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解放，我对名、利、地位根本不懂。最初，我在北京天桥万盛轩私人剧团"鸣凤社"演戏，是看能耐瞧本事定份拿包银的。后来改集体所有制拿人头份子。成立集体所有制公家领导的"首都实验评剧团"，那是按底薪分红，基本上是大家差不多。为了建团，虽然很艰苦，我们团买了南城马神庙三进大套院房子作团址，买房是用了我的名字"新凤霞"买的，因我是团长。办了一个学员班，参加捐献"青年号"、"妇女号"飞机，大家没有个人的考虑。

我因演出多，生活困难，劳累过度，吐血得了肺病，在协和医院住了半年医院，进行治疗。我的病好转以后，肖华同志那时医院住了半年医院，进行治疗。我的病好转以后，肖华同志那时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他正要办一个解放军评剧团，我参军当了兵，是供给制，每月发津贴。人当了兵还提钱吗？在军队感到温暖，记得陈其通同志跟我谈话说："你来了，咱们军队要培养一个名歌剧演员，地方有一个郭兰英，咱军队要你这个名演员唱歌剧，一定会受到官兵的欢迎……"我听后十分难过。我来自北京，是广大观众培养出来的，怎么能唱评剧有了名，马上就进部队改唱歌剧？这叫"踩着人肩上梯子，这山望着那山高"，观众会对我怎么想啊！我开诚布公地向这位军委总政治部文艺处长陈其通提出，我不能改唱歌剧，因为我是唱评剧的，观众给了我信任，才有了名，如果改唱歌剧，评剧的广大观众对我会失望的。我这样说，陈其通同志也没有反对。肖华同志知道了，还当面表扬了我。他说："别看新凤霞很年轻，她还很有点心机了……"

肖华同志特批总政文工团成立"解放军评剧团"，团里的领导都是部队的著名文艺干部，团长是宋之的，他是编剧兼团长，陈卓尤、黄宗江任导演兼文化教员，李铮任音乐设计兼音乐教师，我是主演兼副团长，王少岩任指导员兼副团长。宋之的是挂名的团长，一切事情都是我这个第一副团长办。我有个很得力的帮手﹣范玉林秘书。

在部队演出相当多，而且都是全国跑，下连队，深入战士们中间，为他们补袜子、洗衣服，我是头一个，受到官兵们的欢迎。在全军文艺兵中，我受到特别奖励。

在部队，我要求不要用大字写我的名字宣传，戏报说明书都不要特别宣传我的名字，可是部队的战士们都要求看"解放军评剧团"的戏，说，评剧团有新凤霞。名，不是争来的，是观众给的，我就更兢兢业业地唱戏工作，在每一次演出都尽量满足战士们，叫战士们都能听到我的唱。有的工作不能离开如伙事班的战士，他们不能听我的戏，我就主动提出去炊事班里唱。他们点名的感谢我，我总是把乐队的同志和其他的演员一起介绍给官兵。

记得在总政治部文工团起名时，李伟同志当时是文艺处长，好像陈其通同志跟他平级，他们两位教育我说："新凤霞的名，在解放前虽唱了红戏，但没有解放后这么红，应当说没有新社会就没有新风霞，没有新风霞也就没有解放军这个新的评剧团。……"我感到很温暖。

