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戏班有个爱闹着玩儿的习惯，另外还有个论大小辈儿的规矩。平辈的闹着玩什么都可以说，对长辈说话就得有分寸，也有闹着玩儿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骂出来的。
我的干姐姐鲜灵霞也是评剧名演员，我们是干姐妹，我排行老九，她排行老大。我十四五岁时跟她在一起演过戏。她爱闹着玩儿，闹得很厉害，要是她高兴了跟人闹着玩儿骂祖宗都可以，她要不高兴说一句她就翻脸。评戏班儿老演员都知道大姐这个脾气，给她起个外号"豆子脾气"。灵霞大姐平常人很随和、热心、没有架子，后台的演员们无论是谁，她都一视同仁，跟她闹着玩儿的很多。她认为跟她闹着玩儿是交情过得去。
灵霞大姐是评剧的好演员，她是刘翠霞派，唱高音。人长得也漂亮，唱得好，甜脆高亢，功夫纯厚。可是她在演戏时有个毛病，爱笑场。无论什么戏她都能笑场，演《秦香莲》青衣戏她都能笑场，说笑就笑，一笑就没有完，笑得站不住蹲在台上，笑得台下叫倒彩，笑得戏演不下去，笑得肚子痛。大姐直爽痛快，她很喜欢我。可她只有一点不喜欢我，因为我老想学认字、学写字，她骂我学习穷酸。我不喜欢她闹着玩时骂出的话，她说："姑奶奶高兴。有钱难买我愿意。小九哇，就你这两只手还想学写字？别瞎扯了！你一肚子棒子面儿还想喝墨汁呀？一肚子黄汤子，黑墨汁进去也掺和不了一块儿呀！你好好给人家唱戏吧！一个唱戏的还想当个大学问家哪？那可是'猪八戒养孩子了，没有的事儿'啦！"
我时常学着写字，把笔划少的字都写在一起，还学着写提纲，看后台老板写水牌。大姐看见头骂头，看见尾骂尾，可都是开玩笑式的态度。她看不惯我认字写字，总骂我、挖苦我。这是她喜欢我才这样管我，照她说是"好心"。
我从小在后台长大，除看戏是我最感兴趣的事外，就是看写水牌。我好学着写字，后来学着照着抄剧本。虽然写得歪歪扭扭的，自己感到很得意，大姐说："这是瞎耽误工夫。"我跟大姐一起唱戏，哪一点我都佩服她，我俩感情很好，她关心我，但就是我们两个的爱好不一样。大姐喜欢闹着玩儿，我不喜欢。在戏班几十年，我跟谁也不闹着玩儿。我们俩这一点始终也没弄到一块去。
1942年我跟大姐一起在天津华北戏院演戏。因为大姐笑场、闹着玩儿，害得演三花脸的赵会文受罪。这事很多老演员都记得。
当时的天津社会局局长姓刘，这人六十岁上下，是主管我们戏曲的官儿，经常带着胖老婆出入剧场，来后台显威风。他见什么都管，一张嘴就骂人找麻烦。他这个人有个爱好，看见女主角儿就认干闺女，但他喜欢干闺女叫爸爸，不许叫他干爹，叫他胖老婆干娘。他是有势力的主管头儿，演员们都得巴结他，因此评剧班儿的主角很多都是他的干闺女，鲜灵霞、小白玉霜等都叫他爸爸。在天津的评剧班儿提起刘爸爸谁都知道。他一进后台主角就得递茶、送烟，热情招待，还得远远地就叫："爸爸……"他抽烟都是主角给他点上，哪点不周到这"刘爸爸"就要发脾气。一切得看着"刘爸爸"脸色行事，主角都这样，小演员，班底就更不敢上前了。这个"刘爸爸"发脾气都是找一般的演员，跟主角不敢，也是找老实的欺负吧。
灵霞大姐跟唱三花脸的赵会文闹着玩最凶，两个人互相骂娘，《败子回头金不换》这出戏是一个妓女骗人的故事。灵霞大姐演妓女花玲，赵会文演嫖客张成九。这一场戏是妓女找嫖客要东西，赵会文有意逗灵霞大姐笑，挤眉弄眼出怪样，还装着结结巴巴地说话。他这么捣乱唱着唱着，又忘了词儿，他又磕头管花玲叫："花玲啊！我的亲妈呀……花玲啊，你是我的祖奶奶呀！"
