破坏，人妖颠倒瞎胡来！"祖光是不写"文化大革命"的，可这是一段历史，总会有人把这段凶残可憎的真实经过写出来的。因为这次大破坏，使国家倒退几十年，损失太大了！我是演员，在演出上算是有点贡献吧，"文化大革命"来了，很多人被一顿闷棍迎头痛打，自然我也不能幸免。

"文革"的事，可说很多人都经历过，我写"文化大革命"，只想写一些有趣的愚蠢的事，不写那些鲜血淋漓残暴恐怖的事了，因为不值得为这桩臭事用头脑。

被关押，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普遍的事，也叫"进牛棚"，最重的是关监狱，一般的关进单位叫"关牛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很多工厂停了产、学校停了课闹革命，一些单位也都瘫痪了，"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这口号一出来就大乱了，夫妻分离的，父子翻脸的，亲朋相互伤害的，真是坏事做绝呀！

我是很幸运的没进监狱，后来专案组的人告诉我，"你没有事，就是干革命的赶时髦，北京大专院校，人家怎么干，大家就一齐学……"因此我们单位从1966年8月26日"打全堂"，就是北京市各个机关单位都打人，我们中国评剧院是打人的典型。这和我们领导一贯的做法有关，政治嗅觉非常灵敏，来得急跟得快，自我感觉最革命了。解放以来，哪一个运动，我们单位都是跑在前面，搞得热闹，还有不少创新的花招，在"文革"中，受到报纸用全版的篇幅表扬。我们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说是"革命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单位便关押人，把单位的全部走资派和所谓的"牛鬼蛇神"全关起来了，关进"狗窝"，把装煤的房子腾出煤球，用木板钉住口，下面留个出口，地上垫上草，人必须爬进爬出，随时批斗挨打，外单位的也随便进来看大字报批斗打人，这叫"革命走向社会，闹得普遍。"都是被批斗审讯的人，也有伙、帮、派。领导大小的干部们自然形成了一伙成帮，他们，相互习惯地关心帮助。我们演员一伙我和小白玉霜、魏荣元等人一起挨批斗，吃饭自然也都在一块，劳动也被分配在一块。我是从1957年就挨过批斗的，可小白玉霜、魏荣元平时是主角，政治上也没有问题，这时逃不了，他们也跟我成了一号人了。还有一些人是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等，他们也是一伙，相互照顾。这伙人因为是历史上有的杀过人，有的当过汉奸，有的还在国民党时在重庆渣滓洞干过看守等等。

我自1957年以后，对于搞运动有了点认识，运动整的是群众，倒霉受害的也是群众，犯傻的也是群众。

在这群被冲击的人群中，也分"正统派"、"改造派"、"死硬派"。当领导的虽是走资派了，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在一起劳动，一起挨批斗，他们自称是"正统派"，大走资仍使用小走资。改造派，是我们这些演员、编导、舞美等业务人员，被划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反革命、坏分子是死硬不能改好的。

大打、大抄一阵了，我就被关在单位了。关的不只是我一人，关押人的房间也很分散，土山上小木工房里，小胡同堆破烂的房里，剧院资料室也用木板隔起来分住几个人，排演场边上的小耳房等等小屋子，也都成了关押人的地方。这些人都是被单独关押的，不准相互说话接触。关押了这么多人，还要为这些人准备了一批看管人员，一处被看管的地方，两个人要在门外看着关押的人，一天三班轮流看管。开始关押把看管人累得也够呛！夜里屋中不许关灯睡觉，脸朝窗户不许脸向里面。还得配备男女看管人，因关押的人有男有女。后来我看他们太累了，大都是同事，我跟看管的人说："你们也闭一会眼睛休息休息，我不会出事。你们把我身上的腰带、手表都拿走，怕我自杀，太可笑了！我没有罪！你如果相信我，你可以睡会儿，不然我睡我的，你就站在外边为我站岗吧。"果然看我的李萍同志听了我的话，她上班就坐在那里睡一会儿。她说："凤霞，我还得谢谢你！你唱戏是好角儿好心，现在被关着也是好心！我谢谢你。"我跟她偷偷地常常说点话，也无意中得到很多消息："运动都是向外边学来的，打集体批斗了，今夜要通宵审问了，半夜叫起来背毛主席语录了，早四点全部起来在院里跑步了，下雪了大家全放出来扫雪，每天放出来一会儿晒太阳了。"被关着就是闷，没人说话，李萍和我说几句话可痛快极了，但和李萍一起值班的另一个人向领导汇报了我和李萍谈话的事，我被叫去问："李萍跟你说了些什么？"我当然咬定一字不说，挨打挨骂、逼审我都忍受。李萍看见我，她用眼暗示感谢我。

