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光在北大荒除了劳动，也做了很多事。写了京剧、话剧，还有儿童歌剧。他交了很多朴实诚恳的工农朋友，很高兴能有这样机会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把在北大荒紧张愉快的生活，都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他的乐观精神也感染了我，给了我力量。
中央统战部办理在北大荒右派的家属去北大荒探亲，我心里非常高兴。聂绀弩夫人周颖大组约我同她一道去，我当然也高兴。但我们领导不批准我去，也还是因为需要我演出。
虽然这次探亲没有去成，但我想：万喜良别了孟姜女，死在万里长城的尸骨里，再也没有消息了；林冲在长亭别了妻子，分开后，林娘子自尽了。两对夫妻生离死别，再也没有见面了。这么一比，新社会还是好，怎么着我们能经常互通消息，和他平时出差去外地工作、拍电影、体验生活差不多。
统战部的领导徐冰同志亲自来我家看过我们，他说："我是祖光的老朋友，不是代表统战部。"还有一位农垦部的青年同志，他说："我是农垦部工作人员，我认识吴祖光。我今天特地看望他的家属。"这些都是使我感动的。但叫我难受不能容忍的，是我们单位的领导，随时随地抓住一点小事来欺负我。我是内部右派，没有登报，可是演出休息室墙上写了大字报"大右派吴祖光的老婆新凤霞，你别翘尾巴！"要说我的困难实在太多了，需要我演戏，又不让我出名，还得演出水平来。多年给我配戏的伙伴，可以随便欺负我、侮辱我。刚刚演完戏，我就去扫厕所了。首长看完戏上台接见，我躲在人家后面，谢幕我得站在后边……这些我都忍受了。有一回，萨空了、阿沛·阿旺晋美和北京市吴晗副市长在中山公园看《金沙江畔》。我演藏族土司的女儿，但照相时我只能站在边上，阿沛·阿旺晋美还说："藏族土司的女儿珠玛怎么不过这边来照相啊？"事后，吴晗同志专程一人来我家看我，说："我和祖光认识，是朋友，他的事我能理解。我是新入党的党员啊，在看戏时，我也能看出来你们领导对你的态度。"我说："您是副市长，是我们的领导，您替我说句话吧，他们太欺负我了。"吴晗说："唉！不行，我不能替你说什么，我来看你是尽一点朋友的同情，也是作为你的观众来看你。"他还看了我的公公婆婆，并不让我送他，也不叫我对谁说。
这段时间，祖光来信，我不敢当着人看。看信、回信，都得在人家睡了之后。但还有几次被领导查问："新凤霞，你为什么天天睡的这么晚？"我至今感谢帮我收信的张凤桐师弟，要不是他的同情，这些信是不会都交到我手中的。
也有的演员、朋友们出于好心，见我一人生活负担重，还经常遭批判，政治压力经济压力都很大，劝我跟祖光离婚。甚至连我母亲、弟弟、妹妹都劝我，为了自己事业也为了孩子忍痛扔掉包袱。我也遇见对我表示同情其实别有用心的人，请我吃饭。我带上三个孩子和我母亲一道去，并让孩子叫他叔叔伯伯，让他知道白费了心思。也有人写信给我，我正言厉色说："乘人之危不是君子，咱们做人得负责任。"这个人后来对人说："新凤霞滴水不漏。"越是这种人对我打种种主意，我跟定祖光的心越坚决。正是在这分离后的日子里，使我更深地感到祖光对我是多么重要。
在这几年里，也有不少朋友用他们无微不至的热心关怀，给了我大量的支持。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焦菊隐先生在沙滩公共汽车站碰见我，非常关心地对我说："我今天一定送你回家，我早就车站碰见我，非常关心地对我说："我今天一定送你回家，我早就是你的观众啊！"我说："您是前辈，您是老师，您当戏曲学校校长的时候，我那时还是一个刚刚一岁的小孩子呢！"焦先生客气地说："不，我是你的观众，是跟祖光一起看戏捧角儿的。"我们一同上了车，又一同在王府井下车，焦先生一定要送我走进帅府园马家庙我家。一路上焦先生说："祖光啊，他是个好作家，一个好人，但他毕竟经验不多，太简单了，看看多么惨哪，还是年轻啊。"我觉得焦先生是同情祖光的，我就放了点心，对他说："祖光是受了一些人的撺掇才上了当发言的，最后倒霉的还是祖光。"焦先生摇着头说："还是太天真了。我也被一天三次找去开会，我是一点意见也没有，谁不会烧香说好话呀！我没有意见，我不写文章，非去开会不可，我也不开口，求个平安吧！"我和焦先生边走边说，进了帅府园，又走进小胡同马家庙，焦先生说："我不进去了，希望再看见你。"焦先生边走边回头跟我招手打招呼。