赵会文这么一逗灵霞大姐，真的把灵霞大姐逗笑了。这一笑可就没有完没有了啦，笑得站不起来、直不了腰，又直咳嗽。赵会文不出怪样了，可是戏也演不下去了。那时有些观众就是专门看起哄的，还有专为看鲜灵霞笑的，说："鲜灵霞笑得好看，一笑两个酒窝儿……"她在台上笑，台下给她叫好、拍手。还是赵会文好，反把戏接下去演完。灵霞大姐下场坐在那儿，我去问："大姐您怎么这样笑？"大姐说："会文这小子有意逗我笑；财主这期又扣了份子钱，我们就不给他好好地演，会文说的咱们就在台上给他个样儿看看。在台上他把鼻子、嘴都挤在一块儿了，太可笑了，把我笑得肚子都痛了！"
姓刘的跟他胖老婆正在台下看戏。这个"刘爸爸"看完戏总得到后台来显显威风。他们两口子进了后台，一副盛气凌人的派头，慢条斯理地走着。灵霞大姐喊着"爸爸"，叫人倒水、点烟、端瓜子、切西瓜，忙着招待他们，前台财主也陪着。"刘爸爸"说："灵霞呀，怎么回事呀？"灵霞赶快靠近了"刘妈妈"说："妈妈知道怎么回事吗？""刘妈妈"捂着嘴说："我看你在台上笑得都站不起来了，我也跟着笑，可不知是怎么回事。"
灵霞大姐跟"刘妈妈"说："都是赵会文这小子在台上逗我。爸爸不知道，妈妈更不知道了。"赵会文这时正低头洗脸，一边洗脸一边还在笑。他离灵霞也远，没有听见"刘爸爸"两口子来了。灵霞大姐说："赵会文这小子真坏！"说着她大声骂道："赵会文我把你小妈妈的，你小子洗完了脸没有事儿了，我非拿刷子刷你的脚心不可！"灵霞大姐常常跟赵会文逗，拿刷子刷他脚心。他怕痒，一刷脚心让他叫什么他就叫什么。
赵会文边擦脸边回了一句："鲜灵霞我把你老妈妈的……"灵霞大姐笑着说："我妈妈可在这里了。"他们两个是闹着玩儿，这位"刘爸爸"两口子可勃然大怒了。这下子可不得了啦，胖太太破口大骂："你小子有几个脑袋，竟敢当我面骂我呀！把这骂人的小子给我叫过来！"灵霞大姐看事闹大了，连忙好说歹说地劝解："妈妈别生气，他是跟我闹着玩儿，他怎么敢骂您哪。""刘爸爸"也不依不饶，拍起了桌子。赵会文吓得走近他们，跪下求饶说："我罪过……""刘爸爸"不容分说，左右耳光打得赵会文口鼻出血。这还不行，非要把赵会文带走不可。财主总是先为自己着想，带走了赵会文影响开戏，他是主要的三花脸演员。因此他出来打圆场，问赵会文是认打、还是认罚？让他跪在后台祖师爷面前请罪。
赵会文就跪在后台祖师爷面前。姓刘的在后台跟财主们打了一夜牌。灵霞大姐陪着他们两口子，"爸爸"、"妈妈"的叫着，牌桌上哗啦哗啦地响着麻将牌，赵会文就直溜溜地跪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刘爸爸"跟老婆赢了钱，很可心地去澡堂子洗澡，才算饶了赵会文。但赵会文还得受停演三天戏的罚。灵霞大姐看赵会文可怜，他停戏后没有吃饭，偷偷地给了赵会文几个钱，让他有顿饭吃。
灵霞大姐为此很难过，爱闹着玩闯了这一场大祸。可过了一阵大姐还是喜欢闹着玩儿，依旧笑场。
人的爱好可不好改了，我喜欢写字、学认字，这点也是始终不改。看见有字的小本本就拿着看，哪怕一篇认上几个字哪，我也很满意。大姐看见就给夺过去。她让我好好学学唱，这是对的；她的唱就是好，可她反对学认字我不能依她。那时我常学着念书的学生穿一件蓝旗袍、白凉鞋。大姐说我假充洋学生。我对大姐很尊重，听她的话；就是学认字追求文化我是坚决的。几十年来我都是这样做的。我喜欢各种笔，白粉笔、铅笔，解放后有了钢笔。也喜欢各种日记本，因为这都是我学文化有用的。