开始，我在这群被关的人当中，算是"问题"最轻的，我可以出去买东西，但必须请假向看管人说一声。我还担负了一些任务，每天给大家买早点，给被锁着的人买饭。买饭、买早点一天也挺忙乎，一早六点就得出去到锦什坊街早点铺给大家买油条、烧饼。五点起床洗涮完毕，因为被关的人不许相互串连说话，五点半都站在院里，把钱交给我，可是不能直接给我，看管的人看着，有要油条的，有要糖油饼的，还有要烧饼、麻花的，我全凭脑子记，这还很麻烦。早点铺的人都认识我，看见我进去就照顾我先买，他们也知道我是被单位关押着的，也借着我去买早点的机会跟我说点话："大家都关心你，听说你没有什么事……"买回来早点我有个好处，可以放声喊叫："早点来了！来呀取早点呀，快呀……"我把早点放在院子当中一个凳子大木板上喊叫着说："大伙自己领取自己的一份……"于是四面八方从关着的小屋子出来，看管人监视着把早点领走了。六点半又都出来了劳动扫院子、生炉子、倒垃圾等等。买饭，开始随便买好菜，我给张某买好菜，知道她爱吃肉，但看管人有好点的，也有很刺头的，我为她买的肉放在米饭下面，素菜放在上面，因为看管的人都是要看看，后来就用筷子捅捅，发现我给她买的是好菜有肉，就汇报了，结果革委会的头头下了命令"不准被审查的人买好菜，只给他们吃指定的菜……"很多人都骂我招出来的。有一次，工宣队一个年岁不大的人看见我老是端着一大碗米饭上边一些白菜，便问："新凤霞，你为什么老是这一种菜呀？"我说："这是规定的，不能买别的菜。"这个工人很生气，他说："这怎么行！受审查，也没有查清定了性，吃菜不应当管，"他大声对着饭厅食堂负责人说："新凤霞她们吃菜应当随便买，不能老让她们吃白菜汤……"从此我们吃菜，可．以随便了，可是我们还是不敢常买好菜。

过了一阵，专案组说："你们的薪金不发了，只给每人生活费12元。"这可困难了。食堂的朴师傅对我们这些被关押人很好，老是给我碗里加点肉片。我本来有胃病，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位农民大娘，来剧院讲她的苦难历史忆苦会，她手里拿着一条大毛巾，也就四五十岁，她讲如何受苦，坐在当中说："各位同志呀！我可恨反革命呀！我可受过苦呀！各位同志呀！你们没有受过呀！"她有意指着我们这一群受审查的人大骂："反动派太可恨了！各位同志呀！我哭坏了眼哪……"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忆苦，简直比唱戏还像。忆苦会开完，食堂里摆了几桌鸡鸭鱼肉，领导陪着她大吃一顿，可是苦了我们，吃忆苦饭，全是麸子和糠一碗，谁不吃批斗谁，有人看着。我这时真是太傻了，人家就有人不吃，我硬是喝口凉水、吃一口，吃下大半碗。吃了麸子皮的糠，连大便都解不下来，果然我的胃出了血，吐了满地黑血，便血，胃疼得昏过去也没人管。演员杜洪昆他正看管我值班，他说："凤霞，我做主了，上人民医院，走！"他说着背起我就走，到了人民医院，看病时医生说："本应当住院，她胃出了血，可是，一、她是黑五类，二、也没有病房……"给了一点药，杜洪昆又把我背回来了。医生一定要我吃流食，可是不批准，我就是一口也吃不下规定的窝窝头了。朴师傅自己掏腰包，每天给我做流食，冲鸡蛋，做面片、面条汤等等，带病也得天天挨斗，坚持劳动干重活。一个多月我好了，胃也不疼了，接着又是天天顿顿窝窝头了。

过了又一阵时兴了新花样，毛主席一有最新指示，就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全体集合，我们被审查的人没有资格上街游行，但要背语录。大都是夜里上街，也日夜里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睡的迷迷糊糊被叫起来，"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哎呀！真急死了！记都记不下来，说真的也没这份心思。最后挨打，最损的是背不下来，推到院里站着受冻！背"老三篇"，我背得很熟，就是三天两头的最新指示，真是逼死人哪！哪背的下来呀！最新指示多了，革命同志不愿去了，也没什么人参加了，就让我们去了，稀稀拉拉地没等走完，人都散了。白天满街跑宣传车大喇叭，念最新指示。人们说："浪费汽油，人人发愁！"最怕的是下雪下雨，最高指示下来了，顶着风雪冒着下雨上街游行，"天怒人怨，神鬼叫烦！"人们牢骚满腹。