最关心我的是老舍先生，他是这段时间我唯一的联系没有中断的老师。老舍先生借去看赵树理的机会来看我，因为赵树理先生跟我们是邻居。老舍先生很关心我的生活，他时常跟我一起参加活动。餐厅宴会是很讨厌人的，有一次几个人围住我一定要我喝酒，先生就过来替我解围，并经常要我同他一道走，用车送我回家。大跃进年代我随团去河北省参加劳动，密植种稻的徐水县，深夜把稻子挖出来全部挤种在一起，装电扇吹风，说是深挖密植种的。我看见这些情况回来就告诉了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很神秘地对我说："你告诉我就为止了，可不要对别人再说了，祖光的教训还小吗？好话多说吧。报上天天轰轰烈烈地大搞密植，挖地多么深，下多少种子，密种、快打……你要说了这是假的，那还了得？随便给你加上什么你都受不了。"
祖光去了北大荒，我们的家庭是和睦团结的。祖光兄弟姐妹十一人，除去一个远在台湾的大姐之外，他是大哥，我是大嫂，弟弟妹妹们都尊重我。弟弟妹妹中有七个中共党员，都是解放前入党的。
祖光是孝子，他一直惦念的是有病的近七十的父亲。1957年的灾难，老婆婆一直瞒着孩子的祖父，连报纸也不让他看。老公公时常把我叫到面前问："祖光哪？"我说："他工作忙出差拍电影去了。"老人听我的话，婆婆讲的他不相信。可怜读了一辈子书的老人，祖光的来信，我们都不敢给他看。他最喜欢的是祖光，没有祖光的消息，对一个有病的父亲是多么残忍哪。老父早在年轻时就在国民党政府中作官，虽然年纪老了，对政治仍是十分敏感的。知道我也不在家住了，他也不多问。一个热热闹闹的家人少了，老人心情越发不好。两家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受到株连，应分配工作的下乡了；毕业后应去外交部门的，改行去了内蒙；在国外学习的也受了影响提前回国；在纺织部工作的下放到外地等等。总之，一个个多多少少都受了株连。
孩子的祖父旧病加新病，在1959年终于病逝了。电报打到北大荒，三个电报打去，都不准祖光回来。家里人等得着急，老婆婆日夜不安。她是大家闺秀，书香门第出身，多大的事出来，她也沉着冷静对待。但对这事，老婆婆如坐针毡。看得出老人家急切地等待祖光回家，抱着孙女出门，拉着孙子到胡同口张望。一点点消息没有。结果是儿女都来了，唯独祖光没到。弟弟妹妹们从外地来北京奔丧，也是我接待住在我家。我的婆婆老实忠厚，跟我感情最好，孩子祖父的事，也是我主持操办的。
我的孩子都爱爸爸，两个男孩不用说，他们都记着爸爸，想爸爸时常问："妈妈，爸爸怎么开会还不回来？"小女儿的床头上挂着爸爸的照片，我叫她对着照片叫爸爸，我绝不能叫孩子们忘记他们最可爱的爸爸。
我每月回家送生活费，也是跟孩子们接近的时候，我有意给孩子讲爸爸的故事。
剧院办了几次游园活动、舞会等，我都是带着孩子和我母亲一道去，借机会多跟孩子接近，让孩子对爸爸妈妈有感情。因此也少和其他人跳舞、划船等。我和母亲及孩子在一起，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办法，让他们看我的家是幸福的。孩子们跟我在一起玩，总是说："爸爸就快回来了，我们跟爸爸一起再来玩。"这时候，我的心里难过而面带笑。人为的分离又可气又可恨，但我有信心，认为这绝对是暂时的。
