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超贤为母亲那房人争了一辈子的体面，闹得全香港都知道她是个不惜倾家荡产也要讨个公道的孝女。

官司输了，她被姐姐何超琼一脚踢出了权力牌桌，人人都以为她会守着母亲留下的最后一份产业，当个悲情的包租婆了此残生。

没人料到，那份母亲的遗物真的被“打开”了，只不过，打开它的那双手，让整个何家都看傻了眼...

01

何鸿燊的葬礼，像一场漫长、潮湿的默剧。

空气里浮着百合与檀香混合的味道，浓得化不开，黏在人皮肤上，像南方的回南天。

何超贤站在人群的边缘，穿着一身从巴黎定制的黑色套裙，剪裁是无可挑剔的，只是那料子在香港闷热的空气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厚重。

她看着何超琼。

何超琼站在最前面，像一尊打磨光滑的黑曜石雕像。

她没有哭，脸上连一丝多余的波澜都找不到。

记者们的镜头像是闻到血腥味的苍蝇，嗡嗡地围着她，但那些闪光灯打在她身上，仿佛都被她那身沉静的气场吸收了。

她只是偶尔侧过头，对身边的弟弟妹妹低声交代几句，条理清晰，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

整个何家，现在都听她的。

何超贤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起来，掐进了掌心的软肉里。

她不甘心。

父亲在世时，大房就像宅子里一盆被遗忘的盆栽，早就枯了根，只是还摆在那里，证明着宅子最初的主人。

母亲黎婉华，那个曾经靓绝澳门的葡萄牙美人，大半辈子都在病床上与药水味为伴。大哥何猷光，天之骄子，死在一场离奇的车祸里。大姐何超英，疯了。

剩下她和妹妹何超雄，像是被大火燎过之后，从灰烬里扒出来的两颗烧焦的豆子。

葬礼结束后的家庭会议，更像是一场分赃前的最后通牒。

会议在浅水湾的老宅里开，不是何超琼常住的那一栋，而是另一处更显资历的宅子。

客厅里的红木家具散发着一股陈旧的木头和蜡的味道，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全家福，是很多年前拍的，上面的人都在笑，牙齿雪白，像一排排整齐的墓碑。

何超琼坐在主位上，二房、三房、四房的人，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她。

“爸爸生前的安排，律师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何超琼的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财务报表，“澳娱和信德的股份，会注入一个家族基金，保证公司的稳定。各位的生活，也都有相应的信托基金来保障。”

她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在何超贤的脸上停了半秒。

“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那不像是在问，而是在宣告。

何超贤放在膝盖上的手，攥得发白。她能感觉到身边妹妹何超雄轻轻碰了她一下，那是一种安抚，也是一种告诫。

何超雄总是这样，像个影子，永远低着头，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棉布衣服，仿佛想把自己缩进世界的缝隙里。

可何超贤不想缩。凭什么？

“我有意见。”

她的声音不大，但在死寂的客厅里，像一根针掉在地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射了过来，有惊讶，有不屑，更多的是看好戏的玩味。

何超琼端起面前的茶杯，杯盖和杯身轻轻碰了一下，发出一声脆响。“哦？超贤，你说。”

“我们大房，应该得到更多。”何超贤迎着她的目光，“爸爸的公司，是妈妈陪着他白手起家打下来的。现在这样分，不公平。”

四太梁安琪那边传来一声轻笑，虽然很快就收住了，但那声音像根刺。

何超琼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公平？爸爸在世的时候，早就为你们大房设立了信托基金，保证你们一世衣食无忧。你现在说的公平，是指什么？”

“那点钱，叫打发。”何超贤的声调高了一些，“我要求，在遗产执行委员会里，增加一个我们大房的代表。”

“你吗？”何超琼问，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或者我委派的律师。”

客厅里安静得能听到墙上那只老式挂钟的摆动声，一下，一下，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何超琼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何超贤觉得自己的后背已经沁出了一层冷汗。

