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演员，旧社会流浪卖艺，新社会巡回演出，都离不开坐火车，下面我就谈谈坐火车的故事。
我因受家庭的影响，从记事起就喜欢唱，喜欢跳。左邻右舍住的又大都是"下九流"人家，唱戏的最多。因此我就注定要唱戏了，尤其是我的堂姐杨金香是著名的京剧刀马旦演员，二伯父是名琴师，京剧场面（旧时乐队）头，在天津戏曲界很有名。
每天一早就听见咿……啊……嗯……的喊嗓子，拉弦吊嗓子，一天也不断。我从六岁就跟着姐姐练功学戏，演个小孩儿，天天泡在后台。十三岁拜评剧院师傅，十四岁就演了主角，这时我才体会到"落在江湖内，就是命薄人"了，东跑西颠的受罪就开始了。可是常听外行人羡慕我们戏曲演员说："你们唱戏的都是有福气的人哪！头上戴珠翠头面、龙凤帽子，在台上当官做娘娘，穿的绣花戏装，你们这个行业多好哇。一上台多少观众喜欢，为你们的精彩表演喝彩叫好哇！"
我还经常收到热情的观众来信，要求当戏曲演员，还说："我要演戏就唱刘巧儿，演张五可……你收下我当徒弟吧。"还有的很好的学生非学戏不可，说："我就是喜欢当演员……"
演员这一行是被人羡慕，在解放前我也听人这样讲："你们唱戏的这一行多好哇，你们真风流，走南闯北的多见世面呀！真羡慕你们唱戏的生活。"
今天的演员确实也和其它行业一样很幸福，人民的艺术家，文艺工作者，人人尊敬。可是，新旧社会唱戏的，那真是天上地下呀！唱戏的不如球，谁想玩就玩，谁想揍就揍，受欺侮，受污辱，寸步难行啊！常言说：吃饭馆别看厨房，看戏别看戏台后墙（就是后台）。观众们看戏，台上红红绿绿，着实耀眼，哪知道台下的艰苦生活啊！
唱戏的在旧社会没有地位，下九流，七十二行，最低的是女戏子、"游娼"，骂我们不如妓女，妓女是"坐娼"。走南闯北流浪卖艺，受不完的气，走到哪里唱到哪里。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小演员，十天半月的就得走，不能老在一个地方、一个班里唱。大码头三五个月也得活动着。有句话：人挪活，树挪死。唱戏的不能死啃一个地方，换一地方观众看了新鲜，老呆在一个地方就厌烦了。没有观众看，财主领班就要辞退我们，就失业。
跑小码头唱唱连外戏（旧时中小城镇的演出），到乡下唱野台子戏，赶庙会、顶风冒雨、冰天雪地，步行、爬坡、过桥，天黑了睡破庙、住大车店，冷一口热一口，唱戏苦哇！
唱红了受当地土豪劣绅污辱欺侮，唱黑了财主老板加倍地剥削，哪管你离家在外、举目无亲。翻脸不认人，立刻辞退走人，真艰难哪！有时连路费都没有，求借无门。卖行李、当戏衣是经常的事。那个年月，满处都是锦上添花，唱红了戏，捧角儿的送礼，财主笑脸相迎；攀亲戚的，巴结门户的，八杆子打不着的，绕了八道弯的老表，数不过来的干娘、干爹、干姐妹、盟兄弟。送花篮，挂幛子。有一个女主角儿，她从天津到北京演戏，天津火车站给她送花篮、幛子，铁路警为她抬送。这是有门子有势力的大主角儿，财主掌柜得奉承着。
我们这小角儿出门唱戏可就更难了，火车站这一关难过，上了火车更难，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真是不容易啊！
