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之后，我最终意识到我被关进监狱的原因，也知道了审讯我的人想知道什么。很显然抓我的原因不光是我的国外关系，他们看重的是我与某个人的关系，那个重要人物当时已被定为敌人。

我虽然是北京人艺的普通演员，可我和彭真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就有了一层特殊关系。那是我刚加入北京人艺不久，剧院正上演《龙须沟》。有一天晚上演出中场休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人到化妆室找我。他请我演出结束后留一下，因为有人要跟我谈话，他说已经得到了剧院人事处的同意。我化完妆，演完了那场戏，在后台等谢幕的时候，我跟人事处长核实了一下。

"是，是，我们听说了，"他说，"跟他去吧。"

他一定知道谁要见我，可他没告诉我。

谢幕后，那人等着把我从剧院带走。我并不紧张，但我很好奇。

"一定是哪位高级干部要见我。"我心想，猜测可能是因为我父亲在台湾的原因，我对国共两党的统战工作能起什么作用。

车子把我们带到离剧院不远的一个胡同，一个很大的院子，四周是单层的平房。我们坐定以后，给我上了茶。我至今记得那茶的味道，因为那是很高级的绿茶，在一般店里或茶馆买不到。

有人很客气地让我在喝茶的那间屋里等着。地上铺着地毯，屋里有沙发、太师椅，茶几上有烟。有人给我递烟，我注意到那是很高级的牌子，就抽了一根。我们的戏是十一点后结束的，所以那时一定已过了半夜。

接着有人进来。我认出了那张脸及他走路的样子，一下子意识到那是彭真本人，北京市市长。他很和蔼，称我"老英"。

这称呼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

打完招呼，他就唠起了家常。那时候流行唠家常：剧院怎么样？演出的剧场离这儿远吗？票好卖吗？

接着就说到了召我来的真正原因："我们看了你写的外国同学和熟人的单子。"他开始说道，"如果我们能得到你的帮助，这对国家、对党、对我军都会很有用，尤其是当前的局势下，海内外敌人又开始蠢蠢欲动。"

对他的建议我有些不知所措，答道："可我这人不懂政治，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能。"他答道，"我们不要你多做什么，只要继续和这些人保持联系，注意他们的反应，尤其是对大事件的反应，随时通知我们，让我们有个准备就行。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他顺着这个话题继续，尤其讲了不少有关日本的话题。"我看过你的档案，你父亲是我们尊重的人，他是一位有名望的学者，被日本人关了好几年。"这之前从没有人跟我这样提过，国民党从未提起过，而我父亲两次被日本人抓去时都是在为国民党做事。

我还是犹豫："我可能胜任不了，因为我认识的外国人都知道我参加了革命。"

"没关系，"他说，"不用担心这个。我们不会让你干什么别的，告诉我们这些人的想法就够了。"

我同意了。

彭真对我父亲表示的尊重对我影响不小。

我父亲刚去台湾没几年，我当时认为我还能再见到他，但不很肯定，因为当时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我父亲通过在天津做生意的熟人给我们寄过一些钱，所以我内心深处还是盼着我们一家人能团圆。

我答应了彭真的要求。可事实上我没起过多大作用。他们时不时地与我保持联络，但确实没有要我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

他们会先打电话给我，然后派车来接我。通常都请我吃一顿饭，席间话题则随时局而变。比如，一九五九年"万炮齐轰金门"，我就被请去参加那种目的性不十分明确的宴会，并没有什么大人物在场，只是些具体办事人员问我是否听说些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我所听到的。如果没有记错，当时最敏感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为金门而插手。我得出的结论是"边缘外交"这个词很重要，杜勒斯玩这个游戏是个老手，他并不是真想和中国开战。

我到图书馆查了一下，"边缘外交"这个词是指"和平演变"。《参考消息》上登了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演说。"和平演变"这个说法是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出现的，是在"文革"之前。剧院有几位朋友问我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下，告诉他们杜勒斯所谓的和平演变是说不用战争，用和平的手段也能推翻一个政府。

