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民间艺人生活真苦哇！唱戏挣的钱吃不饱饭，要找各种挣钱的路子。比如一年三节，还有年初一的拜年活动，都是我们挣钱的机会。

过年拜节是在年初一那天，由后台老板四五个人带上小姑娘去给阔人们拜年。一般去的都是大买卖家：绸缎庄、金店、大洋行、大商店，如谦祥益、瑞蚨祥等。前台经理领着，进门就向人家拱手作揖，道喜，说吉祥话，什么"恭喜发财"啦，"买卖兴隆"啦，"财源茂盛"啦，"一顺百顺"、"日进斗金"啦，等等。

我十二三岁时，夏春阳老师、李七红大爷等曾带着几个演员去给买卖家拜年，也叫我跟着去。他们交给我一个小红布口袋，大约有半尺长三四寸宽。我们给人家拜年，人家经理要给赏钱。叫我去是为了叫我拿着小红口袋接钱，小孩子家向人家要钱方便点儿。我穿着一身红衣服，头上戴着红花。老师们说完吉利话，我就拿着红口袋走到人家面前说："谢了！谢了！"把钱装进口袋。

我干这个差事，心里真是难受，眼泪流在肚子里。当我拿着小红口袋去接钱的时候，那些给钱的一脸的不耐烦，看也不看就随便一扔，常常扔在地上，我们真像个要饭的乞丐！每到春节、五月端午节、八月中秋这三个节，我都要跟着去。老师们说："小女孩要钱，人家高兴。"

拜年拜节时，有的人家很快给了钱就算完了，还有的人要求唱一段。

这些人很不好伺候，有时骂骂咧咧，看见我们来了，就说："嚄！怎么又来一份！真没法子打发呀！行了，行了。"不容说话就给几个钱。也有时上好脾气的，叫大家念喜歌，念完以后拿出很多上供用的食物﹣﹣花糕、酥皮、蜜供等等，还有大碗茶，大家就足吃足喝一顿；这大多是买卖兴隆的掌柜家，买卖不好的不等念完喜歌就被打断了。但这些有经验的后台老板有办法，一进门就拱着手说："发财了，发财了！祝爷们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一顺百顺、日进斗金了！"喜歌念完，有的就让坐，打发学徒招待，拿出撤下来的供果给大家吃。"赏钱了！"老板喊着，然后把小孩推到人家面前，伸手拿小口袋装钱，要两只手接钱。接过钱，要说："谢了，爷！"

我真讨厌师大爷们不熟装熟，口口声声"二爷呀，三爷呀，谢谢爷了，谢谢赏钱了……"这种贫气味儿我眼里看着难受！但嘴里可不敢说出来，我只像个小受气的童养媳跟着走。有一次，夏春阳老师又教我那一套，我没答应。为这，我跟他吵了一顿。他教我进去向他们鞠躬，还要说："二爷，图吉利吧！"还要我笑嘻嘻的。我不答应。他们三四个人都来教我，我就低着头说一个字："不！""不？好哇！一点商量都没有？你再说一遍！"我仍回答："不！""好吧，你不，就叫你不，好东西你可别吃！"我也不抬头。进了买卖家的门，照样拿出很多供果来。大家伙儿都抢着吃，我不吃，连看也不看。他们拿给我，我连睬也不睬，躲开了。回到后台，夏老师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怎么看见好东西不吃？"我低头只说一个字："不！"夏老师说："唉！在家里闹气，到了人家那里，还闹什么气？不吃白不吃！"

李七红大爷拿出来他带回来的蜜供，递到我面前好声好气地说："吃吧，我拿回来就是给你的。"我用手一推说："不！"

我是很爱吃蜜供的，但我就拧上了，只说一个字："不！"从这以后，三个节日都去拜，可我不动一点儿吃的，也不讲一句话，就是等大家念完喜歌，我低着头向经理伸出双手拿着小红口袋装钱，说一句："谢了，谢了！"每次说完，感觉脸上火烧一样，心里老是想，真是丢人！我们唱戏给大家听，怎么还要拜节、道谢哪？我不敢，也不能不去，因为这是大家伙儿的主意，回来大家分钱，我只有一句闷在心里的话："没有法子！"但不敢流眼泪。好哇！看见哭了那还了得！不吉利呀！丧气人！因此，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笑不出来，也不敢哭出来。师大爷李七红逗我笑，我也不笑，他说："走吧，到了那儿你笑着点！小姑娘有人缘，有人缘就有钱缘！"