在部队，官兵像一家人，很亲近。一次，我对一件事情不明白，人家笑我，发军装我是呢料的，别人是布料的，我去问宋之的同志："为什么我的和他们不一样？"宋之的爱开玩笑，他说："因为你是新凤霞，是你有名啊！……"我有些不相信，可又觉得有问题，我又看到蓝马、田华、高元钧也都是发的呢军装，我问高元钧大哥："为什么军装还有布的、呢的？"元钧大哥人忠厚老实，他神秘地说："这是级别啊！"我说："宋之的同志说，'是你有名啊'。我不相信。"高元钧说："也有点道理。你有了名，你的级别才高哇，才发了呢军装，也可说是因为有名，这是级别，级别是很重要的待遇。你记住，级别是对咱们每个人很重要的待遇。"我一点都不明白级别的重要，从唱戏时起我就知道，台上唱戏值多少钱，就给我多少份子，拿多少包银，多了不要，少了也不行。头一次在部队听到级别，还是高元钧大哥的教导。后来发的东西总是和一般同志们不一样，一样的演员，我拿的和大伙不一样，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那时，剧团下去合演的机会多，有京剧、话剧等，都是军队文工团，演出形式很随便，在会议室、在场院、露天，观众也都是军人。也不像今天有主持人，演员上台演唱前主持人要向观众介绍演员和演唱的节目。过去都是演员自己上场，自己报姓名，讲出演唱节目的内容。我最害怕这种场合了，上了台见着观众说不出来。蓝马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和电影演员，又是我爱人吴祖光的老朋友。他很关心我，他教我上台先向观众行鞠躬礼，说："我是新凤霞，给您唱一段评剧《刘巧儿》。"第一次是在张家口某地部队营地，很多剧种和曲艺的演员都去了，是很大的联合演出，南北部队文工团的主要演员都有，杂技、曲艺、相声、大鼓、京剧等等。演员们都是上台自己报姓名，并说明演唱的剧名、曲牌，轮到了我，评剧演员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上场，我心里就跳起来了，想到上场向观众报自己的名字，这不是自己向观众作宣传吗？怎么开口哇？我一上场，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走到台前，规规矩矩向观众行礼鞠躬，应当行军礼立正，因为穿着军装了。但我心里十分紧张，我就赶快报名字："我叫新凤霞，给大家唱一段《刘巧儿》。"台下乱乱哄哄，鼓掌声、说笑声，根本没听见我的话，乐队拉起弦来，锣鼓响了，观众才安静了。我一直紧张心跳，一唱才平静了。总算唱完了一段，观众又要求，我又唱一段下了场。

后来再有这样场合，我就请蓝马为我上去说一句。蓝马同志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待人非常热心，为人也很义气。他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自己报名字啊？"我说："我认为是自己宣传自己。"蓝马说："那怕什么，自己在台上唱戏，你已经在宣传自己了，难道你愿意唱的坏，让观众不喜欢你吗？"我说："我怕自己报自己的名字。"蓝马说："咱们是演员，就是要出名，为什么有名演员和一般演员啊？你如果不是新凤霞，解放军还不要你了。名还要，但是不能不择手段争名夺利就好哇！你还是要好好地演戏出大名，还要保护这个大名啊！"

名演员的名气是演技得来的。在解放初期，由于是解放区来的领导干部，对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不理解，不尊重，也出了一些事情。记得我去医院看望因自杀被抢救住院的著名演员言慧珠，那是1951年夏天，这时都是私人剧团，言慧珠的名气当时市文艺处不了解，言慧珠为人很谦虚，人也很活跃能干，要求进步好强，但她毕竟在旧社会也带来了一些旧习惯，解放区来的干部看了不能理解。她想组班演出，可能遇到了些困难。另外她的艺术是真好，真有本事，观众也真喜欢，在名上她就特别认真。她曾对我说过："凤霞大妹子，咱们唱戏的这个名，可不是容易得来的呀！一顿饥，一顿饱，一身身臭汗！得到观众喜欢了，成了名了，就是要争，干部多的是，名演员有几个？"她自杀是为什么，详细情况我不了解，但她是为了名是可能的。有人说领导不尊重言慧珠的大名说："你的名是旧社会的，今天是新社会……"那天去医院看她的，有蓝马，有京剧演员薛浩伟。言慧珠大姐躺在病床上，边哭边说："人为名死，鸟为食亡啊！不尊重我这个名，我可不活了……"我至今怀念大姐的为人有气派，她的艺术造诣深厚，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还是自杀了！但她的名仍留在观众心中，一代名优，留给观众美好的艺术形象是永远使人怀念的。

名是重要，作为一个演员要争，要在观众中有名，可是太认真了，也不必要。听说言慧珠就是为了一位干部说的："你是旧艺人，旧社会的名；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的名旧了……"她受不了。

