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李亚鹏的网络口碑突然反转了。由一个商业失败者，好好演员不做的不务正业者，反转成为一个有情怀的高级人；做生意不行，但人格高尚；甚至是之所以做生意不行，就是因为人太善良，商业失败反而成为其善良的证据。
具体地看，这实际上是一个网友对李亚鹏的重新认知过程。李亚鹏没变，变的是网友对他的认知。更准确地说，是李亚鹏让网友出现集体反思：哎呀，错怪他了，他居然如此地有情怀、善良、持之以恒、包容。
甚至有网友发视频对李亚鹏道歉，并展示自己自我反思的心路历程。
这里的关键并非李亚鹏怎么着，而是李亚鹏为何能让广大网友同步性地自我反思，出现大规模的心灵共振，形成群体性的自我思想教育。
既然李亚鹏没变，而网友对其评价却改变了、反转了，就意味着网友们对人的评价标准改变了。以前更看重赚钱能力，能挣大钱的就是成功人士，挣不到钱的就是失败者（LOSER）。而现在则看重金钱之外的情怀和人品了。
在这次大火之前，李亚鹏曾经这么评价自己：情怀高于能力，能力不足以支撑情怀。这个能力，显然就是指挣钱能力。
此前的评价标准更重能力，所以李亚鹏即便不是失败者，也不是成功者。总之很差。而现在的标准则更人品，所以李亚鹏就逆袭成为大成功者，做人很成功。尽管没赚到什么钱，但能够在没赚到什么钱的情况下，将一个公益项目坚持20年，足以呈现人性的光辉。
进一步了解，又发现，原来李亚鹏的这种超越金钱世俗的情怀和追求，是有根基的。人家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也学霸，高考分数已经达到了哈工大，而且也报了，之后阴差阳错意外被中央戏剧学院提前录取。
尽管毕业后的李亚鹏，在演员的道路上很顺利成功，但演戏不仅背离他的本来的人生设想，也辜负其其家庭的培养和希望。
尽管李亚鹏的户籍身份是新疆人，但其父亲则是河南人，在河南长大。熟悉中原文化的人都知道，在90年代之前，在思想上普遍还是很传统保守上，对演员这样职业还是像传统一样，存在很深的歧视的。所谓的“表子无情，戏子无义”。
看到一直优秀，本来可上哈工大的儿子，居然去上中戏做戏子，李亚鹏的父亲是无法接受的。按李亚鹏的口述，他们父子俩之间因此有一年多互不搭腔。尽管后来被迫接受现实，但父亲的态度显然还是对李亚鹏有很大的影响。
甚至，毕业后，李亚鹏依然对做演员心理有排斥感，他更愿意去做一个技术含量更高的编剧和导演。事实上，尽管在演员道路上大获成功，但在内心深处依然不认同演员这个职业。所以，在赚了足够的钱之后，他便在巅峰期选择激流而退。
他选择了去做公益慈善和做生意，具体来说，就是创办嫣然基金和医院，致力救助那些唇腭裂患儿，为家庭困难者提供免费手术，以及长周期的康复治疗。
而做生意则更是手段，而非目的，因为挣的钱还是往公益慈善上投。而且，即便做生意，乃至后来做直播，在选项目和产品时，也都设法提高其中的文化含量。这就是他所说的情怀吧。
他现在的自我批评是情怀高于能力，而网友则认为是高情怀必然导致低挣钱能力。
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上的核心问题：义利之辨问题。情怀、人品属于义，挣钱、做生意属于利。
义理、义，是中国文化的内核，正确的义利关系是：轻利重义，义本利末，义提利用。如果义利有冲突，应该舍利而取义。甚至，像孟子说的“舍生取义”。
这意味着，传统上，中国的价值标准，对人的评判标准，也是重义轻利的。主要是看他内在的人品，即所谓的德，这些也都属于人心的范畴。而轻视外在的东西，官位也好，财富也罢，这些都属于外物、物。
中国固有的、传统的看人标准是重义轻利、重心轻物的，但是为何变成了相反的重物轻心，重利轻义了？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但具体来看，则又历经了几个阶段，逐渐加深，只是改开后，尤其是加入WTO至中美贸易战这个十多年的时间里，达到高峰。
义理、义和心性、心，这是都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概念和理念，不仅为现代西方文明所无，也为人类历史的上所有文明所无。他们只有接近或相当于的概念和理念，但并不是，而且都处于宗教系统之中。
按照中国的义利标准，中国之外的所有人类文明，都是一维的，只有利这一维，而没有义。现代西方文明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开始影响中国，西方式的有利无义，唯利是图的理念不仅开始传入和影响中国，甚至在民国后，开始被认为是人类最先进的。实则是蛮夷文化。
事实上，中国对这种有利无义的文化的认知，在5000年前就开始了，因为从那时起，这样的蛮夷文化就开始周期性传入中国，并逐渐形成了“华夷之辨”的概念。而华夷的区分标准就在于义利，有义有利，以义为本是华夏，有利无义是蛮夷。