解放后，我跟灵霞大姐很少联系。去年我去天津见着灵霞大姐了，她已六十二岁了。她说："小九哇，你可给咱们评剧增了光、露了脸，会写字了。可我现在还像从前一样。"我看见大姐也是倍受折磨，半身瘫痪不能走路，整天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我非常同情她。从前她唱得多好哇，她长得多么漂亮啊！她也够寂寞的，书不能看，信不能写，回想大姐反对我学字写字，我现在已写出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小文章。我用学到的字，表达我的思想，记叙我的童年，回顾我走的路。这何止是一种乐趣！我的灵霞大姐吃了不认字的亏了，可她是个好大姐。
小时候学戏，我头脑中记住了"打戏"二字，因此练功学戏挨打我是甘心情愿的。"打戏打戏，不挨打学不会一句。"只有心爱的徒弟才打你的，要不师傅闭目养神抽烟袋省心挣钱。我跟姐姐学戏，姐姐为我请了一位跟她打下手的武功演员给我练功。我六七岁人很瘦小，姐姐的母亲我的二伯母看不起我，时常骂我："小凤的那副样子，细脖黄脸大肚子能唱戏吗？拿豆腐垫桌子腿，扶不正的货！"但姐姐对我好，她知道我学戏聪明，勤快懂事；从小立志唱戏，挣钱养家。
我父亲身体不好，从我记事他就体弱多病，七个孩子当中我最大，因此我必须挣钱养家。从六七岁就懂得再苦我也得忍，也要努力学戏唱戏。女孩子挣钱，在那黑暗社会，没有什么穷人的好出路。二伯母常说："小凤没有什么出息，养她够了个头，就找个成人儿的进了班子挣钱。"这是印在我脑子里最可怕的事，也是我死也不干的事。因此，我挨打受骂，只要为了学戏练功我都能受得了。好像我生在世上就是为了忍受痛苦而来的。姐姐打骂我是为了教戏。她常说："我打你是为了让你学好戏。打你一下是给你一块金子，我要把你堆成金山！"姐姐打我，我感激她。顶着雨雪抱着头去喊嗓子，边跑边背词练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二伯母打我是她过瘾开心，但我内心是要学好戏、练好功，长本事，挣钱养家糊口。因此我养成了苦练的习惯，什么都忘得了，就是忘不了练功学唱。
个演员应当入了门儿就要先成戏迷。什么都喜欢，什么都爱学，对什么唱都有兴趣。我入了门儿，二伯父是琴师，他让我先学节奏，让我学曲艺，打好鼓套子。比如京韵大鼓，一手打鼓一手打笄子板，讲究打出套子来，一只手打河南坠子板，让我念锣鼓点子，都是为了掌握节奏，好唱得板头结实。
姐姐教我从念白到唱，都是一字一板。二伯父，他京剧胡琴是本功，可是喜爱曲艺，三弦弹得也不错。因此，我也学会很多曲艺段子。京韵大鼓白云鹏、刘宝全，丰元调大鼓马世山，辽宁大鼓朱喜珍，梨花调孙大玉，靠山调高玉姑、江二顺，单弦金万昌、花四宝等，他们的著名段子我都学会了。二伯父高兴了就弹三弦让我唱。看戏偷学是我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简直入了迷。京剧、评剧、曲艺等，赶场去看，看了就偷学。早晨喊嗓子就对着河，或在树林里走着，唱出来就像。二伯父、姐姐就夸我聪明。他们一夸，我就更学得有劲。有时唱迷糊了，把姐姐教我的和偷学来的就掺合在一起了。姐姐生气了，就狠狠打我一顿，说我唱的是："大杂烩！"挨一顿臭打，头脑也清楚了，又可以把每一段唱得清清楚楚了。
我二伯父常讲："唱曲不离口，功夫跟着走。"我从小就用这句话，也真的几十年来，听了曲就能唱，做到了唱曲不离口，功夫跟着走。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环境，都没有间断过练功。