不知道哪里又传来了被关着的一个人自杀了，对我们又加紧了，夜里叫起来审问思想有什么想法……。我回答："我什么想法没有，只盼着运动过去，我还要上台唱戏……"这可糟了，说我梦想复辟，又打又骂，我说的是真心话，可有很多说这话的倒没挨打，因为他们不是演员。

被关押时最高兴的是劳动，出去劳动，下大雪扫马路，各处都把关押人放出来扫雪，我们单位离全国政协不远，政协里的关押人出来跟我们一起扫马路。可巧我和沈醉、溥仪一起，溥仪他不会干活，我就替他多扫几下，他感谢我，老说："谢谢您了……"我怕被别人听见，我对溥仪说："你别讲话。"他吓得退几步，让过我扫的地方。沈醉会干活，扫得也干净。记得让我们去政协帮助劳动，我们去了，是搬家具换房间。打扫挪动，一个长书桌，我和溥仪搬，他很吃力，还不如我的力气了。沈醉偷偷对我说："他不会干活，平时都是我帮他干，真可怜啊！"

这时我非常感谢沈醉。因为1960年，我们排练小说《红岩》改编的《烈火中永生》，记得请沈醉来单位介绍特务当时在国民党时期的经过，请他来，我们领导等跟他握手，我也跟他握过手，别人没有人提，我就挨了批判，说我跟沈醉有联络。这事过去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就成了问题，逼供审问我，说是沈醉揭发交代我是他发展的特务，他们逼我承认，我死也不承认。因为解放前，我就不知道有个沈醉，根本没有这事，沈醉他说发展了我，我不知道，打骂我，我都一口咬定"没有这事！"过了一阵，一个外调的青年借单独外调，告诉我说："沈醉也同样被打骂逼他，说是你揭发交代了，他发展了你是特务，军统特务名单有你……但沈醉说："新凤霞自己交代了，我也不能承认签字，因为她不是军统特务……"这个青年外调人员他是同情我的，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我从心里感谢沈醉先生，如果他当时承认了我是军统特务，那还了得！"四人帮"粉碎了，我有机会见到沈醉先生，他也当面对我说了，我们单位的人去逼他承认我是特务……他对我说："我以前做了坏事，自己还不知道，今天可不能为了一时，还做坏事。"我听了沈醉先生的话，心里想，一个过去的特务他改造后要做好事，知道以前做过坏事了……可是我想到由于各种运动极左路线，有些做过好事的干部，到了解放后搞运动了，他就使劲地整人干坏事！为什么人伤人、人害人、人的良心不讲！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人心伤害到了顶点，干坏事的干部为了谋私多么可恨哪！道德的恢复是多么重要啊！

被关押期间，我真是随时想着运动搞完了，我仍要上台唱戏，审问我就这么说，因为我说了真话，就打我"要复辟"。可是那几个聪明的说假话："我每天想着如何改造好，学习好毛主席语录……"这样人可以应付过关，我就过不去，挨打、挨骂。关押中早请示、晚汇报，一日三次请罪，手拿红本《毛主席语录》，我每次都是真心实意地对着毛主席，流着眼泪痛苦地恨自己忘本变质了，真疼啊！有一次和一个胡某向毛主席像请罪，她看我真难过，说："凤霞，你还真痛恨自己呀？"我说："是真恨自己。"说完，心想恨自己哪点哪？自己从哪方面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规规矩矩地做人。

在关押时，我天天压腿、练腿、腰、胳膊、手，看管的人不许我动，我举小铁马扎，把马扎没收了。不许我动，把我用绳子倒捆着手，我一出戏一出戏的背，看见我嘴动了，说我是在咒骂共产党。军宣队的人把我叫去审问，我说了要练功，怕在关押期间我的头脑坏了、身体关节坏了，因此我要练功。军宣队一位年岁大的让我唱练给他看，他说："汇报说：你已疯傻了，自己跟自已讲话，神经坏了。"我说："我没有傻，我就是怕放我出去那天不能唱戏了，那比关押我还要痛苦……"这位解放军同志听了，说："你现在唱，我就可知道你是否傻了？"我认认真真地唱了两段《刘巧儿》、《花为媒》，但他说："你回去吧，可不许向他们讲……"我明白让我不能讲唱给他听的事。