记得老姐妹们和老伙伴在刚刚解放时劝我说："你现在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名演员了，要有点派头，怎么能坐在小摊就喝茶汤、吃豆腐脑儿？"我不明白当个演员有了名，是因为在戏台上唱戏，观众喜欢，为了鼓励给了演员名声，这声望只是在台上，台下还应当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哪。我习惯在小摊吃东西，更习惯在小商店买零碎，也是因小时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我对小商贩有特殊感情。我觉得越是有了名，越不能忘了这些和父亲一样的小买卖人。一次我在小摊喝茶汤，被很多观众围住问这问那，我都回答。最后我坦率说："你们不要老问了，让我喝完茶汤要去化装了，你们不是要看我演戏吗？"结果他们等着我喝完茶汤，大伙跟我一道走，我进了后台，他们进了前台。

台上是有了名的演员，生活中我也从不想自己比别人特殊，比如街道开会，我也拿上小板凳跟大娘二婶坐在一起。儿子学校开家长会，因孩子的爸爸不在家，我去开会，跟所有的家长在一起，人家说："你是有名的演员哪！……"我说："我和你们一样，是学生的家长。"大家对我很随便，也很亲切，我很高兴。记得大跃进年代，每家都出人在胡同炼钢铁，只要我在家，每次我都参加。街道组织扫雪，我都去。这是跟邻居接近的好机会。我最怕人家把我看成是个有名的演员，对我敬而远之。

记得我们胡同街道纸厂子，一位女工她叫人带话说："我结婚最大的愿望，是让新凤霞给我当伴娘，把我送到婆婆家就太满意了。"男方很发愁，觉得这话不好说。可我知道了，我在男方厂门等他，我亲自跟他说："大明，你结婚，我主动给你当伴娘，咱们是邻居，这是看得起我。"他感动得脸通红。结婚那天，我到女方家陪着女方到男家，他们亲朋热情地说："名演员做伴娘！"我说："可别这样说，我是新娘的邻居，新阿姨是当伴娘的，不要讲名演员……"街道邻居们对我这次当伴娘非常高兴！当演员在台上观众看见了，在台下一举一动也会被人注意，因此越有了名，越要兢兢业业的。

从小父亲教导我："做人要做万年牢，不做缸里的瓢、水上的毛。"父亲虽没有文化，他的话可很深刻呀，使我一生受用。牢靠是做人很重要的，尤其我这样贫苦出身的演员，在观众中有了影响了，成了名人了，在劳动人民中长大的我，在小戏园子唱戏的我，我随时牢牢不忘贫民区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几次回天津演出，我都专程去南市九道湾看看老邻居，让老人们知道我没有忘了本。

夫妻亲朋也都一样，无论是遇到什么风风雨雨灾难，都要经得起、靠得住。上台唱戏叫观众想着满意，觉得钱没白花，时间没白费，哪怕给人家缝一个扣子，也要多缝一针，结实牢靠，这是留下个好名啊！

在台上演出，我是处处让观众想着看了这场戏有所收获，还要看我的演出，生活中我也是这样的。记得在石景山工厂劳动，夏天我背起一桶冰棍，去为工人送，我都是一个个剥掉了纸交到工人手中。工人要求我唱，我站在八仙桌子上唱，为的是让工人都能看清了我。

记得在云南赶上修翠湖，大队人都是步行进湖，领导们专家干部都坐大汽车去，我也被领导指定坐车，我恳求市长说："不能啊，你们大伙不认识，我这张脸是大伙认识又注意的，我一定要跟大伙步行走，这是给我改造思想的机会，我不能失掉群众！"市长答应了我，我跳下了车，跟群众队伍走在道边，汽车慢慢地跟在队伍后头，我心里非常高兴，大伙也感到亲切。后来赵连喜告诉我说："本来咱们团领导要批你的，说云南方面不知道你是'右派'，应当改造，让你坐车，要是你坐了，你就要挨批了！"我说："我不是因为'右派'一定不敢坐车，改造、劳动，这都是不能心服的，我劳动是从心里愿意，是我的本。我爱一般化，不愿特殊化，跟大伙一起我舒服。"赵连喜说："你是名演员，怎么能跟着大伙一样啊？"我说："我是大伙当中的一个，这个名是大伙给我的，我要是忘了，大伙可把这个名演员要回去。"万年牢就是扎实、可靠，不能有了名就都忘了，那也容易飘飘然。