为了生活，可怜的艺人们就得这样含着泪水堆出笑容去挣那几个痛苦的小钱！

贫苦家庭父母儿女更是互相疼爱、互相体贴的关系。我家因为全家人靠父亲卖糖葫芦生活，我们吃饭都要先想到父亲。我十来岁就学着做全家人的饭，做饭够不着锅台，天津烧柴锅，我脚踩着小板凳做饭，烙饼、贴饽饽、蒸馒头，我都会做。我常常做贴饽饽，再做几个花卷给父亲吃。贴饽饽熬小鱼，锅底下熬小鱼，周围贴一圈饽饽，一锅都出来了。我很小就会做，贴的饽饽每个都很均匀的。做柴锅饭最讲究烧火，火候要烧的好，小鱼好了，饽饽熟了，焦黄的，吃起来才香。自己吃点次的，好的让父亲，因为父亲每天做小买卖，早出晚归很辛苦。

我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我母亲爱串门子，我一个人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从小就爱整齐，十一二岁就大盆的洗衣服，特别是洗被子；早晨洗，下午就得做上，要不晚上没有盖的。我从小这些活都做的很好，抱孩子、拾掇屋子、做饭、家务活都是我干。

我在劝业场六楼天乐戏院演出，这个戏班后台有大锅饭，所谓大锅饭就是后台演员每人都在这里吃一顿饭；是出在每个人身上，也叫保命饭。这种有大锅饭的班是比较好的戏班，小孩能唱戏就有吃饭的资格。平时有棒子粥，有棒子面窝窝头，管饱，过年过节有白米、白面吃。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吃白米饭，我就带了一个小饭盒，把我的一份白米饭装进饭盒带回家给我父亲吃，我自己吃窝窝头。父亲不愿自己吃，兑上水做成稀粥，一家都能吃得上。后来我老这样把饭装进饭盒带回家。一次我刚装完饭，被财主大老姚看见了，他歪着秃头对我说："好哇！你把我的饭偷回家？"我气坏了，对他发了火："你有眼没有？你瞎着眼看不见？这不是我自己的这一份吗？我不在这儿吃，拿回去也不多占你的便宜！"他说："在这吃行，拿走不行！""不行就不行吧！我还不干了！"我把饭盒向大屉上一翻，把饭倒回去了，一跺脚就跑出后台。我知道我虽是小孩子，可我在台下有观众，很多戏都离不了我，没有我，有些戏就演不成。我就从六楼一溜烟地跑了下去，大老姚在后边追我，一边下楼一边喊："小凤别跑！"这老秃头又胖又大，哪里追得上我呀！上气不接下气，满头大汗："哎呀！真要我老命了，……我是说着玩的。你随便，在后台吃，拿回家吃都可以，反正是你一份呀！"

从这以后，我把饭打回家成了官的了。过年过节有白米白面的大锅饭我就拿回家。反正也不多打，就是打我那一份。

我从小就有这个习惯，吃东西想着别人。小时在家想着父亲，自己有了家想着丈夫，想着儿女，想着客人，无论吃、穿，什么事都先想到别人。这样从小养成的习惯，直到唱戏我都是处处先替别人想，从来不专横跋扈，总是让着别人。父亲从小教导我屈己从人，我在这一点上一生受用；这样做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凡事先替别人想才能换来别人的真心！

在旧社会，我们评剧演员常常挣钱不够吃饭，艺人们大都是拉家带口，生活困难。演员们唱完戏还要各自找点儿活干，有人拉排子车，有人卖破烂，卖烟卷儿，当小工，拾烟头是普遍现象。