正常时期，作为一个演员，练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在非常时期也千方百计练功。我所走的道路是艰苦坎坷的，但我一练功就能开心顺气，什么都忘了。1957年，我丈夫被错划成右派，我也没发言也没写过文章，也没有表过什么态，就因为我不和被冤屈的丈夫离婚，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要我演戏，但又不能对外宣布。这些年来我虽然政治上受压，背着沉重的包袱，艺术上我还是没有忘了苦练。台上演主角戏，台下我是劳改对象。排演场的卫生我搞得很好，早晨擦地板后我满身是汗，这时候剧院里还没有人，我是头一名起来就干活的，这时练功最安静了。对着排演场大镜子练唱、走身段，上班时间开始工作，我已练完头一遍功了。第二遍功是十二点下班大家走了，我接着把排演场收拾干净，自己又练功唱几句。下午到五六点钟，人们走净了。这时排演场最安静，如排演场不接着用，就用不着再打扫，台上是我一个人的天地，练一次功，去食堂吃饭。这段时期是我最长劲的时候。自我丈夫去北大荒第二天起，我就搬进剧院宿舍，过集体生活，因此工作练功见缝插针，一点点时间都不浪费。记得在1958年开始准备排《金沙江畔》那阵，导演说："希望在珠玛从马上掉下来这场戏中走个抢背，新凤霞能行吗？"我说："试试。"说完我上了排演场的台，马上起翻儿走了一个抢背。这个抢背走得高，双手伸出纵身跳起，掖好膀子翻过身去，双腿直伸轻轻落下。我走这个抢背是有意让导演看看我新凤霞有无功底。
在极"左"政策下，我的艺术都被欺负了，说我没有功底，说我唱的腔调不健康……我从小练功，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如没有膀子功，一指一动就不圆不好看；如脚下没有圆场功，走起台步来就发飘，腰就要晃悠，不稳。
我十三四岁唱《女侠红蝴蝶》，跑马趟子走抢背，很多的老演员还在，都还记得。我没有练过功，没有底子能唱这出戏吗？但我那时听了这些话不做一句辩白。我从小重文不重武也是真的，对武不喜欢，对于唱是下过苦功的，我认为评剧的唱是重要的。可是我多年来养成练功的习惯，虽然评剧很少用抢背动作，我经常在练功时走几个，排《金沙江畔》时说用就用上了。这是做一个演员最起码的功夫。话又说回来了，一个人在政治上受了压，艺术上也得不到信任。
我从来不满足自己。总觉得比那些好演员差得多，因此需要刻苦练功。
"文革"十年，我也是时刻不忘练功，但都是偷偷的。我被关起来了，早起要扫院子，天不亮起来上小土山偷偷地练功，不敢出声。我被关在一条小死胡同里。这胡同有三间小房，在我旁边住的徐五哥也是一位受审的。他在胡同口给我看着人，我在胡同里来回地走小碎步，有人过来就暗示我。我被锁起来了，只好小声练，被看管人看见了，说我搞迷信念咒，打我。于是我就在屋里不出声地背词练唱，把脚放在窗台上耗腿。关我的小屋只能放一个单人床，有一个小折叠凳子，我就一天三次举凳子，原地跳步，一次跳五十到八十，每天跳三次，跷起脚轻轻的，不能出声。有一次被发现了，挨了批斗、打骂，说我梦想复辟……
星期四休息，没有人，我就上小山用树枝子当作马鞭练习。有一次被看管的人看见，抢过去打得我满身紫血条子。
练唱，我默练不出声。这种方法用在挨批判时最好。当批判我的时候不许我说话，站在那里时间长了，我怕睡着了，自己心里背词，一段段、一出出地背，时间过得很快。我被关在小屋，锁上门。我坐在小铁凳上，面对着让我写交代材料的纸笔，头脑里一出出的过戏、练唱。
1969年，我被分配参加深挖洞战备组，一直在二十米深的地下劳动，这下我可有练唱的地方了。一起干活的大都是"劳改"的人，对我都好，他们也不会去打小报告。我可以练唱，大声小声地唱：《花为媒》、《乾坤带》、《无双传》、《杨三姐告状》……整出的唱，有时还走身段跑圆场。我总是想着不浪费时间。从"打戏"到自觉学艺，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路程。