最后，何超琼笑了笑，那种笑容何超贤很熟悉，那是她在董事会上面对那些老家伙们时才会露出的笑容，客气，但带着冰冷的优越感。

“超贤，你常年在国外搞艺术，可能不太懂公司的运作。这件事，不是在菜市场买菜，可以讨价还价的。”

她顿了顿，语气变得像钢铁一样硬，“爸爸的安排，就是最终的安排。如果你非要觉得不公平，可以走法律程序。”

说完，她站起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还有个会。”

人们像潮水一样散去，客厅里很快就只剩下何超贤和何超雄。

何超雄走过来，低声说：“姐姐，算了吧。”

“算了？”何超贤猛地回头，眼睛里布满血丝，“凭什么算了？妈斗了一辈子，争了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没得到。现在轮到我，你让我算了？”

何超雄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帮她把掉在地上的丝巾捡起来。

何超贤看着窗外那片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海，感觉自己的心也像那片海一样，正在被一点点吞噬。

她知道，何超琼不是在开玩笑。

那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02

何超贤真的走了法律程序。

她请了香港最贵的律师团队，一纸诉状递进了高等法院。

消息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整个香港的社交圈都沸腾了。

报纸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最大号的字体：《赌王长房女挑战家族基金，何超贤状告亲姐何超琼》。

照片上，何超贤穿着白色的风衣，戴着墨镜，从律师楼里走出来，下巴抬得高高的，像一个奔赴战场的女战士。

而另一张配图，则是何超琼在某次商业活动上，手持香槟，笑意盈盈。

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

开庭那天，法院门口堵得水泄不通。何超贤从车里下来，闪光灯瞬间将她吞没。她能听到记者们在声嘶力竭地喊着她的名字。

“你觉得胜算有多大？”

“你是在为何鸿燊的原配争一口气吗？”

她一言不发，在保镖的护送下，艰难地挤进了法院大楼。

法庭里，气氛庄严肃穆。何超琼没有亲自来，只派了她的代表律师，一个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眼神像鹰一样锐利的英国男人。

何超贤的律师在庭上慷慨陈词，引经据典，试图证明何鸿燊在设立家族基金时，可能受到了“不当影响”，并且大房作为“创始一脉”，理应在遗产分配和管理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我的当事人，何超贤女士，她所求的并非单纯的金钱，而是一份迟到的尊重，一份对她母亲黎婉华女士历史地位的承认。”

何超贤坐在听众席上，听着律师的话，感觉那些词句像是在为她那悲情的一生做注脚。她几乎要相信，自己真的就是那个手持正义之剑的圣女贞德。

但现实很快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何超琼的律师站起来，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将对方的论点一一击溃。

他拿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文件，上面有何鸿燊亲笔签署的名字。文件显示，何鸿燊在世时，神志清醒，思路清晰，多次与律师团队确认过遗产的分配方案。

他还呈上了一段录像，是几年前何鸿燊在医院里拍摄的，视频里的他虽然虚弱，但明确表示，公司的事务全权交给何超琼处理。

“至于‘尊重’，”那位英国律师最后用一种带着些许傲慢的英式口音总结道，“何鸿燊先生生前为黎婉华女士一脉设立的信托基金，其价值超过十亿港币。如果这都不算尊重，那我不知道什么才算。”

法庭里一片寂静。

何超贤感觉自己像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她所构建的“悲情”与“正义”，在那些白纸黑字的文件面前，显得那么可笑。

休庭的时候，她在走廊里碰到了匆匆赶来的妹妹何超雄。

何超雄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杯，看到她，快步走过来。“姐姐，喝点水吧。”

何超贤一把挥开她的手，保温杯掉在地上，滚烫的热水洒了一地，冒着白气。

“喝水？你除了让我喝水，还会说什么？”她的声音尖利得像要划破空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像个小丑？”

何超雄蹲下身，默默地收拾着地上的狼藉，玻璃内胆碎了一地。“我没有……”

“你就有！”何超贤盯着她，“你跟她们一样，都觉得我是在无理取闹！你根本不懂，我争的不是钱，是妈的面子，是大哥的面子！”