下雨或阴天回戏，不响锣就不给钱，是那时的规矩。腊月二十三封箱，把"祖师爷"请到前台去，后台就冷冷清清，演员们更苦了，就等着年初一开戏，才能挣到钱。

我家里生活苦，父亲做小买卖，妈妈是家庭妇女，弟弟妹妹多；家里最大的是我，才十三岁，就唱戏养家了。真是一个钱撕成八瓣用，心里总想着怎样能够改善家里的困难。早晨去喊嗓子，我带着一个小篮拾煤核，为了回家取暖。拾煤核也要放聪明点儿，常常换换地方，为的不受那些野男孩子的欺负。那些男孩子是成群结队的拾煤核，我是一个人，怕被他们欺负，我用换地方的办法躲着他们。他们看见女孩拾煤就捣乱，揪我的小辫，向我身上扔虫子，吓得我看见他们就躲。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后台封上戏箱，要等年初一开戏。封箱回戏，演员们封嘴，大家可苦了，各自找生活路子。我们女孩儿就做点女孩子能做的活。我同几个女孩去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分线头，扫地等干点杂活。就是当这个小工也很不容易呀！得天不亮戴着星星去排队，工厂没开大门就排上老长的队了。工头拿着皮鞭从大门出来，像轰牲口一样轰人，一个挨一个地用粉笔在人们背上写上号码，这个号码就是上工的证明。当这个小工真不容易，经常是排了一早晨队，大门才开；画了不多的号，工头就说："没号了！没号了！"那种失望心情就别提多难受了！有一次是夏天，连阴天，连着回戏，我去排队。很好，因为去的早，没等多久就划上号了。回家时忽然下了大雨，一路跑回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被淋，只想着背上划的号，要是被雨淋掉，工就做不成了。我急着把衣服脱下来，大雨像瓢泼一样。我把衣服紧紧抱在怀里，飞快跑回来。回到家里打开一看就高兴了，号码一点也没有被淋湿；可我从头到脚淋成落汤鸡了，浑身湿透了。

这一淋可糟了！晚上发高烧，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脸上红得像抹上了胭脂，周身疼，连翻身都疼，疼得像针扎！我想起来了：我人小，排队时常常被人挤出来，有些人又常常故意捣乱，工头举起鞭子就打，常常因为打别人而捎带上我。人多呀！一鞭子抽下来一大片，被捎上了背上就是一条子青，一条子紫的。这一病，发现被工头抽的身上的伤啊，可疼坏了我了！可是幸亏这回只病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就退烧了，穿上带着号的衣服就赶快去上工了，虽然浑身酸软，可是不干活不行呀！晚上还得唱戏，一大家人都指着爸爸和我两个人挣钱吃饭呀！

我在东亚毛纺织厂当小工，那些女工大姐姐们都喜欢我，都说我好。她们知道我是演员，要我教她们唱，她们就教我织毛线，还把工厂里印的毛线花样的书送给我。从那以后我学会了很多毛衣的花样，成了织毛衣的能手。

全国解放以后，我在我们自己的剧团﹣﹣中国评剧院工作了，我还是经常打毛衣；剧院里很多女演员学会打毛线，大都是我教她们的。三十年来我爱人和孩子们身上穿的毛衣都是我织的，这都是我从东亚毛纺织厂学来的。

1962年我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一位中年女工到后台来看我，原来是我当年在东亚厂熟识的王大姐，她已是工厂的干部了。她高兴地说："你可真是巧手呵！你现在不打毛线了，又换了纺线了！"原来她是刚看了我演的会纺线的《刘巧儿》说的。

旧社会艺人唱戏吃不饱饭要找散活，我的师大爷李七红是拉大弦的，他住升平后离我家不远。他给我吊嗓、说戏，他去做散活也带着我。做散活，就像今天的临时工一样，干一天给一天钱，我跟李大爷干过很多回散活，择羊毛、打鸡蛋、择核桃、花生分类，他带我去，也好照顾我。

那时叫下"行眼儿"做散活。记得有几个"行眼儿"如礼和洋行、荣懋洋行、永兴洋行，我跟李七爷都去过。做散活当时是评剧艺人很常见的事。天下连阴雨，不是节日，上座清淡的时期，财主回戏，我们就失了业，要找饭吃就去做散活。做散活，不分老少男女，只要能做活就给钱，照干活数量的多少给报酬。