三年困难时期，每人吃饭要定量分配。三个孩子伸着手，老祖母给他们盛饭。孩子们端着碗，三个排着队，一人一份。刚刚会走的小女儿，小手捧着一个小铁瓷碗，走到爸爸像片前说："爸爸吃。"不小心碗一下子全扣在地上了。她赶快蹲在地上，用小手抓着往嘴里送，两个哥哥抢着把自己的一份往妹妹碗里倒："吃我的。"可最后还是老祖母少吃点，叫孙儿孙女们吃好。孩子们这么懂事，都是祖母教育得好。困难时期连一块糖也是很难买的，我托人买了一斤糖块，三个孩子抢着剥了糖，先送到祖母嘴里。一次发现一块亮球粘在祖光的照片上，原来是小女儿喂爸爸吃糖的糖球。孩子们吃东西都养成好习惯，让着妹妹，妹妹自己也不多吃。自己会做的事决不叫人帮忙。有时跟哥哥们在院里跑着玩，摔倒了，决不叫人拉她起来，都是自己爬起来的。有时大人把她抱起来了，她再趴下自己起来，我们都鼓励她勇敢。
关心别人是我的孩子从小养成的。记得有人给我们送来一捆大葱，孩子们说："应当送给外婆一半。"我就当面表扬他们懂事可爱。
刚刚学话的小女儿，她吃的、玩的都知道先分给哥哥们。在院子里玩，忽然下雨了，她把自己的围裙脱下来，给婆婆顶在头上。大儿子分到一个梨，一定要给婆婆一半。婆婆说："咱们家不能再分离了。你一人吃，吃梨不能分。"他就让弟弟妹妹们每人吃一块。婆婆说，三人吃一个梨还算可以，最好更多的人吃一个梨，两人吃一个梨是不吉祥的。老人对生活中的分离实在不能忍受了。我也是吃梨不两个人分的。因1957年，夫妻分离家破人亡的事太多，都是人为的惨剧，因此不能自己作任何分离的悲剧了。我至今吃什么都不喜欢吃一半扔一半，甩掉那一半，总觉得怪惨的。看电视我也同样喜欢看大团圆的。那种有意造成的悲剧，我不爱看。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虽然长，可它大都是大团圆的结尾，使人看了心里痛快。团圆总比分离好。
小时候，我住在贫民区大杂院，父母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大杂院小孩子成群，没见哪家有钱给儿女买玩具的。
我小时候玩什么呢？记得那时有挑担换玩艺儿的，用拾来的破烂儿换个泥娃娃、小板凳儿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换了一个小泥搬不倒，用弟弟的破尿褥子包着，抱起来玩开心极了。没有泥娃娃就抱着小板凳儿当小孩儿，哼哼着哄着睡觉。
后来，长大了一点，就用碎布自己做布娃娃，用面做面人。到了五月节，就该用布做青蛙、长虫、蜈蚣、蝎子、壁虎了。做五毒学问可大了，要先用硬纸做成形壳壳，再用五色金银线缠出花纹来。这是节下最有趣的活儿，我不吃不喝也要干好。五毒都做好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用黄布做个老虎，然后穿成一长串，叫老虎搭拉。这一长串小玩艺儿，红红绿绿，金光闪闪，可好看了。
最好玩儿的是把做出来的最小的老虎搭拉挂在王奶奶小九连环银簪子上。王奶奶手扶着拐杖在小胡同里走，老虎搭拉在她头上一晃一晃，有人问谁给做的呀？王奶奶就说："谁？小凤呗，手巧着哪！"我听了可高兴了！女孩做老虎搭拉是北方的风俗，也是端午节扫五毒的吉祥物。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会做点小玩艺儿的巧手，二十多年以后，还真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母亲为人直爽要强乐观，这也影响了我。再大的磨难，也不能服软认输；再苦，也得找乐子自个儿开心！
1960年是祖光被送到北大荒劳动的第三个年头。那年国家经济困难，全民口粮减缩。他一走，只有我带着婆婆和三个孩子过日子。为了不致饿坏身子，我把家里能换钱的物件全变卖了，小小的四合院一天比一天空旷冷清。那阵，我住在剧院集体宿舍，回到家里孩子们仰着小脸，一声递一声地问：
"爸爸还不来？"
"爸爸什么时候给我买小人书？"
"爸爸什么时候带我去动物园？"