记得我跟师叔李文元一道出门唱戏，还有乐队的几个和唱彩旦的师大爷董瑞海。一说出门先害怕火车站这一关哪，旧社会的火车站简直让人睁不开眼，杂乱得像闹市场，遍地扔的是烂西瓜、破纸盒子、烂果皮、垃圾，下不去脚啊。人挤人，卖烟卷、烧饼、麻花儿的吆喝声，被偷了东西的哭叫声，逃荒的农民背着行李、抱着孩子，最多的是走单帮、跑买卖的穷苦人，有的背着粮食土产，有的是日用杂货，人山人海呀！火车门口挤满了人，乘车警轰打着，边骂边喊，抡起皮带打人，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挨打的人们还是拚命地拥挤。前边的拉着后边的，后边的推着前边的，用力推向车门里边，窗户也是进出口了，向里爬、往里拉，扯着胳膊，从窗口递行李。哪是上火车呀，简直是逃命。
我们是去唐山、林西、古冶、赵各庄三矿，从天津东站上火车，头一站是先到唐山。我们拼着命上了火车，进了车箱更挤了，哪还看得见座位呀，连货架子上都坐满了人。地上坐着的，横躺竖卧的，老弱病人，妇女小孩，嗡嗡直叫的蚊子，大个儿的绿豆蝇，各种小虫子满处都是。车厢的厕所哪还进得去，白头小蛆都爬满了！大小便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晕车的人随地吐，哪有人来打扫，那股难闻的味儿啊……
火车上的乘车警、日本兵、列车长那副凶狠样，日本兵背着刺刀带着枪，乘车警随时打人，手推脚踢，痛骂乘客。检查了﹣-要拿出车票，还要拿"良民证"、"检良证"，还有上火车"消毒证"。上火车的都要打防疫针，打了针才给一张卡片，这个证比车票还重要。如果没有打针就得立即赶下车。检查时经常打人他们都戴着大口罩，问话又快，许多农民老百姓见了他们就害怕，听不清他们问话，回答错了，上去就是一棍子！"你他妈的装傻！没听见！不会说人话吗！"
车上乘客很多是跑买卖带货的。聪明的借着要口水喝，暗递点"油水"就办了；一些老实的穷苦人不懂这一套，带的货也不掩盖，被他一吓便暴露了自己是跑买卖的。乘警欺软怕硬，见老实人就加七分火儿。他们一吓唬，日本兵就用刺刀挑开了行李，货全暴露出来了。一露出货，日本兵便凶狠地抓住连踢带打，乘警随着喊一声"开始检查！"日本兵就动起手来，于是，草纸、香烟、火柴、肥皂、大米、小米、红绿豆、芝麻等，被扬撒得满铺满地都是。跑买卖的乘客哭喊着："老总啊，这是我全家的性命啊！行行好吧……"日本兵野兽般地乌里哇啦乱叫！乘警喊叫着："要没收！"跑买卖的乘客哭喊成一团，凶狠的日本兵抡起木棍便打。顷刻间，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惨叫声裂人肝胆。最惨不忍睹的是他们打妇女。一位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大娘，穿得破破烂烂，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被日本兵的刺刀一挑，见是带的杂货，他们便没头没脸地打呀，用脚踢呀。老大娘哭喊着张开掉了牙的嘴，擦着被打得从嘴角流出来的血，手还不住地扒拉着自己的货想装进包里。那副惨景呀，真是催人泪下。这些人为了活命跑一点杂货，不但挣不了钱，还被打得头破血流，真是活命难哪！可是，那些走私大烟的商人就是明目张胆地把一包包大烟土通过乘警，由日本兵亲手带到车上。李文元师叔指给我说："你看那个瘦高个子不是姓赵叫赵清才的吗？他是揍李 xx 的大烟商。前边为他提行李的'红帽子'就是给他通路的。他们把大烟土拿上车，放在列车长的住处，谁敢管哪？!"