何超雄不说话，只是把碎片一点点捡起来，手指被划破了，渗出血珠，她也好像没感觉一样。

那场官司，断断续续打了几个月。

何超贤眼看着自己的银行账户里的数字飞速减少，那些天文数字般的律师费，像一个无底洞。她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甚至抵押了在巴黎的一处公寓。

她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把所有的筹码都压了上去，期待着一个不可能的翻盘。

最终的判决下来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法官宣读判决书，声音平稳，不带任何感情。驳回原告所有诉求。

何超贤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她好像听到身边律师在跟她说什么，但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她只看到对面何超琼的律师团队，那些人站起来，互相握手，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她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走出法院，记者们再次蜂拥而上。这一次，他们的问题更加尖锐。

“何女士，有传闻说你已经耗尽家财，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你后悔挑战何超琼吗？”

她被挤得踉踉跄跄，墨镜也不知被谁撞掉了。裸露在阳光下的眼睛，空洞而茫然。她看到一张张幸灾乐祸的脸，听到一阵阵刺耳的快门声。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的宾利悄无声息地滑到她身边。车窗降下，是何超琼。

何超琼也戴着墨镜，看不清眼神，但何超贤能感觉到那道目光正落在自己狼狈的脸上。

“上车吧。”何超琼说。

何超贤没有动。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何超琼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不耐烦。

何超贤最终还是上了车。车里冷气开得很足，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喧嚣。

车子平稳地行驶着。

“律师费，我让秘书帮你付了。”何超琼看着前方，淡淡地说。

何超贤的身体僵了一下。这比直接打她一耳光，更让她难堪。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她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这不是可怜，这是体面。”何超琼转过头，摘下了墨镜。她的眼睛很亮，像淬了火的寒星。“何家的女儿，不能在外面被人看笑话。官司打完了，就到此为止。安分守己地过你的日子。”

“我的日子？”何超贤冷笑，“我的日子就是守着妈留下的那点东西，像个乞丐一样等着你们的施舍吗？”

“那不是‘一点东西’，超贤。”何超琼的语气重了一些，“那是爸爸给你们的保障。做人，要知足。”

车子停在了何超贤住的公寓楼下。

“回去吧。”何超琼重新戴上墨镜，“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

何超贤没有说再见，她拉开车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进电梯，看着镜子里那个脸色惨白、头发凌乱的女人，她忽然觉得很陌生。

她被何超琼彻底踢出了牌局。现在，她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了。

输掉官司的日子，是死水一样的寂静。

何超贤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拉上所有的窗帘。香港的阳光再好，也照不进她那间终日昏暗的客厅。

媒体的喧嚣渐渐平息，从最初的“豪门争产大戏落幕”，变成了“长房女何超贤惨淡收场”。她成了全香港的笑柄，一个不自量力、认不清形势的悲剧角色。

手机响了无数次，她一个也没接。她知道，那些电话里，不会有安慰，只会有探寻和猎奇。

偶尔，妹妹何超雄会提着汤汤水水来看她。她总是穿着那身灰扑扑的衣服，悄无声GI地进来，把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有一次，何超贤忍不住，对着她的背影喊：“你能不能别再来了？我不想看到你这张丧气的脸！”

何超雄的脚步顿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说：“姐姐，记得吃饭。”

然后门被轻轻带上。

何超贤把桌上的汤碗扫到地上，滚烫的鸡汤和碎瓷片溅得到处都是。

她恨所有的人。恨何超琼的强势，恨其他几房的冷漠，也恨何超雄的懦弱。

在公寓里待了半个月，她像是从一场大病里初愈，终于肯走出房门。外面的世界，车水马龙，一切如常，仿佛那场惊天动地的官司，只是一场她自己的幻觉。

她开始整理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是整理剩下的东西。

巴黎的公寓已经卖了，珠宝也当得七七八八。她现在手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就是母亲黎婉华名下的那个信托基金。

这个基金，是父亲在很多年前设立的。里面的资产，包括了母亲生前住过的浅水湾一号大宅，还有一些商铺和现金。按照规定，她是这个基金的管理人之一，负责打理这些资产，而受益人，是她和妹妹何超雄，以及大哥何猷光留下的两个女儿。