当着老人孩子，我不敢哭。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家成了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好好的本分人，搞的这么惨？
每月要回家送生活费，这真是最开心的时候，到底能离开那个挨批挨斗随时有人抓住一点小毛病上纲上线打小汇报的环境，守着亲人轻松一会儿。光轻松还不够，得让老人孩子高兴，得全家一起找乐子。找什么乐子？老人孩子一起动手，合泥，做泥人儿玩！
主意已定，第一件事就是找泥。当时正大炼钢铁，到处是砖瓦泥灰，我用大布口袋装满黄胶泥，拖回四合院。三个孩子和老婆婆围着我，老老少少分工合作，挑捡、筛土、过细。为了泥不裂不散，还得剪细麻掺进去。
合泥是力气活，理所当然是我干。泥合好了要醒一醒，还要摔。摔泥本来最费劲，可大伙都喜欢。二儿子小欢最淘气，本来平日就没有一刻安稳，这回算是逮着了机会。只见他抓起一大块泥，向院子方砖地上狠摔下去，嘴里迸出一句："他妈的！"
婆婆正往地上淋水，吃了一惊，忙说："不可以，别骂人，难听！"话音未落，小欢的第二块泥和第二声"他妈的"又摔了出去。大儿子钢钢从小老实，也学着弟弟边将手里的泥向地上狠劲摔，边说"他妈的"。可惜声音很小，就像跟自己说悄悄话。最奇怪的是刚刚学话的小女儿霜霜，路还走不稳，也摇晃着抓起一大块泥，像哥哥那样叭地一摔，小嘴里也迸出一句："他妈的。"
不一会儿头道工序摔泥完成，三个孩子满脸满身是泥。小欢连头发上都沾满了泥，再加上流的汗，连泥带汗直往眼睛里嘴里流。他用手一抹，一脸花！我忍不住笑起来，浑儿子生气了，大叫："妈妈讨厌！"用带泥的手往我脸上一抹，婆婆赶快递我一块毛巾，我一擦也抹了一个大花脸。老人和孩子大笑起来，不知怎么回事，我也说了一句："他妈的！"儿子高呼："妈妈也骂人了！妈妈也骂人了！"我说："这是逼的，哑巴也说话了！"三年了，我们家头一次这么痛快。
四合院中有个石面桌子，那时候是没有钱搭天棚的，幸好院内有一株过房海棠，借海棠树荫，我们端起装泥的小盆，坐在小板凳上，围着石桌子捏泥人。我先给孩子们做戏人：用纸剪出小旗，插在泥人背上当戏台上演员大靠的靠旗。大儿子吴钢喜欢无线电，他就做个泥墩墩，插上两根棍，拴上线，说是收音机。二儿子吴欢做的是一个小孩儿双手高举一根棍，两头是圆泥轱辘，说是举重。还做了一个小孩儿踢球起脚，那泥球就粘在脚上。小女儿先捏了一个炉子，又在上边安一块泥，挖了一个窝，搓了很多小球球放在里边。大家都围过来看，霜霜用小手指着说："这是锅锅，这是饭饭米米……"当时吃饭是最难的，听了这话，我强忍住没落下泪来。
一会儿，两个儿子又玩出了新花样，他们用泥做了四条腿，腿上放一块小木板，板上站了一个老奶奶，踮着小脚仰着头，手里举着一根小棍，棍上挂了根破布条。两个儿子拍着手高兴地叫："妈妈快看呀！"原来捏了一个婆婆"除四害"打麻雀。
大家玩得正开心，发现小妹不见了。婆婆在院里四处找，我跑出了街门，忽听两个儿子大叫："妈妈你看！"我进了东屋﹣祖光被遣送的时候，霜霜刚出生，为了让她不至于忘记爸爸，我在她的小床墙头挂了一张爸爸照片。小女儿平日最喜欢跟爸爸说话，动不动就趴在照片上亲亲，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这回，她正爬上小床，学着婆婆喂她吃饭的样子，把小泥饭粒一颗颗粘在爸爸像片中的嘴上，还不停地说："爸爸乖……喂爸爸吃饭饭……"我抱起满手是泥的孩子，眼泪簌簌落下。
泥坯做好之后是上色。上色可是件麻烦事，要用火碱、胶、面粉、大白灰、红银珠胭脂面、黑胭脂面。我跑了好多家颜料店，人家照顾我是演员才卖给我。
料备好之后，就要做上色前的准备了。这也很不简单，先合一盆稀面糊糊，加热后兑入火碱，再把煮好的胶水加进去，就成了胶粉。胶粉是打底用的，可以调出各种颜色，大白灰过筛之后加水合好掺到胶粉里，就能得到白色胶粉，掺红银珠﹣﹣红胶粉，掺黑胭脂面﹣﹣黑胶粉。孩子喜欢做老虎，加进黄面子﹣﹣黄胶粉。胶粉调好了，都装在小碗里备用。这一整套，都是我和婆婆两人干，孩子们脚前脚后忙着打下手。