每天关在锅炉旁边的小阴暗房子里，这个潮湿的小屋门，只能放一块木板，一个小铁马扎，再放进一块木板，走道就只能地上站一个人了。开始只我一个人，今天勒令，明天揪出，闹得很凶，然红卫兵对我说："反革命随时出来，你这屋里加人！"我心想加人来更好，有了伴了。搞运动整人是有名额的，百分比多少是反革命和坏分子等等，1957年的"右派"就是按定出的名额来搞的，百分之几要揪出来，我就是在我们中国评剧院最后差一个添上的"右派"。

各组都要揪出被批斗的对象来，每天才有的批斗，要不找不出活靶子，怎么闹革命哪！有一天忽然给我送来一个剧场服务员韩志香，她是个可怜的寡妇，一群孩子，死了丈夫，穷得孩子到垃圾堆里找西瓜皮啃。原来批斗她，是因为她跟一个街道锅炉厂的光棍老王有私会，说她是坏分子……她见着我头低着。下班了就是最安静的时候了，被关的人也可小声说几句话了。她泣不成声地边哭边小声对我说："孩子多，有什么办法哪？我跟老王也合适，他死了老婆，又没有孩子，我这儿一群，人家也不嫌弃，就因为我们两个来往，没有向组织汇报……"她真可怜啊！孩子第二天来看她，穿的破衣服，找她要钱，她没有，我也是一样啊，但我家有老婆婆替我带着孩子，我手里十块钱是要买饭票的，正好没买，给了韩志香的孩子，我交给这孩子，说："这是你妈妈给你们的，你回家买点粮食……"志香关了几天，也问不出什么来，就因她说了一句："你们逼我，我就死给你们看！"就这一句话，把她关起来了。那时大众剧场是我们单位所属的剧场，他们闹革命抓不出活靶子，就把这个可怜的寡妇韩志香揪出来了，说是属坏分子之列。韩志香被关了几天就放她回家了，这也算是大众剧场向我们单位作了闹革命的交代。"四人帮"粉碎了后，我在江西碰见韩志香的儿子，说他母亲已和当年锅炉厂的工人老王结婚了。就是批斗韩志香不久，韩志香就正式跟老王结了婚。

刚刚放走了韩志香，又送来一个跟我很熟一道演戏的爱某某，她是因自杀未遂，是用玻璃割气管被发现了送进来了，她满身是血，真吓人！可是她能吃能喝，但一切需要我伺候，我给她买饭、打水。她是因丈夫自杀。她的丈夫是著名的丑角演员陈少舫同志，因陈少舫解放前在山西一个评剧团，演过一出国民党逼迫排演的丑化共产党的戏，陈少舫扮演的是毛主席，因此批斗陈是反革命，逼他妻子爱某某证明是陈自动要求演毛主席的，爱被逼得自杀。我看她实在可怜，劝她一时受不了也不该自杀。她被关了十几天，伤口也好了，放她走了。

最严重的是用担架抬来的万某，她是我们团的书记，整她跟一个人生活上有关系。个人私事照说不能算什么，但因她当领导，平时也整了不少人，这时青年们说："也要她尝尝挨整的味道……"打她，逼她。生活上的事就是招人恨，又难听，很臭。她平时当领导，没有人敢说她一句，这一次来了"文革"，可追上她了。她在小白玉霜自杀以后，也来了一个服安眠药，想自杀。但她服安药片不多，经医院抢救过来。她从人民医院就直接送到我这小屋了。她的一切又自然归我照顾了。她当权时整我是很惨的，但她到了这个地步，我可不能以怨对她。我给她端饭、喂饭、喂水、接粪便、接尿、洗脚擦身。她吃了安眠药，小便都是黑紫色，味道简直叫人受不了！我每天照顾她。她因离了婚，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来看她，我都是躲出去，让她们母子讲讲家常话。大字报上说她那些难听的话，我劝她的儿子说："那些都是有意搞臭人的，你要相信你妈……"她儿子已是高中生了，很爱面子的，这事不能让孩子对妈妈看不起。我总是记住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做点与人为善的事。

不久我又和张某关在一起了，她是因为一件历史大案所株连的。我是周扬一案株连的。我们关在一起，买饭、学习，相互鼓励安慰。

这一段我和这些同我一起遭受迫害的姐妹共患难，是值得永远记住的。1973年我被审查清了，彻底解放了，但1975年我又被迫害得了重病。但我至今也没有服输！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