我的英语让我接触到外国人，也让我接触到有关国外的资讯。除了外国人我也从报纸上得到不少信息。譬如"大跃进"的真实情况。我从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对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人数做了估算，我当时的反应是"恶毒污蔑！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会让这么多人饿死"。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我幼稚了。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会问我是否和外国朋友有交流，是否知道西方人的思想观点，诸如此类的事。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被准许接触大量的英文读物。

花了不少时间我才弄明白我被捕的原因是因为我与彭真的关系。被捕后最初的审讯，所有的问题似乎都围绕着彭真对我说过什么。他们其实早就提到了他，是我笨没有意识到他就是我被捕的原因。我以为我被捕是因为我跟外国人的关系，彭真找我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但此时的情况下，谁会想到我与他有关系？我们之间没有个人关系，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上头去。

我刚被捕时，以为可能是个误会，或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一旦弄清，他们就会把我放了。他们开始问我有关彭真的事，我告诉他们后仍不放我，我就琢磨着是另外的原因。他们反复问我彭真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尽量诚实地回答。我告诉他们我被带去他办公室那晚的事，我也告诉他们我所提供的情况有限。可我的回答并没有使他们满意。

我又想到可能是与彭真计划让我们在北京人艺创作一个第二毛纺厂的剧本有关，我被指定是主创之一。第二毛纺厂的会计科出现贪污现象，是经济问题。审讯我的人开始似乎还有点兴趣。我告诉他们是市委把我们四个主创一起叫去，剧本的题材是早就定了的。

和我一起创作剧本的几位之中我是最年轻的。我和张瞳、童超，我们三位当时被公认为有才能的演员，并对戏剧文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创作组的第四位成员是当时剧院的党支部书记赵起扬。

剧本的题目是《斗争没有结束》。我们一直排练到彩排，但没有正式演出。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我进监狱的原因并不是我进剧院时填写的所有国外关系的表格，也不是受彭真指定写了《斗争没有结束》这个剧本，而是因为我为彭真工作过。

有些犯人经过几次初审，最终公审，判刑，被送到外地农场。劳改农场的生活也很艰苦，但要比监狱好得多。在劳改农场至少可以吃得到像样的饭菜，可以抽烟。所以，犯人们都希望早些被判刑，有些人很轻易就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接受判刑。我不想去劳改农场，所以我也没有因为出狱而急于做假供。我在冀县监狱的时候，有不少人是这么出狱的。第一年在北京监狱的时候，没有任何犯人被判刑或是被转送去劳改农场。而六十个左右和我一起去冀县的犯人当中，在我出狱的时候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二，其他的都被判刑去劳改农场十到十五年。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我终于重获自由，那天正巧是我四十二岁生日。这之前几天他们到监狱找我时，我根本没想到我就要被释放。他们只告诉我："负责你的专案人员来了。收拾一下东西，他们会带你回北京。"

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有好几位穿军服的人押送我，他们态度还不错。午饭时，我们到了一个叫霸县（今霸州市，编者注）的地方，介于冀县和北京之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集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食品摊位。

穿制服的人转过头问我："你有钱吗？"

"没有。"我答道。

"有没有粮票？"

"没有。"我又答道。

他们就给了我一张半斤的粮票，一块钱。"去买点吃的，回到街上等我们。"

他们把我留在这个陌生的市场（自己找好吃的去了）。这个市场的状况让我感觉到当时的运动快结束了。

当时食品很紧缺，所以他们明目张胆一路上买黑市产品。路边有几个农民在卖香油，他们停了车，没用任何证或者券，每人买了一大罐。他们并没有遮遮掩掩，也不在乎别人知道。我觉得那是好的迹象。

可到了北京，可把我吓着了。我又被送进原来那个监狱，还被关到单间的囚室，通常那是关死囚的。这间囚室的设备比我原来关的那间好得多。有洗脸盆，有肥皂，还有个抽水马桶，墙上有一层垫子。吃饭时送来的饭菜很丰盛（至少当时我觉得很丰盛），一大碗里装满了肉，我都有好几年没见过这么多肉了。