晚清人也正是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框架和标准，将西方直接定性为蛮夷。尽管技术领先，但起文化因为缺失义理而蛮夷。并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抗击蛮夷的策略。
在正常的情况下，尽管西方的技术和经济要发达很多，中国人依然是瞧不上西方文化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失义理，有利无义，是蛮夷。但不正常的是，他们的军事技术太强了，并以此大肆侵略中国。尤其是学习西方而起的日本，居然在甲午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
中国开始面临亡国灭种的重压，在这个情况之下，开始学习日本，甚至开始全盘接受日本的理论、西方的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这是基于利，尤其是技术这个评价标准的自然结果。完全是技术决定论，以技术高低来定性文化和文明的高低。
民国时期的民国大师们，几乎全部都是学成归来的留日学生，就把脱亚入欧的日本明治维新文化搬运到中国。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打倒孔家店，全盘引入西方文化。
这意味着民国时期是一个高度西化时代，西方的有利无义文化开始系统性传入和影响中国。国民党既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也是这种西方理念的奉行者。
而以教员同志为领导的共产党，则主张并以西方理论为本位，而应该以中国的实际和实践为本位，以人民为本位，西方的理论应该服务服从于中国的实践和人民，应该中国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更强调对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国民党则更奉行西方的有利无义文化。国共之争中也包含着华夷之辨的中西文明之争。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教员同志去世，也约等于改革开放之前，这个20多年，是反民国的。在价值标准上，更尊重和发扬传统的重义轻利。只是改成了“又红又专”、“政治挂帅”。
红和政治，其内核都是义理、义，专就是技术，就是利。红专关系就是义利关系、义利之辨。政治挂帅就是义理挂帅，以义为本。
改开后再次转向，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重视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从而在微观上，出现以金钱、财富作为衡量和评价人的最高标准。尤其到2001年加入WTO后，更是逐渐达到高潮，直至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
尽管鸦片战争至今的180多年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文化的西化程度是逐渐加深的。但是，中国的西化方式，即对西方文化元素的引入方式，又不是像日本明治维新所做的那样，一边倒地全盘西化式的西化。尽管民国大师们的确希望中国也如此。
中国的西化模式，是独立自主的，一直对西方元素保持着独立的判断，不仅对引入什么有判断和取舍，而且对引进来的东西，就对其进行中国化改造。
事实上，中国的西方模式一直在践行清末所提出的“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是其体，一直保持独立的判断，所引入的西方元素只是其用。
这也使得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侧重传统阶段和侧重西方阶段交替出现。
总共可以分为五大阶段：晚清阶段、民国阶段、改开前阶段、改开阶段、中美对抗阶段。晚清阶段偏传统、民国阶段偏西化、改开前阶段偏传统、改开阶段偏西化、中美对抗阶段又开始向传统回归。
为何2018中美对抗后，中国在文化又开始向传统回归。根源在于，中美对抗的发生，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实际认可。中国的综合硬实力在那时实际上已经超越美国，尤其是在工业化上。
