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边上氧气管嘶嘶地响，林静的手背青筋暴起，像枯枝上缠着几根旧电线。她喘得厉害，说五个字要停三回，可还是把梁晓声叫来了——不是为治病，是为把一件压了半辈子的东西，亲手交出去。

那个东西不是信，不是照片，也不是存折。是一段话，一句没对外人讲过、连孩子都没听全的话。她四十出头，病历写着“肾衰竭晚期+恶性肿瘤+重度营养不良”，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泛黄的骨头。二十年前她从东北一个国营厂消失时，才二十三岁，是车工班最利索的姑娘，头发乌黑，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厂里广播站常放她替人代读的《人民日报》选段。

没人想到她会走。更没人想到，她走的那天晚上，把体检单撕碎塞进炉膛——三个月孕周，未婚。单位连夜开会，墙上贴出红纸通报：“作风失检，影响恶劣”。家里人第二天就来了，坐客厅里不说话，只看她，眼神像在等她开口，又怕她真开口。

她没说。那个男人是部队通信兵，1976年唐山地震后去的灾区，再没回来。组织追认烈士那天，她正坐在厂门口台阶上啃冷馒头，手里攥着一张没寄出的信，信封上写着“亲爱的周卫国”，落款是“静”。后来她烧了信，也烧了所有带他名字的纸片，连孩子的小名都起成“小禾”——禾苗的禾，不带一个“周”字，也不带一个“军”字。

她在河北沧州租过八平米的棚户，冬天窗纸糊三遍还是漏风；在天津码头扛过麻包，肩膀磨破结痂再破；给孩子织毛衣用的是捡来的毛线头，红蓝灰掺在一起，织出来像块补丁云。孩子五岁就会蹲在垃圾站翻塑料瓶，七岁帮邻居洗衣服换两把挂面，十岁发烧到四十度，她用凉水毛巾轮着敷，自己咬着筷子不让孩子听见哭声。

她从不解释。亲戚骂她“丢人”，她点头；居委会劝她“走点正道”，她递上一包大前门烟；连医生问孩子父亲是谁，她也只说：“没了，早没了。”——这话没错，人确实没了，可“没了”这两个字，她硬是咬碎了咽下去，没让一星半点苦汁溅出来。

直到1994年冬天，沧州医院病房。她把梁晓声的手拉过来，掌心塞进一张泛黄的抚恤金领取通知单复印件，背面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小禾是周卫国的孩子。他救过三十七个人，不该被人嚼舌根。”

梁晓声愣在那儿，手抖得接不住纸。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小姨每次来家里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总把给他带的糖纸叠成小船，船肚里压着两颗水果糖。

糖早化了。船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