做好的泥人坯子不能曝晒，要阴干，干透了才能上色。于是大伙儿把坯子都摆放在树荫下边。没想到第二天下起了大雨，孩子们在屋里趴在窗台看见自己的小玩艺儿先变潮，后来开始流黄汤，最后摊成一堆，好心疼啊！儿子们跺着脚骂，女儿非闹着出去拿回来，婆婆也慢条斯理地说："做好的还是搬进屋来，完整的不许打散，成全的不许破坏了。"我说："雨过天晴咱们再做，不能永远是阴天下雨。"
果然又做了更好的更大的。婆婆拿出孩子祖父不用的画笔，我们给阴干的泥坯子上色，好玩极了。二儿子做了一个手里拿着一根棍的坏蛋，用蓝色面子掺上黄色成了绿色，给坏蛋画了个绿脸，白牙红嘴，说："这是坏蛋鬼！"还做出小桃红尖尖、小兔子、小猫、小猪，用粉浆画出头脸。最开心的是小女儿，做了一个又一个圆团团，上白色，摆了一石桌子。"这是馒头！"她说。婆婆就在白馒头上点红梅花点点。
刚上好颜色，又下起大雨，大家抢着把泥玩艺都收进屋。看孩子们一个个哭丧着小脸，我说："别忙，天会晴，雨会停，太阳会出来。"果然天慢慢透亮起来，几朵白云慢慢飘过来，飘在湛蓝湛蓝的天上。孩子们笑着叫着，又把泥玩艺摆放在大树荫下，没过一会儿，就被小小细风吹干了，老老少少兴高采烈地摆弄着自己做的泥玩艺儿。太阳又高高升在天空了。老婆婆双手捧起一个不倒翁，是儿子欢欢做的，满头白发，还梳着圆圆的头髻，婆婆说："这老婆婆作点什么好呢？开饭吧！开饭喽﹣﹣吃大馒头……"大家拍手，又笑又跳。我不知道，要是不做泥人，我们怎么熬过那些愁人的日子。
就在那年冬天，孩子爸爸从北大荒回来了。一家团聚，在院子里栽花种树。小泥人碎了，又做成了大泥人！当年小女儿精心做出的泥馒头也没有了，石面桌子上，摆出了婆婆亲手蒸的大白面馒头。
祖光在北大荒三年后回到北京，一直呆在家里，等候组织安排工作。他的组织关系本来在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奇怪的是，反右派运动中，电影局和北影都没有出面，却是戏剧界批他。"运动"这两个字，是解放后才听到的。我亲身经历的运动是1957年的反右。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都没有牵涉到我和祖光。这两次运动我们参加了，基本上是旁观者。祖光参加过商业界和工厂的三反五反运动，叫"打老虎"，可是祖光对于打老虎运动心里不大明白，在老区专门搞运动的能手那些办法，祖光怎么能理解呢？在开会中经常听说这个"老虎"有多大，有多么严重的问题等等，但都是一些猜想估计，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往往是搞运动的能人用来吓唬人的一种手段。也真有一些大老虎，这些人坑害人民，丧失良心。可是也真有问题不大，却被搞得死去活来，甚至自杀、得精神病的。大小老虎搞出来不少，最后没有真凭实据定不了案的也不少。
1955年肃反运动闹得很厉害，文艺界很紧张，当时还搞出了所谓的"胡风反党集团"。朋友中有戴浩、汪明和还没有结婚的田庄、杜高、杜鸣心、陶冶等这一群年轻人被牵涉进去了。他们有的是育才学校的学生，有的是过去长期在白区生活的。他们常常来我们家玩。他们比祖光小，叫祖光老师。后来熟了，因祖光在家排行老大，这些年轻人叫他大哥。杜高、汪明、田庄等都和我岁数差不多，他们住的和我们很近。祖光好客，特别对年轻人很关心。他们来时，祖光不在家，我也招待他们。我看得出田庄、杜高、罗坚等人，都是书呆子，很热情，也单纯。他们来我家有时还没吃饭，我就叫阿姨给他们做饭，请他们看我的戏。开始他们叫我"大姐"，因为我不比他们大，叫起来很不自然，汪明就宣布叫祖光"大哥"，应叫凤霞"大嫂"，就这样大哥大嫂叫开了。他们是作家，我尊重知识，因此对他们总是欢迎接待。时间长了，他们跟我谈心，也谈生活，把自己恋爱对象带到我家来介绍认识，把作品拿来念给我听。