在与何超琼的战争中，她败了。但这里，是她最后的王国。

何超贤从保险柜里拿出了那份厚厚的文件。牛皮纸的封面已经有些泛黄，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基金的名字。

她把文件摊在书桌上，一页一页地翻看。

上面的法律条文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以前，她只是把它当成一份财产证明，一个数字。但现在，她看着这些条款，像是在研究一张藏宝图。

她输掉了整个江山，但她必须守住这最后的一座城池。

何超琼不是说让她安分守己吗？她偏不。

她仔细地研究着基金的管理章程，寻找着每一个可能的漏洞，每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字眼。她开始频繁地约见律师，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守。

她要把这座城池，打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她将浅水湾的大宅重新装修，租给了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管，租金不菲。那些商铺，她也亲自去巡视，和租客重新签订了更加有利的租约。

她开始变得忙碌起来，像一只正在筑巢的鸟。她的脸上，渐渐有了一丝神采。

家族里的人，都在观望着她。

何超琼那边，没有了动静。仿佛那场官司之后，她就已经把何超贤这个人从自己的世界里删除了。

其他几房的人，偶尔在一些派对上碰到，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眼神里带着一丝了然的同情。他们都以为，何超贤终于学乖了，认命了，开始安安心心地当她的“包租婆”了。

只有何超贤自己知道，她没有认命。

她是在积蓄力量。

她把所有通过基金赚来的钱，都小心翼翼地存起来，没有动用一分。她在等一个时机。

也许，她可以利用这笔钱，投资一些新的生意，东山再起。也许，她可以找到基金章程里的某个条款，再次向何超琼发难。

她把这份基金文件，视作母亲留给她最后的“遗物”，也是她反击的唯一希望。她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那泛黄的纸页，仿佛能从中汲取到力量。

整个何家，整个香港，都在等着看她的下一步。是就此沉寂，还是会掀起新的风浪？

何超贤自己也在等。

她觉得自己像一只潜伏在暗处的蝎子，收起了所有的锋芒，只等着那个致命一击的机会。

03

这天下午，她刚和房产中介通完电话，谈妥了一间商铺的新租约。心情不错，她给自己泡了一杯伯爵红茶，加了两片柠檬。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波斯地毯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公寓的门铃响了。

她以为是妹妹何超雄又送汤来了。她有些不耐烦地走过去，从猫眼里看了一眼。

门口站着的，不是何超雄。

是一个穿着西装的陌生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公文袋。

她打开门。

“请问是何超贤女士吗？”男人礼貌地问。

“我是。”

“这是您的一份法律文件，请签收。”

何超贤心里咯噔一下。她以为是何超琼又有什么动作。她接过文件，签下自己的名字。

男人转身离开。

她关上门，靠在门背上，心跳得有点快。她撕开公文袋的封口，从里面抽出一沓装订好的文件。

最上面的一页，是香港高等法院的徽章。

是一份传讯令状。

她成了被告。

她深吸一口气，翻到了第二页，去看原告人的名字。她的第一反应是何超琼，或者是二房三房四房里的任何一个人。他们终究还是不肯放过她，要来抢夺她最后的东西了。

她的目光落在原告那一栏，看清了上面的名字。

那一瞬间，她手里的茶杯滑了下去，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红茶溅湿了她白色的丝绸裤脚，像一滩凝固的血。

她没有去管，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份文件，仿佛想把那上面的字看出一个洞来。

怎么可能？

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窗外的车水马龙，邻居家的狗叫，都消失了。她只能听到自己血液冲上大脑的轰鸣声。

何超琼那边，风平浪静。三房四房那边，正在为谁家的孩子上了哪个名校而暗自较劲。所有人都以为，关于何家的战争已经告一段落，至少，关于何超贤的这一章，已经翻篇了。

然而，新一场官司的战火，确实又一次围绕着何家烧了起来。

只是这一次，点火的人，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那份递交到香港所有主流媒体、递交到何家各房手里的法律文件，像一枚深水炸弹，在看似平静的家族湖面下轰然引爆。