小时学戏要找好师傅，吊嗓要请好弦师。好师傅首先得是个好演员，唱的好，咬字清楚，教戏有经验。有的演员确是很好的演员，但不一定会教戏；戏虽演得好，但嘴里说不出来。京剧著名教师丁永利是最好的教武生戏的教师，内行、外行都知道。记得天津有很多名票友都跟他学过戏。他教戏时，嘴里说得清楚，理讲得透，会启发，因此教出很多名武生。丁永利虽然是一代名师，但本人在舞台上却不是一个红演员，这也由于一些客观条件的原因，所以也有这样的说法："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学戏还要请拉大弦的师傅吊嗓子，这也是很重要的，主要是要请个手音好的琴师。手音和演员的嗓音一样重要，也有点先天性，比如常讲一个演员嗓音甜润，这就是因为先天的音色优美，手音也是一样。因此给孩子选一个老师固然不容易，选一个琴师也同样不容易。
我的师傅小五珠是唱彩旦的。他是评剧最老的一辈男旦、盖五珠的徒弟。盖五珠也是名彩旦，早年唱花旦，因为那时还没有女演员。后来有了李金顺、李银顺、花莲芳等女演员，男旦就不行了。大部分男旦都改唱了彩旦，就是丑旦。
我第一个师傅就是小五珠；第二个师傅碧月珠，他当年也是唱花旦、后改唱彩旦的。这两位师傅都是好演员，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嗓音不够响亮，但唱得好；音色是那种人称"云遮月"的嗓音。小五珠师傅唱戏咬字好，韵味优美。碧月珠唱的板头结实，用气好，韵味好。
我另外还拜了张福堂师傅，他是河北梆子坐科，后改唱评剧。因为是改动的嗓子，也是不够亮，但唱的板眼好，韵味好，嗓音甜润优美。后因嗓不够用，改打鼓了，给刘翠霞打鼓，成为著名的鼓师。
我这三位正式的师傅虽然都是男演员，但都是评剧界的头牌名师。我还有一位女演员师傅，但跟她学戏不多，她艺名花莲芳。她有点怯口，嗓音好听，咬字清楚，越清楚越突出了她的怯口；越有怯口，观众反而越爱听，别有风味。
这几位都是名师，我也得过他们真传。师傅们都喜欢我。三位男师傅都是正式拜师的；但花莲芳不是，是她喜欢我，自动提出要教我，我当然求之不得，又做了她的徒弟。
师傅们都是嗓音甜润，他们都说我也有天生的一条好嗓子，甜，好听。另外我跟堂姐姐杨金香学过几出京剧，虽然那时很小，但嗓子底子是打下了。我会小嗓发音，因此我唱的评剧有假声，特别是高音用假声。因此我的唱法是用真假声、大小嗓合用。这样就使音域宽广了。我的高音假声很高，但唱来自如，不费力气，中音圆润，低音深沉，宽厚，唱得舒展，于传达内心情绪，所以适合唱抒情的唱段。
上边谈了嗓子的情况，再回来说说我小时候吊嗓子的一个笑话吧。师傅们教完唱了，还得请吊嗓师傅呀！于是请了专门给孩子们吊嗓的弦师，名叫李七红。他也教戏，但我没跟他正式学过。李大爷很热心，愿意给我吊嗓子。但他给我吊了一阵后，碧月珠师傅不同意了，说是李大爷手音不好，干巴巴的，把我的很水灵的一条好嗓子给吊坏了，吊的干巴巴的了。我一听很害怕，可是李大爷自己不知道自己手音不好，自我感觉还十分良好。我不愿意让他伤心，就推说我家花不起吊嗓子钱，先不吊了。但李大爷心眼特好："小凤啊！你家花不起吊嗓钱，那没有关系。你李大爷不要钱，我喜欢你这条好嗓子，非给你吊出来不可！不要紧，你告诉你妈妈吧，我白给吊。"
李大爷的热使我感动，可是他的手音不好，我不能让他给我吊嗓子啊！可是，我们又在一个戏班里，天天打头碰脸的，还老是因为一些唱戏的事情，必须找李大爷，躲也躲不开。后台公认地说："小凤嗓子真甜，这孩子祖师爷是赏了她戏饭了。好好学吧！就会成个角儿啦！"