我想"万年牢"是对一切可用；"缸里的飘"是浮在面上，"水上的毛"轻漂的一点风就飘走了。在风浪中受的了，牢固地站稳了立场，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生受苦，从小多灾多难，但总是逢凶化吉，遇见好人，被人同情帮助，也就是因为，我没有忘了自己是一般人，是贫苦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个有名的人，要说名，是用这个名来保护我的家，如我丈夫多次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我丝毫不动摇，受苦受难也要保护好这个家，教育好孩子，落一个名声不错，牢靠。

我是1948年从天津去唐山，从唐山来北京的。1949年初，在北京天桥万盛轩小戏园子演出。那时天桥没有大剧场，都是小戏园子，没有楼，只能坐三四百人，也没有椅子，都是长板凳。早九点开戏，晚九点散戏，几个剧目来回倒着演，不卖票，观众进去给一毛钱，可以看一天；但是出去再进来还得给一毛钱。

记得当时市文艺处负责人张梦庚同志介绍从解放区来的"新秧歌剧团"的演员同我们联合演出。早晨七八点钟，一群唱新歌剧的演员带着服装、道具等等来了。男男女女，都是唱新歌剧的。他们都穿着灰色的解放服，布底鞋，很朴素，对我们非常友好热情。

来的演员有王昆、张玮、贺键、钱明、牧虹、郭兰英、华群、萧甲，演的几出小剧是《王大娘赶集》，华群演王大娘，郭兰英演女儿玉池。《好军属》，张玮演媳妇，贺键演婆婆。《全家光荣》，王昆演旦角，牧虹演老头。《刘二起家》，萧甲演刘二。这几个小秧歌剧在前面演，最后我演评剧传统剧目《李三娘打水》。

解放区来的秧歌剧，观众看着新鲜，我们也觉得新鲜，爱看爱听。演员们一见面就跟我们打成了一片，我问王昆为什么跟我们演出？她说："你们天桥的小戏园子，是劳动人民的娱乐场所，我们来是为了深入生活，接近劳动人民。"

我们一起化装，一起吃饭。从早七点就开始在后台化装了，这么个小后台，哪有地方啊？有的坐在小凳上，有的铺个麻袋坐在地上。大家就这么挤在一起，又亲热，又高兴，说说笑笑的可热闹了。

那时候刚刚解放，我们还是私营班社，生活很困难。演员们各自带点吃的，边唱戏，抽空吃两口。他们来演出，是帮助我们，不要酬劳。他们自己带饭来，带的是高粱米饭，酱菜条，大桶白开水。至今我还记得清楚，王昆、张玮同志为我盛来一碗她们的高粱米饭，用开水一冲，就着酱菜条，让我吃。很好吃，真香！我们在一起吃着，又说又笑。演出后，大家坐在台上开会提意见，一开就是十一二点。我们都住在剧场附近，路不远。他们离得远，坐大汽车回去。

这样的交流演出对我们帮助很大。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从此成了朋友，后来他们常来看我的戏。我排了《刘巧儿》、《小二黑结婚》、《祥林嫂》，请他们来看，提意见，他们给我讲解放区妇女的情况。我喜欢他们演出的劳动人民形象，这对我后来演农民角色很有帮助。我们非常喜欢解放区来的唱戏的，待人和气、热情，一点也不摆架子。他们有文化，我们把他们当老师，但他们总是谦虚地说："我们是来学习的。"

我们互相看戏，互相教戏，互相学习。他们教我唱新歌剧，我教他们唱评剧，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常去看他们，他们也来天桥找我。我们见了面，不是在一起玩，就是谈业务，谈演唱，都是真诚无私的帮助。我们常请他们讲新歌剧的唱法，讲他们深入解放区演出的小故事，我也常给他们讲怎样唱评剧。记得萧甲同志的嗓子非常好，我劝他改行唱评剧，他说："我唱评剧唱什么？"我们剧团的老演员杨星星认真地说："当然唱小生啰！又年轻，又漂亮，唱小生吧。"于是萧甲同志学了一出《王定保借当》，但是他是个做领导的人材，大材必有大用，他终于没当演员。