1955年肃反运动的时候，汪明等人情绪很坏。虽是很熟的朋友，可那时我对政治上的事情不那么关心，不懂也不问。一次，汪明一人来我家，脸色很不好，进门就说："我没有吃饭，快，大嫂给我碗面吃，吃完再死也不是饿死鬼。"我吓得不知出了什么事。祖光去梅兰芳先生家了，我问："汪明，你这么发愁是出了什么事？反正你是作家读书人，也没有做过坏事，你记住戏中的一句台词：'心里没病不怕邪风。""汪明皱着眉头，双手捂着胃，眼泪好像要流出来了，说："我们青艺这次搞肃反运动，好厉害呀！胡风……"他用手比着说的很吓人。我根本不知道谁是胡风，汪明神经好像已被刺激得够难受了，他又严肃紧张地说："胡风的事可大了，要揪出大量人啊！胡风是反革命大集团哪，沾上边、挂上线就要完蛋了。"我很轻松地问："那怕什么，沾不上、挂不着就一心秉正，不能硬把你连上吧？"汪明本来又干又瘦，加上他心里紧张缩成一团，干瘦的黄脸好像快要死了，我不忍再问他。阿姨送来了一大碗面，他急不可待地双手接过面，端着就大口大口地吃着说着："我们这群人哪，都有点沾上啊！当然了我是大哥，小家族的长头人。"什么是"小家族"我也没有在意，但这个"小家族"的名字，我听到觉得新鲜。
汪明、杜高、罗坚、田庄、杜鸣心等青年，他们亲如兄弟，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成了作家，又都没有娶妻成家，没有负担，创作处于旺盛期，挣了稿费大家同吃同用。可他们毕竟是读书人，时常讲出不实际的想法，也有相互吹牛的幼稚表现，夸耀自己，得意了就吹着口哨，哼着小调，不高兴了吓得要死，简直要活不成了。我当时虽说不比他们成熟，但我从小生长在贫民窟，什么苦难都受过，有点"天掉下来有人顶着"的味道。母亲教育我：没事别找事，遇事不怕事，心正不怕影儿斜。看汪明吓成这样了，我看他真可怜。可又不知他到底沾上了什么事。后来慢慢地才知道，他们这一些青年作家有的被牵涉进去了。肃反运动当然是跟反革命有关了。杜高、田庄、罗坚和汪明本来是亲如同胞兄弟，但这一阵子他们抱怨说："汪明他的事向我们身上推，他骂过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小家族"被说是"反动的组织"。汪明胆小又有些尖巧，杜高等人性情软弱，胆小怕事，人虽老实诚恳，但意志不够坚决，书呆子弱点多了些，豁不出去。他们相互闹翻了一阵，反胡风肃反运动总算结束了，大家也就又恢复了关系。
祖光在肃反运动中没有被捎上，记得发了不少有关反胡风的材料小册子，我和祖光每人一份，我们连摸都没有摸过。朋友们也都说："印这些书真是一大浪费，有什么用啊。"
我们单位反了一下白玉霜的弟弟﹣﹣李国章，也即是写剧本外号"安大刀"的安西，一时搞得很热闹，我参加了几次，觉得好笑，被反的人满不在乎；反的人倒是很累心、伤脑子。有人说运动是学习提高，群众说是花钱、费饭、多劳神，浪费时间又伤人！可是平时业务不行的，来单位当领导的，却忙得很，日夜开会。也真奇怪，所有的积极分子，一个主要演员也没有。记得批斗"反革命"李国章时，特地找我参加。我说："李国章是白玉霜的亲弟弟，他给白玉霜管事，跟特务有什么关系，我说不出来。"我推了，一次也没参加过。我为这事专程找过小白玉霜，她对运动也不感兴趣，但她毕竟是从小就在白玉霜家，李国章是她舅舅，可说知根知底，不参加是说不过去的。那时她丈夫是庄良生，上海人，对运动也很反感。一次开批斗反革命的会，庄良生约我跟他们夫妻一道去西单吃饭，我们步行去了北海公园。小白玉霜说："这么好的时光，咱们找个人的乐趣，可比看那些反革命强啊。"我们说好都不要讲，这么重要的运动不参加还偷偷出来吃饭玩北海，这可是大事呀。剧院的老演员参加运动，暗地里也有顾虑，他们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要咱翻出算老帐，我们不是从心里愿意的。"
1957年大家接受了经验教训，大都不开口，不说心里的话，我也不曾提过任何意见。祖光是个真诚直心人，他从小就接受了爱国责任心的教育，我想拦都拦不住，说也不会听的。
