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一家涮肉馆里，陈佩斯把最后一片肥瘦相间的羊肉塞进嘴里，抬头对朱时茂嘟囔：“老朱，咱俩这官司打了快三年，外面都以为咱被封杀了。”朱时茂放下筷子，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们哪知道，咱们是把半个行业给告醒了。”

这话不假。2000年那会儿，市面上突然冒出50万套《吃面条》的盗版VCD，封面印着俩人的大脸，打开一看，台词被改得乱七八糟，连“我管你这那的”都成了“我管你这那啥”。更让人窝火的是，侵权方还振振有词：“春晚播过的，不就是大家的吗？”

官司打到第三年，律师团队把案卷摞了1.5米高，法院走廊都快搁不下了。最终判决书下来那天，陈佩斯正在家里修水管，朱时茂一个电话打过来：“赢了！以后谁再乱改咱的台词，得先掏钱。”电话那头，陈佩斯的手一抖，扳手掉在地上，砸得瓷砖裂了缝。

可胜利的喜悦没持续多久。接下来的日子，俩人像被隐形的手掐住了脖子：广告商集体消失，原本谈好的电影项目被“无限期搁置”，连电视台的访谈邀约都变成了“档期不合适”。最惨的时候，陈佩斯去菜市场买菜，摊主悄悄问：“陈老师，听说您被封杀了？我这儿有您早年小品合集，十块钱三盘。”

朱时茂倒看得开，拉着陈佩斯去开了家餐馆。馆子不大，但生意奇好，最高纪录一天翻台200桌。有食客认出他们，举着手机想拍，朱时茂摆摆手：“吃饭就吃饭，别拍我们落魄的样子。”后来陈佩斯把餐馆抵押了，凑钱搞话剧《托儿》，首演那天，朱时茂坐在第一排，手里攥着两张皱巴巴的门票——他怕陈佩斯万一赔光了，至少还能留两张票根当纪念。

时间一晃到了2023年，春晚后台的休息室里，年轻演员们排着队签版权协议。有人感慨：“现在咱演个小品，版权费比出场费都高。”没人再提当年那桩官司，但法律条文里藏着他们的影子——春晚节目可以分割著作权、表演者权独立计算、侵权赔偿标准提高……这些冷冰冰的条款背后，是两个中年人用三年官司换来的底气。

去年东方卫视的舞台上，俩人又演了《老面新吃》。陈佩斯端着一碗炸酱面，朱时茂在旁边拌黄瓜，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没人注意到，演到一半时，陈佩斯突然往朱时茂碗里夹了一筷子肉，小声说：“当年打官司饿得啃方便面，现在总算能吃上口热的了。”

这事儿说到底，不过是两个倔老头儿，用最笨的办法告诉所有人：艺术不是谁碗里的剩菜，想夹走，得先问筷子答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