李大爷在胡同口等我一道走着去，要走一个多小时，天还黑乎乎的就出发，出了太阳才走到，带上块干粮边走、边吃。到洋行做散活要排队，拿了牌子，凭这个牌子去干活。这是一个竹牌子，上面打着火印，做完活下工，凭牌领钱。有工头给记账，干多少，给多少。

如择核桃，两人对坐一个桌子两边，把砸过的核桃整的碎的分开，一包包的过秤，一包五百斤，一包等于一个工。分花生是给花生仁分类，分大的、小的、两半的、整个的，也是干多少给多少钱。还有砸核桃，就是用一个小铁墩子，一把小铁锤子，把整核桃砸开，这要看手劲大小，劲太大碎了不行，劲小砸不开。还有一种是拣皮，把砸过的核桃，拣掉皮。干这种活搞得一身是油，可脏了！还有两只手干活时间太长，把手指头磨破了，皮破血流，痛得钻心哪！

打鸡蛋是把鸡蛋黄和鸡蛋白分开，有两个白漆木桶当中有一个像铁一样的硬片，把鸡蛋在铁片上一磕，磕开后两手来回倒，把蛋白漏到桶里，漏完把蛋黄放到另一个桶里，如果打开后臭了、散黄等等，就扔在另一个大桶里。

干这活也是有数量的，干多少，工头记上账，最后下工领钱。

干这些散活，工头都要扣钱、打人。臭鸡蛋可以买回家炒着吃，很便宜。我干这些活都干的很好，跟李大爷不分上下，不比大人少挣钱。

一次，我跟李大爷去洋行领牌子干活，没有牌子了。李大爷把我领到当时叫"人市"，后来叫法国菜市的地方，这地方是做散活的集中点；领不上牌子了，就到这里人市再找散活，这里有人给介绍活干。这里介绍我到河东大直沽、大王庄海河那边，日本人造飞机场，那里干散活大都是大人干，木工、杂工、瓦工等等。来到后排队领了牌子点了名，李大爷是分配干木工，我是搬砖。李大爷做了一下样子，收拾了一下木头；我还在低头搬砖，李大爷一拍我肩膀用手一点我，我就跟他走了。我们走到一片树林子里，李大爷说："别傻干，点完名了咱们就走开，领了牌子就做做样子，等到太阳落了快下工再回去，误不了点名就行。"我们两个就在树林里坐在地上树墩上，他为我说戏，太阳落了我们才回去。李大爷假装干活累了，光着膀子。点名了，领钱了，散工了，就这样一天过去了。

后来，李大爷带上一把胡琴，我们照样上工，领了牌子，点完名上工，做做样子，我们就到树林子里，李大爷把胡琴压低声音，给我吊嗓子，练功，饿了吃点干粮。口干得冒火也没有一口水喝！要等到太阳下山了回到工地，再做做样子，点名了，领钱了，下工了，就这样子混时间。

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常常挨工头打，工头要是多扣点钱，我们就少挨他几下打。

我唱戏没有喝水饮场的习惯，唱一出戏也可以不喝一口水，这也是做散活时练出来的；不爱在唱戏当中喝水，唱完戏喝一大碗水，唱戏中间不喝。

评剧在旧社会地位很低。那时没有评剧科班，更没有专门培养评剧演员的学校。最早的头、二、三班，都是农民出身的演员自己办的共合班。学生大都是梨园子弟。穷苦的孩子在戏班里学戏，大都是边学边唱。

那时，学戏可难了！

要学戏，先得学会侍候人。当时，我的师傅住在后台一间不大的房子里，我们每天一清早就来到这里，给师傅扫地、倒尿盆、打水、生炉子……；当师傅演戏时，我就端着小壶给师傅送水"饮场"；天热了给师傅打扇；冬天后台冷，师傅临上场脱下披着的衣服，我得赶紧接过来拿着，师傅下场我又得赶快给他披上。为了学戏，我得处处学着有眼里见儿，讨人喜欢。