一个老头儿送一个身穿红衣的新娘子打扮的人，是父亲送新婚的女儿吧？他身背着一个红布包袱。日本兵与乘警拦住了他："打开！"老头儿和新媳妇爷俩都不愿打开，左右几刺刀就挑开了。里边的衣服被挑破，果然露出了香烟、火柴，都是整包的。"没收！"日本兵三把两把抢了就走。乘警和日本兵们哈哈大笑，烟土商提着自己的大烟土一边上车，一边向日本兵和乘警们满意地点头，老头儿父女却悲惨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唱戏的出门上路，行李都挂着幌子，头面盒子刀枪把子。带货的没收。我们这一伙人谁也不爱多说话，可文元师叔他对人家假熟悉，点头哈腰的。我早已找个角落缩在一边，心里咚咚地打鼓，可别叫乘警、日本兵认出我是唱戏的呀！果然，他们从我身边走过而没有发现，就稍微轻松点儿。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哪！这时我想起在台上唱的丈夫出门别家的唱段来了：
我的丈夫啊﹣-
饿死在家多美满，富贵出门也艰难。
北风天寒多冰雪，早晚记住把衣添。
日落你要早住店，鸡鸣可要早看天。
乘船你在里舱坐，骑马可要慢加鞭。
繁华小巷你莫恋，人情淡薄把心瞒。
善心不知人心险，人前人后两层天。
一生不出门为安，离家一步把心担。
在家处处好，出门事事难。
我心里想着戏词，觉得台上唱的是"出门难"，自己唱戏跑码头也是"出门难"。忽然乘警指着我们的箱喊叫："打开！打开！"日本兵凶狠地乌里哇拉叫着，用刺刀把头面盒子挑开了，闪光的头面露了出来。"唔……"日本兵拿起头面稀罕地玩着，紧跟着翻腾得乱七八糟。头面是我们唱旦角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最值钱的。那些头面都是我母亲一件一件用软纸包好放在盒子里的，他们全给抖开了。忽然日本兵把一支大凤向地下一扔，我缩在一边本来一动不敢动，看见日本兵扔我那支心爱的头面﹣﹣大凤，我不禁出了声："哎呀！"我一叫出声就被日本兵、乘警注意上了："啊，女戏子，哈哈……"他们抓着我的小辫子拉了出来："花姑娘！"他们好像得到意外的收获，全部向我围拢来。我吓得低着头，车上的乘客也一点声音没有。"啊！这小姑娘长得还不错呀！"说着就用手摸我脸，扳我的下颜："要想卖呀，你就脸朝外，别这么躲躲闪闪的。抬起头来，爷们儿急！"说着他们推搡着我，把我拉到列车长办公的车厢。我心里很害怕。他们围坐在我周围，让我站在中间。车桌上摆着水果、烟酒……。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乘警，说："我知道了，她是唱评戏儿的。来段《马寡妇开店》怎么样？来个'细留神儿'，带'飞眼儿'的。"我低着头一言不发。他们发火地大骂："你他妈哑巴了！"日本兵狠命地抓住我一推，我被撞在椅背上，紧接着他们抓住我的头发向椅背上磕。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感觉疼了，心里也不害怕了，只有恨。母亲在外面哭着央求他们，他们不许母亲过来。这时我咬着牙，心里想，我不唱！就是不给你们唱！就不唱！就不……。突然，外边有人喊："快来呀！这群唱评戏的带了私货了！"乘警和日本兵听到这喊声，把我丢开，蜂拥而去了。我也感到惊讶，也跑出去看。我走出车厢，正遇上在那里等待我的母亲。我与母亲不解的目光碰在一起，觉得莫名其妙。心想，谁带了私货呀？反正我没有带。我的行李除了头面就有一斤茶叶末儿，是送人的。我和母亲走过去一看。果然在我们这群人的行李里翻出货来了。乘警叉着腰，凶狠地说："是你们谁带的？快说！"是谁的行李我也不知道。有火柴、烟丝，还有几条洗衣肥皂、黄草纸。最显眼的是两条廉价的香烟和几包红包的蜡烛与烟叶子。