大家越夸我，李大爷越愿意给我吊嗓子，他一看见我在后台背戏，就拿着大弦来了："小凤，来一段。"叫我吊嗓子，开始我应付一下，吊一小段，后来他老叫我吊，经常是热心的李大爷手里拿着大弦追着我："小凤唱几句，快唱几句。"我推说肚子痛、头痛、感冒等等……可李大爷就是不知趣，他真是个好心人。但我怕被他吊坏了嗓子，再说我师傅也不让我叫他吊嗓子。可是人家越夸我，他就越来劲，还见人就说："小凤嗓子甜是我给吊出来的。"有一次，我实在躲不开了，那天后台人很多，我就站在那里吊几句。我吊嗓子从来都是严肃认真，规规矩矩的，这次吊了一段《花为媒》:"面对菱花仔细观瞧……"唱了没有几句，我的耳音最好了，就听出李大爷这把大弦呀，太干了！我还是坚持吊，又唱了两句："往下看我就是两只大脚，中华国讲文明还是我们大脚为高……"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李大爷……"我哭着说："我不吊了……不吊了……"我哭得眼泪流了满脸。李大爷这才惶惑地收起大弦来了。这样，给大家留下了一个话把儿："李大爷给小凤子吊嗓"-﹣打一个谜﹣-"拉哭了！"好多年后还有人知道这个故事。近日勇进评剧团的郑伯范大哥来，又提起这事来，我们两个都笑了。
演员学戏时千万要注意音色，学唱也要注意师傅的音色。先天条件是重要的，但勤学苦练也是同样重要的。吊嗓子的琴师手音也得选择好听的，干巴巴的手音对嗓子不利。学器乐的人要注意自己的手音，要拉得悦耳优美，千万别拉成干巴巴的音色。要求再深一步就是要拉出感情来，拉出人物来。这些都是开始当学生时候就得注意的。
新凤霞（1927年1月26日—1998年4月12日），中国评剧女演员、全国第六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国评剧团和中国评剧院演员、评剧新派创始人。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身世不明，生日不明，由老舍先生"设计"为农历腊月23日，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贫民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新凤霞六岁学京戏，十三岁改评剧，十四岁出演评剧《唐伯虎点秋香》，在戏中饰演主角秋香，获得观众好评。1952年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一等奖。1956年新凤霞主演评剧电影《刘巧儿》，该片成为20世纪50年代全国放映次数最多的电影之一。1963年出演戏曲电影《花为媒》，在全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新凤霞以纯熟的演唱技巧，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五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评剧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1975年，新凤霞因受重大刺激，脑溢血发作致左肢瘫痪，从此被迫离开舞台，并开始写作之路。此后20多年间，新凤霞先后创作了《新凤霞回忆文丛》四卷本等400多万字20余部著作。1998年4月12日在江苏省常州市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