饭后，就留我独自一人，可我睡不着。他们是要把我放了，还是把我崩了？两天后（那天我妻子也从这个监狱被释放，可当时我并不知道），接管剧院的一位军代表提审了我。

他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林兆华的。林兆华是当时剧院里我的年轻同事。那位军代表想知道"文革"开始时林兆华在干什么，他跟谁关系密切。当时他们怀疑林兆华与"五一六集团"有关系，据说那是一个秘密组织，对中央有阴谋企图。他们认为林兆华也参与了这个组织。因为他在年轻人当中是位领头人物。

那个军代表举了几个人的名字，问我林兆华是否与他们有关系。整个审讯过程他都表现得很严厉。我没有告诉他任何事，因为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一直同林兆华是一派的。

围绕林兆华的审问一直持续了三天。到第四天，到我囚室的不再是那位军代表，而是剧院专管人事的一个干部。

他是单独来的，满脸堆笑，说："你可以回家了。"

我妻子和我一直没搞清我们被释放的原因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位知道内部情况的人后来跟我们解释，那是因为中央领导层有了变动。

在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北京的状况很糟。经过天安门和东单时，我注意到街上行人很少，没几辆自行车。北京似乎成了空城。

"人都上哪去了？"我问人事处的人。,

"到农村、干校去了。"他答道。

十五岁以上的学生（包括我女儿英小乐）都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情况我知道，因为我进监狱之前就开始了。但我并不知道范围这么广。我担心我女儿和儿子。小乐去了内蒙古，那是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但她可以养活自己，她还想养活弟弟。吴世良和我被捕时，英达还不到八岁。我们在监狱期间，他先是跟着我弟弟，后来又跟着我母亲，最后成了马路上没人管的野孩子，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在我获得自由前最后几分钟，我坐在吉普车里穿过北京的街道。这时我才被告知我妻子四天前已被释放，她在家等我。

我进门，这是三年后第一次看到吴世良，我惊呆了。我没想到她老了那么多。她的头发花白了，她的脸干枯了。我坚持要她去医院看病去，她第二天去了。我们的新家离我们原来的家不远，一共就一个很小的房间。住进去之后我开始自己动手改建。制作的第一件家具是张可折叠的床，可以靠到墙上，省出不少空间。那年冬天，我被分派在剧院烧锅炉，当我看到那么些好木料将被当做柴火烧掉，就顺了不少回家做家具。我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架。我还做了一张桌子，请朋友们来我家打桥牌。现在大部分家具都没了，但书架还在。当时英达和我们团聚了，但女儿还得很久才能从内蒙古搬回来。我女儿回来后，我们俩还一起盖了间小房。

当时北京到处都能找到砖头，都是修防空洞剩下来的。小乐和我一起盖的小房被用来储藏杂物，打桥牌则在卧室里进行。

刚被释放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每月有一百元的薪水。我简直不知道这么一大笔钱怎么花得出去，不久之前我的全部积蓄还只有两毛七分钱。我还记得我和吴世良、英达团圆后吃的第一顿饭。我们决定庆祝一下，我出去狂购。在菜市场碰到北京人艺的两位同事。他们见到我差点吓晕过去，因为他们当时都以为我早被枪毙了。我把市场货架子上的好东西都看了一遍，决定为我妻子和儿子买一小块巧克力，花了约一毛二分钱。又买了一两白酒，花了七分钱。那天我总共花了不到两毛钱。那一两白酒我都没能喝完，很久不喝，一两酒喝了一半我就醉了。

那天晚上我和妻子彻夜难眠，我们聊着各自在监狱的生活以及在那里认识的人，一直聊到第二天早上。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监狱的日子乏善可陈，但之后多少天里我们却总是说个没完。除了我当时写信给我弟弟要毛毯和十元钱，我在监狱期间没有和家里其他人联系过。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在哪里。三年后我终于被释放，和他们联系上了。

"你还活着哪？"每个人都是一见面先来这么一句。

这不是开玩笑，至少在当时谁也笑不出来。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