我吓得发抖，带这些干什么呀？这不是自己找罪受？我急得用手打自己的头。啊！真疼。这才知道，我的头被日本兵撞得起了许多包。眼皮已经青紫得显出血印子，眉上方肿起，连耳朵都是痛的。
乘警问我："你带着私货怎么着？叫你他妈唱，你还不唱。给翻脸了！唱！"董瑞海师大爷是唱彩旦的，他看我被围住了，又查出了私货，也不知是谁的行李。他个子不大，走路动作有点扭。"老总啊，这孩子胆小不敢唱，我给您唱吧，侍候爷们儿一段'阮妈报花名'吧？"他的样子完全像个农民，说话也没有方法，又带着土音。日本兵上去就是一脚，他被踢个趔趄，差点摔倒。乘警左右连打他几个耳光，直打得鼻口出血。他们真狠哪！我赶快站在当中挡住了董瑞海大爷说："我唱！"我一说唱，他们马上都松了气，而且闪出一个道来。我看着周围翻乱了的行李，再看看满脸是血的的师大爷，我张了张嘴唱不出来呀！在这种时候，唱不出来也得唱呀，于是我忍恨唱了起来："数九寒天雪花飘，受罪的李三娘去把水挑，老天爷下雪非是雪，分明是降下杀人的刀啊--"这个大哭腔，满车的乘客都跟着我流了泪。我真哭了。
日本兵大骂："八格！"乘警也喊叫："不行！我叫你唱《马寡妇开店》，谁让你给我哭丧来了！给你脸你不要脸，真不识抬举！瞧你这蓬头鬼样子！"他抓着我的头发一推，因为刚才在列车长办公室他们叫我唱我不唱时，日本兵抓住我推搡，摔倒在椅背上，我的辫子被抓散了，这时唱《李三娘打水》一哭，他们看我这蓬头散发的样子，烦了，骂我是蓬头鬼。
最后查出来私货是李文元师叔带的，他想去唐山三矿，给师兄弟穷哥儿们带点杂货，这些都是当时缺少的东西，本想跟着戏箱走不会被查出来，哪知道他们连挂着幌子的头面盒子也不放过呢？列车长说："行李留下，私货没收，人不准出站。"头天晚上七点下了火车不许出站，连饭也没地方去吃，在站台上一个小铁棚子下边蹲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唐山永胜戏园的财主才接我们出站。那时候开戏园子的财主老板和官府车站都有来往，财主是个两撇小黑胡子的胖老头儿，大个子，都叫他刘二爷。两个乘警陪着，什么话也没说，拱拱手向列车长、车站的头头们作揖说："咱们是一家人，为什么说有私货，不能出站？戏报贴出去了，明天就有戏码，哥儿几个照应吧。"日本兵举着刺刀，乌哩哇啦地……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财主说："行了，"抹了抹嘴头子，"我请客，'同合居'吃完饭请你们看戏。"
财主把我们接出了站，可行李呢？大家都关心自己的东西。还是让人出站，再取行李。大伙心里揣着小兔子，不知还出什么事。还好，行李一件不短，文元师叔带的送礼的烟卷等等，全被没收了。母亲打开戏包一看，"哇"地大哭了："哎呀！天哪！可怎么活呀……"原来这些没有人性的，在我的戏衣包袱上小便，全部衣服都湿了，染得全花了，打开一股臭味儿。母亲用酒喷，用风吹，拉开绳子晾，母亲坐在小凳上，看着心疼地说："这些没人性的，野兽！"我说，"还算好哪，头面没给尿上，要是点翠头面、双光钻石尿上小便就全完了。"母亲说："咱们还是要谢天谢地呀！我们没办缺德事……"
最难过的是李文元师叔，他带了这么点儿东西，惹了一场大祸。我母亲天天看着戏衣骂，董瑞海师大爷说："咱们就得认命啊！我是头班出来的，唱评戏儿的，唱戏儿最黑，受罪最多！火车关难过！"