当时有一种互相交流、学习的风气。虽然他们都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却都比较成熟，都能讲一套。在一起就研究业务。当时的秧歌剧人人爱看。他们还给我们排了《十二把镰刀》、《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刘二起家》、《赶猪》；特别是《兄妹开荒》这出戏，1948年天津一解放，很多评剧团就唱了《兄妹开荒》，立即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我们还排了《白毛女》、《血泪仇》等。秧歌剧对我们影响很大，观众爱看，演员们也喜欢演，新鲜，活泼，形式简便，反映现实快，边舞边唱，生活气息浓，容易普及。

不知为什么，后来这种人民喜爱的小型秧歌剧慢慢地消失了，舞台上也看不见像解放初期那种联合演出了。那时，新歌剧演员学习民间地方戏的唱和程式传统，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新的唱法和表演，这种交流，多么好哇！比如，解放区来的老歌唱家李波大姐，我没有跟她同台演过戏，可她看了我的戏，就到后台来看我，给我提意见，教我在唱法上应注意如何处理，如何改进，使我受益不少。

后来，运动渐多，人们的交往变得谨慎小心；弄得不好，还会闯祸受罪，后来简直见面都不能说话了。本来我们演员之间来往是很频繁的，虽然大家演出都紧张，但还是抽空就见见面。转眼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小秧歌剧和我合作过的这一堂人，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回想我们二十来岁生龙活虎一般的时代，一道演出，一起研究学习，青春还是没有虚度，多么值得留恋啊！

我从小学戏和演戏，虽然是在睁不开眼的旧社会，可是我的生活一直有规律；在那样花花世界里我规规矩矩唱戏，老老实实做人，从不敢往邪路上迈一步。

在旧社会由于生活没有保障，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奔波劳碌，担惊受怕，影响了身体。解放初期落下了咳嗽病，每天下午四五点钟最显著的症状是两腮通红。我这人一向很皮实，从不娇气，有点病一顶就过去了。但从1950年起，人越来越没有力气，演出时有时咳嗽得很厉害，但我仍是坚持演出，没有休息。

有一次演出《刘巧儿》，我在舞台上吐了血。那时演戏台上还有捡场的、跟包的。给我跟包多年的张洪山同志，见我咳嗽得厉害，就送水来台上，我喝了一口水，感觉嗓子一热，又有点发甜，一口血吐在洪山手里拿的毛巾上了。转过身来我又满不在乎的接看唱戏，下了场我感觉浑身发软，这回真要病倒了。我们剧团是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剧团，我天天要在天桥万盛轩剧场和前门中和戏院上下午赶场演戏，还要常常加演晚会。我到医院看病，确诊是浸润性肺结核初期，需要立即休息静养治疗。但我们这个民营剧团，经济收入没有保障，没有人能代替我，我若休息下来，全团都得休息，大家都为我生病发愁，想不出解决的办法。非常着急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祖光。他说："你每演一场戏，身体就恶化一步，怎么办呢？"就在一天天眼看我要垮下去，没法可想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剧作家宋之的同志来我们家。之的同志那时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他了解了我这种情况，说总政文工团正要成立戏曲剧团，他动员我参军，把我们的剧团改编为总政文工团的评剧团，这样就可以解决全团的生活问题、学习问题，有病可得到公费医疗，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政治和业务上的提高。老宋的建议就像阴天出现了阳光，真叫我高兴呀！他的建议得到了军委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同志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的支持，并且由肖华同志亲自批准我参军。这叫我怎么预料得到哇！我，一个从小受苦受难的民间艺人，在旧社会被人叫做女戏子，受尽屈辱和欺压的人，就这样一下子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了。

可能因为我们考虑的问题不够周到，虽然谁都说"参军光荣"，可是我们的剧团加入部队却受到了很大的阻力。剧团随我来到解放军评剧团的只有三个人：小生张德福、老生于少海和多年给我梳头"跟包"的张洪山。连和我绝对不能分开的乐队也没有，一个人跟我过来。