祖光戴上右派帽子后，我也很快被株连戴上了右派帽子。运动也考验人品，汪明揭发祖光和我最多，他认为编造能过关了，可是也没有得到幸免。祖光对我说："一个人决不能在运动时刻丧失良心啊！汪明胡说，们可不能胡说，越胡编乱说越把事情搞复杂了。运动是一时的，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如何做人？"我曾经恨过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金山等同志，因为他们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来动员过祖光发言提意见。祖光就在他们的动员下发了言提了意见，说了他们也说过的话，但祖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们却仍然当官。我心里不服，觉得这是一个大骗局。可祖光却说："他们虽然革命功劳大，也是读书人，对解放后如何建设国家，对知识分子如何，心里也不明白。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吗？谁都没有经过，他们不随着也自身难保，恨他们也没用。"
汪明、田庄等人戴着右派帽子，劳改中受尽了苦难。我和祖光分开三年，幸亏那时有家里老人支持，不然也难度过来。虽然给我戴上右派帽子仍叫我演戏，不然我也养不活家。这里要说一说，跟我谈过两次话的那位文化部刘副部长。1959年，我参加演出十年大庆献礼节目《金沙江畔》受表扬后，他在一次宴会上见到了我，对我说："新凤霞，你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我可没有想到。我当时是保护你的，是你们单位一定要给你戴的。我是说：'可戴可不戴，最好是不戴。'"真好笑，原来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是这么开玩笑的啊。把我搞得那么惨，他却又这么说。政治就是这样的啊，我太傻了。我这时懂了，实际上是我能演戏，唱好戏，不白吃饭，观众才是我的根！不久我见到小白玉霜入党后又被开除。小白玉霜偷偷地跟我说："政治是不必认真的事，咱们是唱戏的，好好唱戏，观众要的是真格的。我就是照我的兴趣去做。"她说的虽然没有什么理论，倒是实在。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央作出了"以后不搞运动"的决定，算是明白过来了。案平反了，朋友们经多年劳改生活，锻炼得坚强结实了。有的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分了房子。如杜高，他近五十岁才娶妻生子，建立了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淑孩子可爱。但汪明早在1959年困难时期，因身体意志都薄弱，饥饿劳累孤单，三十来岁就过早的天亡了。"文革"中家破人亡的事太多了，精神物质大破坏更是无法计算。幸好今天的政策改革开放，吸进了新鲜空气，人民提高了思想认识，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运动"这个可怕的字在我们生活中但愿不再出现了，因为搞运动的人和遭受迫害的人都是受害者。我也早就听到有过许多经验的老干部说："搞运动就是整群众，别看那些搞运动最积极的人，他喊口号，搞得最热火，可是这号人不一定是被信任的，有的最后也成了被整的对象。运动是人整人，人运动人。老搞运动，人们有了亲身教训，就不愿搞了。"现在我们国家就是苦在这些年来搞运动伤了元气，不搞运动了是好事，就是要干点事业。
运动，运动，千万别再搞运动了！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