我们学戏没有固定的时间，就得看师傅哪阵有空、哪阵高兴、哪阵想起来了，才能给我们说说戏，才能把我们叫到跟前教两句。我们十几个学戏的师姐妹站在师傅周围，目不转睛、全神贯注地细听师傅的教授。师傅脾气很大，时常发火、骂人。我们学戏时都得规规矩矩地站着，一动都不敢动。

师傅教两遍得休息一会儿。在这当中，师姐妹们可不能出一点点差错，有谁出了一点错，师傅停课不再教下去。可是碰上师傅高兴，他就叫出一个人来问："会了吗？"当时谁也不敢回答，师傅总是一眼就看见我，并说："小凤，你会了吗？"我每次都老实地说："会了。"于是师傅就让我再背一遍戏，然后用不加任何鼓励的口吻，摇着头、摆着手说："你会了，把不会的都教会了！我躺会儿去，待你们都会了，再教新词。"师傅说完，便上床拉过被子蒙头大睡起来。为了不吵醒师傅，我声地或用手比划着把不会的师姐妹们都教会。经过教她们，我学的戏也更瓷实了。

学戏越难，我就越像着了迷似地去学戏，就连吃饭时我也在背戏词。由于边吃边背，常常把舌头咬得直出血，母亲不知道女儿的心思，每次都埋怨说："馋咬舌，瘦咬腮。这是馋的咬了舌头，没出息……"由于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戏，干活时也精神不集中，常常遭到母亲的打骂。一次，母亲让我贴棒子面饼我贴得大的大、小的小，长的方的什么样儿的都有，有的饼子滑到锅底泡成了粥，没滑下的因为火大，糊成了"老包公"……母亲一揭锅就火了，抄起擀面棍就打我，打得我头上起了包，可是我一点也不觉着疼，心里想着的还是戏词，嘴里还哼着调。"啪"的，又一下子打来，我一惊，脱口出来的还是戏词："哎哟，我那杀了人的天爷呀……"母亲一听，更气了，立时把我推出门外，不给我饭吃。还有一次，家里吃饺子，母亲让我剁菜。我很乐意接受这项任务，很快地就在炕上放上菜板，一手拿着一把菜刀，剁起菜来。母亲看我干活这么麻利，很高兴，可是一会儿就火了。原来我是随着戏曲的锣鼓点，有紧有慢、按节奏剁菜，结果菜末子飞了一炕。母亲从我手里夺过菜刀，说："真恨不能用刀剁了你！你可太贪玩儿了……"母亲哪里知道，我是在背戏词、学本事啊！曲不离口，嘴里老是念词背戏的我，博得了师傅的喜欢。他常说："小毛驴打着走得快。小凤是个机灵鬼儿，一点就会，是个吃戏饭的材料。"

可是这碗戏饭真难吃啊！每月得给师傅交十五块月钱。因为粮价随风涨，钱不如物顶用，师傅就规定每月按面价交费。这一下可苦了我们全家。我家靠父亲卖糖葫芦养活着，我们姐妹七人，一个挨着一个，我又是老大，怎么办呢？半途而废吗？为了继续学戏，我当了小工，给成衣铺做下手活，盘纽袢、锁扣眼儿。清早出去喊嗓子时，还要捡上一篮煤核儿回来。

为了多向师傅学戏，我经常是带上一个棒子面饼子或是杂合面饽饽，整天都不离开后台。赶上师傅高兴，就单独教我几句，因此我学的就比别的师妹们多；在台边扒着门帘看戏，也是很好的学戏机会。无论冬天夏天，我都是早来晚归，因此我的戏底子打得很结实。由于我在后台学戏眼里有活，哪位师傅有事我都帮忙侍候，所以师傅们都喜欢我。因此有人就跟我师傅说："小凤这孩子用心要强，叫她演个活吧。"那年头是："教会徒弟台上站，师傅拿棍去要饭。"徒弟登台哪能那么容易呀，可是师傅们怜爱我，说："这孩子仁义，家里又穷，懂得难处，给她碗饭吃吧。"这样，我就开始演戏了。

