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售价9.9元的春联，几块薄薄的红纸黑字，竟将年营收百亿的顶流主播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董宇辉因在直播间售卖春联引发网友争议，被指“强者与民争利”。在这场风波中，部分网友批评董宇辉作为年营收达上百亿的头部主播，却要与依靠春联销售维持年前生计的街头摊贩、下岗工人等底层从业者“抢饭碗”。

更令网友不满的是，这与董宇辉此前塑造的体恤底层、不唯利是图的“读书人”情怀人设形成了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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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各大直播间纷纷推出年货专场，董宇辉的“与辉同行”直播间也不例外，上架了春联、福字等节日商品。

这看似寻常的商业行为，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一场关于“强者是否应与民争利”的激烈争论。

据网友估算，街头摊贩、下岗工人等群体依赖年前销售春联的十几天时间，赚取数千元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春联的销售对他们而言是“年末生计”，是“薄利赛道”。而董宇辉直播间则被指凭借百亿级营收体量、顶级流量及供应链优势，在拿货价和售价上占据绝对主导，可能挤压街头小摊贩的生存空间。

争议的核心不仅在于商业行为本身，更在于董宇辉个人形象的反差。他因“谷贱伤农”的言论曾收获广泛认同，塑造出体恤底层的情怀形象。

但有网友指出，其曾售卖6元一根的玉米，而吉林当地农民的收购价仅几毛钱，溢价并未真正惠及农户。此次涉足春联这一底层小生意，更被质疑暴露了“大钱小钱都要赚”的商人本质。

有网友甚至在网络上引用《礼记》中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来批评董宇辉。

这句话的意思是，有特权的公卿之家不应该畜养牛羊与普通老百姓争利。

网友借此表达：像董宇辉这样的“头部主播”已经相当富有，不应再与底层人民争夺这种蝇头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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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争议，舆论场中形成了鲜明的两派观点。批评者认为董宇辉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将董宇辉的直播间与河南胖东来进行对比：“同样是年营收200亿，胖东来养活8000名员工，用极致服务与顾客共生，而董宇辉的降维打击，是让底层从业者失去生计。”

另一派则认为这种批评属于“道德绑架”。电商平台销售春联已成为行业常态，并非董宇辉个人所为。

消费者拥有自主选择权，直播间的供应链优势也能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有观点尖锐指出：“买卖而已，有啥高尚的？本质都是赚差价，只不过他流量大罢了。”

还有一些评论认为，这次争议实质上是电商行业内部新旧势力的博弈。那些享受了早期电商红利的既得利益者，如今将董宇辉视为需要防范的异类。

他们抱守过时的电商理念：作为中间商赚取差价，通过经销商控制渠道。因此他们不认同从工厂到终端的平价直营模式，也不认同直接诉诸用户的直播电商。

董宇辉的“读书人”人设是其商业成功的重要基石。凭借双语教学才华和接地气的风格，他被学生称为“中关村周杰伦”。

2022年6月，董宇辉在直播间双语卖牛排，随口引用张载“为天地立心”，用“三餐四季也是浪漫”解读柴米油盐，这种“文化+带货”的模式意外爆火。

他的特别之处在于，用文学解读商品，在卖玉米时聊乡愁，推书籍时谈人生，甚至能在直播间完整朗诵《琵琶行》。这种区别于传统主播的“文人气质”，让“读书人”标签深深扎根。

然而，当董宇辉从新东方老师转变为带货主播，再从“打工人”变为手握100%股权的公司老板后，他的身份和面临的期待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网友的愤怒，本质上是一种被辜负的失望。那些曾被他“为天地立心”的理想主义打动的观众，那些相信他“体恤底层”的支持者，最终发现，在商业利益面前，所谓的“读书人情怀”可能也需要为流量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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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议也折射出头部主播在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之间需要寻找的平衡。

有观点认为，董宇辉的直播间可以选择与街头小贩合作，帮助他们拓宽销路，而不是直接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这样既保持商业活力，又能体现对底层从业者的关怀。

直播带货行业需要头部主播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直播电商的本质应是信任经济，但若被异化成欺诈经济，利用消费者的信任牟取暴利，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利益，也是整个行业的信誉。

行业专家指出，个人大IP虽然短期具备强大爆发力，但风险和可持续性仍需注意。

从超级个体到系统化运营是现实考验。与辉同行已经有意识地在孵化新主播和建立矩阵账号，并加大“文旅+直播”的探索。例如开设新账号“兰知春序”，目前粉丝数为272.7万，主要定位影视文化等赛道。

互联网上，那句“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的古语仍在流传。街角卖春联的老人仍会在寒风中等待顾客。

董宇辉的直播间里，也许很快会有新的商品上架，但关于“强者是否应与民争利”的讨论，恐怕不会就此停止。

争议的背后，隐藏着社会转型期人们对商业伦理、贫富差距和社会责任的复杂情绪。当流量成为稀缺资源，当带货主播成为新型“商业巨头”，社会对他们的期待早已超出了单纯的销售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