美国之所以要正面而全面地遏制中国，根源在于，中国实际上已经打破美国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垄断和控制，而且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者。美国无法再从全球化中继续获得超额利润，中国已经取而代之。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实际上把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饭碗给砸了，使得美国的整个的霸权主义体系失去了经济基础和支撑。
因此，美国遏制中国，实际上是被动应战，中国的崛起则是对美国的主动挑战。
也就是说，当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时，说明中国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击碎了美国霸权主义存在的基石。这样以来，美国遏制中国，其实就是自保。保它的霸权主义体系的生存，甚至保美国自身的生存。
当中国的实力超越美国时，当然也远超昔日的欧洲列强，实际上就意味着，从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结束。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师夷长技”阶段的结束。
中国文化是以义理-心性为核心的义理文化、心性文化，其要义在心性独立、思考独立，讲义利之辨、心物之辨，义本利末、心本物末。评判事务的标准是义而非利，是心而非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利而无义的现代西方文明，无论技术有多么先进、经济有多么发达，都不可能真正打动中国的。因为以中国义利之辨、华夷之辨的标准，依然是缺失义理的、缺失独立心性的蛮夷。
在义利之辨的框架下，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都属于利的范畴，都处于次要地位，义理、心性才是第一位。所以，在常态下，技术在中国文化中只会处于二流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就是略带贬义的“奇技淫巧”。
鸦片战争之后，技术的地位在中国陡然上升，甚至取得了最重要地位，并非西方的技术本身打动了中国，也并非像现代西方一样，将技术真理化，从而使得技术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在于，技术是军事力量的核心，是保卫中国不受外来侵略的武器。
正如中国历史上历次遭遇蛮夷入侵一样，中国必然起身抗击，而且要求必须在于蛮夷的战争中获胜。这个时候，中国必然高度重视战争，已经相关的先进技术和能征惯战的将领和士兵。但这并意味着战争在中国文化就获得了一个很高的地位。
事实上，在义理文化和仁政秩序下，战争是没有丝毫的地位的。就其本身而言，战争在中国文化中是非法的，压根不应该存在。战争的唯一合法性在于，当中国遭遇蛮夷以战争的方式侵略中国时，中国必须以战争的手段战胜之。
也就是说，唯一合法的战争，就阻止和消灭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战争。
对于技术也是如此。在义利之辨的框架下，技术和经济在中国永远只能处于二流的地位，永远是奇技淫巧和铜臭。
只是在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和霸凌风险的特殊情况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一问题，是消除这种被侵略和霸凌的风险，需要必须在技术和经济上发展和崛起，超越西方。所以，技术和经济才获得了最重要地位。
但是，一旦中国的技术和经济真的崛起了，超越西方了，被侵略和霸凌的风险也会随之消失，这样技术和经济的在中国文化的中地位，也将随之回归历史常态：处于二流地位，恢复奇技淫巧和铜臭的形象。
2018年中美对抗的开始，是中国崛起的标志。所以，中国的文化也就开始向传统回归。在对人的评判上，开始重新重义轻利，重心轻物，重情怀轻能力。
在对企业的认知和评价上，只有两种企业方能得到网友的认可。要么它体现对抗美国的国防属性。最典型的就是华为、大疆。后来的DEEPSEEK等企业也是如此。要么体现中国的重义轻利传统。这类的典型就是胖东来。李亚鹏的公益性的嫣然医院更是如此。
单纯地靠挣大钱，不仅已经不能打动网友，甚至让其反感、厌恶。譬如，某想、某米，还有移民美国的某永平。
总之，2018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大拐点，中国文化的发展再次大转向，向传统回归。中国也再次进入一个崭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