那时唱戏也没有多少戏衣行头，都是用蓝布包袱皮包着，上火车经常停车，有什么事，背起包袱就走，随身带着，母亲和我不离开头面盒子这个行头包袱。这两件行李就是我家最重要的财产了，谁想从车站回来，这一大包行头都被搞成这样。母亲出来进去地骂，什么难听骂什么。我劝母亲说："您别骂，费唾沫星子，反正咱们这大包行头没几套真正绣花好的，大都是日本和服改的，尿了就尿了吧，我以后唱好戏买苏绣的好行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母亲说："没让日本鬼子在车上用刺刀戳了，那是我抢得快呀。"这时，文元师叔抽着烟劝我母亲，我母亲更气了："都是你，叼着这个穷烟袋，带了那么点儿烟丝、洋火！看看这些行头，全让他们火车上的虫子给咬了！"文元叔爱跟我母亲闹着玩："嫂子，伤财不惹气，这个人死王八活的年头，别说给你尿点尿，明抢、明夺、骑着你脖子拉屎，你都不能说声臭！"文元叔喝了酒了，母亲最讨厌酒味了："去！……喝了一盅猫尿，就不知东南西北了，都是你招来的！"文元叔他更难受，男演员行头不多，就趁个靴包，头上包头网子，脚下的靴子，薄底等等，可也让日本兵用刺刀戳破了。母亲又心疼他了，说："哟，文元呐，你的靴包也要拾掇拾掇哇。"我说："文元叔交给我了，破了的地方我都给缝好了。
开戏的头一天，财主陪着列车长、乘车警来看我，散戏后他们来后台。一进后台门，母亲正在为我收拾东西，手里端着小茶壶；看见这群人了，简直像热锅里撒了一把盐，一下子就炸了！手上的小壶掉在地上，她刚要开口问，文元叔拉住了母亲，小声说说忍了！
吃了他们的亏，只有逆来顺受。财主两面三刀做人，了了这当子事。白唱了三天戏，"同合居"请客得算在我们唱戏的身上。母亲说，我们出门用包袱皮包，随身带着不方便，可这回全给糟尽了。接受了教训，买了两个木箱子，是外边包着铁皮的木箱子。说这样出门锁上，吃火车的虫子也啃不动了。
那年月唱戏就是祸害地，日本宪兵头子和大烟土商许玉祥，他们狼狈为奸，勾结了一伙日本宪兵特务，在评剧界横行霸道，很多青年女演员被他们欺侮。当时日租界青帮头子袁文会、刘光海也跟任小舟、许玉祥是狐朋狗友，火车站当然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那时小，不懂事，受了许玉祥的欺辱，去告他，想不到自讨苦吃，反而被任小舟赶出天津。1944年底连年都不许过，就被逼出天津，只好去了山东。
日本投降后才回天津，可是这伙人仍有势力，我们一下火车就被包围了，他们脱去了日本小帽，换上了大沿军帽，摇身一变，穿上国民党军装，成了地下工作的军官了。火车上是他们的地盘，一跺脚火车站乱颤。
黑乎乎的天，他们在火车站把我的行李扣压，说是有黑货，我和母亲眼看着把母亲买来铁皮包的木箱抬走了。是火车站上的红白帽子在特务军官指挥下搬走的。母亲自言自语："没叫虫子咬，被狼叼去了！"唱戏的没有行头怎么唱戏呀！那真是哭天喊地，活不下去啊！离开财主把头寸步难行。母亲找了升平戏院的财主李宝林，苦苦哀求借了印子钱，买了几套戏衣勉强唱戏，重要的戏衣鲜灵霞大姐和小白玉霜借给我穿。每天挣钱给李宝林打印子。一直打到解放前夕才算还清了他们这一笔阎王帐。任小舟等解放后也受到人民的惩处，任小舟的罪名有一条："欺压受苦女艺人新凤霞。"从此，结束了坐火车跑江湖，到处流浪卖艺的苦难生活。
解放后，我们艺人翻身解放，提高了思想，恢复了人格，巡回演出，到处受到欢迎，受到尊重。火车站是我们必经之路，火车是旅客之家，时刻给我们方便，我们的戏箱、道具、刀枪把子成了受欢迎的幌子，再没有人叫我们"戏子"了。在火车上，服务员问寒问暖，送水送饭……我们在火车上成了车上的主人，随时随地体验生活。擦玻璃，洗地，临时编词去广播室宣传好人好事，看见那些为人民服务的好作风、好态度，使我们受到教育。一次，我出门在火车上，一位年轻的产妇要分娩，广播员请求大家紧急协助，旅客中的医务人员自告奋勇，车厢成了临时产房。刚用白布床单围起，就看见有乘客纷纷送来鸡蛋、点心，把成筒的饼干送给产妇。从列车长到每个车上服务的同志，那真是全力以赴，关怀照顾。因为我路短，中途下车了，可心里真是一直惦着这件事。前不久，也听我的大孩子说了火车上产妇分娩的事，他也是受到感动。他是摄影记者，当时手边没带照相机，没有摄下这动人的情景，感到遗憾。