可是对我来说，参军，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啊！1951年国庆节，北京天安门前的大游行，在文艺大军的队伍里，我生平第一次穿着解放军的军装，走在解放军大纵队的头一排，走在一起的有宋之的、蓝马、高元钧、高玉宝、田华……这些人们都知道的同志。

参军之后，我立即得到住院治疗，我的身体底子好，住院不久就止住了肺病的发展，很快出了院回家休养了。

这时我最大的困难是不能演出。只有四个人怎么能演出哪。宋之的同志劝我改行唱歌剧，他说我的嗓子好，唱歌剧更能发挥我的艺术才能。他热心地动员我参加总政歌舞团。这我可一点也不考虑，坚决不能同意。我从小唱评剧，跟评剧有深厚的感情。我对老宋说："唱歌剧我也喜欢，改行绝对不行。"1951年在肖华、陈沂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总政文化部派来了专职的工作人员，费了很大的气力，在各地物色人材成立了解放军评剧团。这个剧团的成员年龄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都是有过演出实践经验的，虽然一般说来质量都不错，但是演员、乐队、舞台工作人员全是没有和我合作过的新手。演出时有无数的困难，光是乐队伴奏合作上的困难，就不知把我急得流了多少回眼泪呀！

我们下部队演出，经常深入连队和战士们接触，新的观众，新的环境，新的感受，使我精神百倍，身体也好起来。我在为战士演出时，多次受到表扬。当然，我们和地方上的观众见面少了。全国解放以后，我是每天都要和城市观众见面的。

日夜为国家大事操心的周总理也来过问我参军的问题了，观众的反映一直到了总理面前。总理找到陈沂、宋之的同志提出他的意见，批示我和我们全团划归中央文化部，成立评剧院。我是在最需要治疗肺病的情况下参军的，如今病治好了，我应当在部队多为战士们演出，报答解放军的恩情。这么快又要离开部队，我心里十分难舍，也觉得太不仗义了。当时我坚决不愿意离开军队，我表示全团都走我也要留下，干什么我都愿意。陈沂同志对我说："这是组织决定，你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啊！"就这样，我十分留恋地离开了部队。但是我要求部队保留我的军籍，我一直记着这一段在部队虽然短暂可是永远难忘的生活。那些年每到"八·一"建军节，我都回到部队参加庆贺。同志们见到我就说："凤霞，你回娘家来了！"肖华同志和陈沂同志在看戏后常到后台看我，教导我说："你受过解放军的教育培养，要记住部队的好作风……"部队的好作风是什么呢？应该是谦虚、朴实、负责任、守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我是永远牢记在心的。

1957年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马上就株连到我，我无辜受到的打击和欺辱就没法形容了，真是"从空降下无情棒"啊！我遭到的冤和苦找谁说去呀！可是又想到祖光比我更苦，他完全是一片好心提意见，他才更冤哪！何况我从小受苦，生来就能咬牙忍耐，这次灾难的折磨我都忍过去了，虽又是在救苦救难的周总理亲自关怀指示下，很快撤销了给我的处分，但是我在剧院里随时受到的精神虐待可是没有完的，我再也不愿见人，更不愿见到往日关怀我的老首长、老同志。心里真觉着有罪，可又不知有什么罪？开会遇到熟人我都是尽快地躲起来。有一回迎面碰到肖华同志和他的夫人，他们还是像从前一样的热情，关心地对我说："我知道你表现得不错，你要经得住考验。"

我想我是听从首长的指示和教育，经住了考验的。尽管在1975年冬天，十年浩劫的末尾，我受到又一次新的、十分狠毒的迫害以致于半身瘫痪，至今没有恢复健康，但我仍是坚持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教学生，绘画，写回忆录；现在除北京之外，国内十几个省市都有我的学生，我写的演剧生活的回忆录已经在香港和天津出版，现在我又写出了续稿。

我当过兵，受过解放军部队的教育，我会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永远冲锋陷阵，永远向前！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