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突然倒下的，是扛着80公斤体重硬扛到55公斤，骨头硌衣服，自己摸着都吓一跳。1990年代中期，《东方时空》刚开播那会儿，他天天干14小时，香港回归直播连熬72小时，眼睛红得像煮过，但没人说“你该歇歇”。
那时候没人提“抑郁”俩字，提了就是“想太多”“不够坚强”。他偷偷去看过医生，开的药放在抽屉里三个月没打开。后来胃总疼，头发大把掉，半夜三点准时醒，睁眼躺到天亮，心跳快得像要撞出肋骨。
他第一次真信自己病了，是体重掉到55公斤那天。不是媒体说的“瘦了50斤”，是实打实少了25公斤，称体重时秤晃了一下，他手扶着墙站了几分钟才直起身。医生说这已经不是累的问题，是身体在报警。他回家后翻曾国藩的家书，看到“花未全开月未圆”这句，一下子愣住——原来不完美不是失败，是活着的正常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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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药是第一步，但药片管得住手抖，管不住脑子里那个一直骂自己的声音。他开始每天早起跑步，不是为了锻炼，是怕一停就又陷进那种“活着但像没活”的空里。五公里，慢得像散步，脚踩在地上，一下一下，把注意力从脑子里拽回身体上。他还学观息法，就是坐着数呼吸，吸气四秒，停两秒，呼气六秒，练了半年才不觉得“这有什么用”。
他老婆朱宏钧没说过“你要想开点”，而是每天早上切好一小把青菜摆桌上，让他洗；晚饭后拉他出门走十五分钟，不多不少；最难的时候，他说话卡壳，她就递笔和本子，俩人写来写去，像小学生交作业。那一年他写了三百多页纸，字歪歪扭扭，但写出来，话就慢慢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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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他请了一整年假。没旅游，没休息，就待在北京南城老房子，看窗外槐树发芽、长叶、落叶。台里没催，同事没问，那一年他第一次不用等摄像机开拍才开口说话。回来后他不再抢黄金档直播，转去拍纪录片，去县里小学教孩子读诗，去工地听工人念自己写的诗。那些事没人直播，也没收视率，但他说话时，手心不冒汗了。
2019年他在一个读书会上讲自己得病的事，没说“我战胜了抑郁”，只说：“我现在还带着它，就像带一副旧眼镜，看东西清楚点，但镜片上有划痕。”台下有人掉眼泪，他笑笑：“别哭，我讲这个不是为让你心疼，是告诉你，疼的时候，可以先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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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央视真改了规矩，主持人每两年做一次心理评估，不是走过场，是找专业机构面谈加量表。他还去几所大学讲课，教记者怎么在突发新闻现场停下来，闭眼数三次呼吸再开口。他管这叫“记者呼吸法”，不是秘籍，就是提醒自己：人不是机器，喘气这事，得自己说了算。
他现在说话还是慢，有时停顿长一点，观众以为他在组织语言，其实可能就是刚做完一次观息。他书房书架最上面一层全是病历和药盒，没扔，也没盖起来，就放那儿。旁边是他跑步用的旧手表，表带裂了胶，他用黑线缝了两针，还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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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他在足球赛边线看球，起身时不小心绊了一下，视频很快被剪成“白岩松摔跤”传开。其实他站起来拍拍裤子就走了，没扶人，也没回头。那会儿他刚跑完五公里，心率还没降下来，腿有点软。
他书房窗台上养了一盆绿萝，叶子没全绿，新长出来的尖儿是淡黄色的，他从不急着等它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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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满头白发，却在学怎么重新呼吸，他不是变弱了，是终于肯让身体走在声音前面。
他吃饭时不再盯着手机看新闻，碗里的饭粒数得清。
他现在每天睡前把手机放客厅，关灯后，就躺着，数呼吸。
数到七，有时候睡着了，有时候没睡，但至少，那几分钟，他没在想明天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