我因十年灾害致病，不能出门巡回演出，倒是有机会出门看看学生，有机会坐火车。我因左手左脚不方便，上路有一定的困难。可每次出门上火车都受到火车上工作人员的热情照顾，真是无微不至，处处想得周到。比如，座位调换的离厕所近了，提供方便。餐车同志来问我想吃什么，给我单做饭，把饭送到我的位子上。记得坐火车去哈尔滨看病，我去厕所很不方便，要从车箱这头走到那头。我扶着车厢慢慢地走，车开着，晃着，我行走很困难。这时，一位穿着白衣戴着红袖章的乘警亲切地说了一声"我背您"，就蹲在我面前了，等着背我。我不肯，服务员也一定要我趴在蹲在我面前的乘警背上。真是盛情难却啊，我被他背过去，又背回来。这位同志只说一句："是我们应该做的。"
去年我应邀去吉林、沈阳工作。一位在铁路工作的同志，热心地为我联系汽车，可以开进站里去上车，免得走路困难。但因为联系太急，没有传达下去，我的车开到进站站口，没有证件，当然不能进去；还差十分钟就要开车了，几位同志出了办公小屋，来到我的车上看我，问清了情况，负责同志点点头，几位青年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开门吧，让她们过去吧。我知道这是新凤霞。"我让他们记下了我的汽车号，这是责任。放我的车进去，开到车厢门口，还差三分钟，抢着上了车，哎呀！好紧张啊！我体会到了人民铁路给人民方便的优越。
解放后，我每次上火车都受到火车上的热心同志照顾，亲如一家人。特别是知道我是演员，真是格外的热情欢迎。我生病以后，每次出门坐火车，处处给我方便。在火车上受到热情照顾，在我头脑中存在着一种不正确想法：是不是因为我是在十年灾难中致病的人，又是演员，铁路上的同志才特别照顾我？我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教育了我。我去河南治病回来，在火车站上等车，因为我有病，行动不方便，就很自然地注意跟我同样行走不便的病人。火车站台上，有一位老大娘头发花白了，身体很胖，带着大包小包不少，由一位女青年背着，看出她已用尽了力气，让老人在行李上坐下来。我因自己是得这样病的人，知道行动困难，也不多看她，怕看多了使她不满意，因为我就这样。她们这么困难怎么上车呀。火车来了，那女青年不慌不忙，跟从车上下来的几位乘务员点点头，说了几句。三个工作人员背老人，拿东西，我看着他们稳稳当当上了车。随着她们后边，儿子背我也上了车。在车上我从工作人员口中知道了，这位老人是普通老百姓，那女青年是她的儿媳妇，儿子把她送到站上就回去上班，一切由儿媳妇照顾。她们是去外地医院治病的，用针灸、超声波治疗。常坐这趟火车，每次都是儿子送来。火车上的同志背上车，照顾这位老大娘。从这件事使我更受到教育，人民铁路处处为人民方便啊！
从沈阳回北京，一位在铁路工作的李大姐，只跟我有一面之交，她听说我晚车回北京，很早就在火车站等我，为我联系，好上车方便。列车长、乘警等工作人员，考虑我是病人，处处为我提供方便。为了给我调换位子，说服一对旅客，并帮着搬行李，列车长亲自动手。车上有一条地毯，我走在上边不方便，我穿着胶底鞋粘脚，我每次去厕所列车服务员都特地为我卷起来。只要我一站起来，服务员同志就过来照顾我。广播员特意放我的录音唱片，并转来一封封车上旅客对我热心的关怀，慰问病情的信。我向他们感谢时，他们总是说：这是我们的职责，为人民应做的。早晨洗脸，我"哎呀"一声，被路经我身边的女列车长听见了，她赶紧停下问我："凤霞同志，什么事？"我说，忘了带香皂了。她听后没说什么，一会儿，托一位青年服务员为我拿来一个香皂盒，里边有一块香皂，我明白是刚才那位列车长借我用的。我心里一直感谢这位女列车长。在火车上体会到，亲人的温暖真是说不尽哪！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