上台唱戏可更难了！

在旧社会，演个小丫环等零碎儿的小角色不容易，唱个主角戏更不易啦。那时上台唱戏，先得把学会的戏写在折子上。后台派戏的老板接不接戏折是个关口，因此得花钱买通好这个老板，买通好了，接过了你的折子，还要刁难你，还有意派你没有学过的戏。派戏的老板买通好了，还要买通琴师、鼓师、大衣箱以及配戏的"四梁八柱"，哪一位没有酬谢好，就得给你个样儿瞧瞧。

我头一次上台扮演的是《打狗劝夫》中的大嫂，因为这是出唱功戏，很不好唱，我心想，要唱就得唱好！结果第一炮就打响了。戏唱得倒是落了好声，可是拉下的账却还了好一阵子。

那时唱戏，难得有人指点一句，戏唱下来是好？是坏？听不到一点反映。说也难怪，要是都说给你，不是叫你都学去了，别人就没戏唱、没饭吃了吗！因此，我的每一点进步，大都是在演出中碰了钉子、砸了锅，总结出经验教训之后得到的。记得我第一次演《豆汁记》中的金玉奴时，这戏我本来学得很扎实，但念"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贫家，绿窗春寂静，空负貌如花"的四句定场诗后，转身一坐，压住了脑后的线帘子，线帘子连着包头，包头一松，将吊上的眉毛也耷拉下来，使得这个小花旦既没精神又不俊俏了，闹得我一出戏也没唱好，心里别扭极了。在第二次演出时，我就吸取第一次的演出教训，转身时顺手把线帘子拉过来，做得既自然又不慌乱。小时学戏，我就是这样，改进一次，自己也就有了一些新的进步。每演一次戏就是一次提高的机会，也不知走了多少弯路：在台上走板、凉调、忘词，错了动作，出了事故就得受罚、挨打，重了开除，这些我都受过。

过去有句谚语："你要找生气，就去学唱戏"，那时唱戏，还讲门户、讲帮派、讲家族关系，靠势力、攀权贵，才能出人头地。我们小演员什么靠山都没有，开始唱戏可受欺负了，不单受军警宪特地痞流氓恶霸的气和班主的剥削，同行演员、乐队没对付好也给你使坏，真是同行是冤家。记得我刚刚唱戏不久，就碰上一个老一辈的演员仗势欺人，不少女演员都被他欺负的事。他在台上也是由着性胡来，随便起哄捣乱，我对付他的办法就是以正压邪，不给他一点可钻的缝。一次，我和他同演《杜十娘》，我演杜十娘，他演李甲，前一半演出效果不错，但唱到李甲将杜十娘卖给孙富，回船闷闷不乐，杜十娘唱："……莫不是在外边得罪朋友，受了人家的气呀，因此发烦。"他却坐在椅子上不说话，而且装作睡着了，还有意打着呼噜。我用动作轻轻地推他，他仍不说话，还打了一个大哈欠……我知道演员在台上无论遇到什么意外的事情都不能断戏，这是戏德，所以我还接着唱："郎君哪……"当十娘知道自己被卖给了孙富，起唱："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这一段唱时，忽听"咕咚"一声，原来是李甲从椅子上摔了下来，观众被惊呆了，马上喊了倒彩。这时我心里明白，知道他是有意搅我的戏。我虽然也吓了一跳，可很快镇静下来，我向台前走了两步，使自己更接近观众，一板一眼地将一大段唱一丝不苟地唱了下来，最后拉了一个大哭腔，赢得了台下的一片掌声。戏演完了，我到后台，这个"李甲"也自愧地凑近我笑嘻嘻地说："大妹子，你真行啊！"我严肃地回答他说："我有什么行，人要有德性，做人讲正经。"他说："嗬！真行！还合辙押韵呐。"的确，上台有戏德，下台有人格，戏德、人格，到什么时候也应该是我们演员的根本。

回想过去，更珍惜现在。那种学戏难、演戏更难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多么希望年轻的演员同志们珍惜大好时光，为繁荣祖国的戏曲艺术奋发努力啊！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