状告何超贤、要求她交出信托基金所有账目明细、并指控其独占基金资产长达十余年、从未向其他受益人进行任何分配的人，竟然是……

何超雄。

是她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穿着棉布衣服、只会提着保温杯跟在她身后的亲妹妹，何超雄。

当这个名字随着法庭文件一起公之于众的时候，整个何家，真的都看傻了。

最先收到消息的，是何超琼。

她的秘书把文件递到她面前时，表情古怪，像想笑又不敢笑。

“你看这个。”

何超琼正在签署一份价值数十亿的合同，她头也没抬，“什么事？”

“是大房那边的。”

何超琼签下自己的名字，力道十足，笔锋锐利。她这才抬起头，接过文件。她以为又是何超贤搞出了什么新花样，也许是向媒体哭诉，也许是又找了哪个不入流的律师想翻案。

她只看了一眼，她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丝裂痕。

那是一种混杂着荒谬、意外，甚至还有一丝看好戏的玩味的表情。

她竟然轻轻地笑了一声。

“有意思。”她把文件扔在桌上，“让公关部盯着，我们不作任何回应。”

秘书愣了一下，“不回应？”

“这是她们姐妹俩的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何超琼端起咖啡，抿了一口，“我们看戏就好。”

同一时间，三太陈婉珍、四太梁安琪，以及各房子女，也都收到了这份“惊喜”。

一时间，何家的各个微信群里，信息像炸开了锅。

“看见没？大房自己打起来了！”

“我没看错吧？是那个胖胖的何超雄？她会告人？”

“这下好玩了，何超贤之前不是天天喊着要为大房争权益吗？结果把亲妹妹的钱都吞了？”

“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些嘲讽和议论，像无数根看不见的针，扎在何超贤的身上。

她把自己锁在公寓里，不吃不喝，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份诉状。

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控诉她的罪行。

诉状里，何超雄用一种极其冷静和克制的语气，陈述了事实：自2008年何超贤成为信托基金的管理人之一后，十几年间，她作为合法受益人，从未收到过一分钱的分配。她曾多次以书信和口头方式，请求姐姐何超贤提供基金的财务报表，了解资产状况，均遭到拒绝或拖延。

何超贤的借口总是那几句：“基金运作很复杂，你看不懂。”“钱都用来投资增值了，现在不能动。”“我是为了我们大房好，你不要添乱。”

诉状的附件里，还附上了几封何超雄写给何超贤的信的复印件。信里的措辞，从最初的客气询问，到后来的恳切请求，再到最后的无奈哀求。

而何超贤，从未正式回复过一封。

“打开母亲的遗物”，这个何超贤天天挂在嘴边的词，被何超雄用一种最决绝、最公开的方式，实现了。

她不是要钱。

她是要账本。

她要让母亲留下的这份遗产，在阳光下，被所有人看见。

何超贤的电话快被打爆了。有她之前律师团队的，有银行的，还有几个零星的朋友。

她一个都没接。

她拿起手机，颤抖着手指，拨通了何超雄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那头很安静。

“为什么？”何超贤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摩擦。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何超雄平静的声音，那种何超贤最讨厌的、仿佛什么都无所谓的平静。

“姐姐，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

“属于你的东西？我贪你的钱了吗？”何超贤尖叫起来，“我做这么多事，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大房！是为了妈！你现在从背后捅我一刀？你跟何超琼她们是一伙的，是不是！”

“我谁的伙都不是。”何超雄的声音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疲惫，“我问了你十年，姐姐。我给了你十年的时间。”

“你……”何超贤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何超雄继续说，“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是受益人。她们长大了，需要用钱。你从来没给过她们。我去找她们，她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基金的存在。”

何超贤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你去找她们了？”

“是。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了她们。她们支持我这么做。”

何超贤的手机从手里滑落，她瘫坐在地毯上。

她一直以为，何超雄是她可以随意拿捏的、最安全的后方。她那个永远不会反抗、永远只会默默跟在身后的妹妹。

她错了。

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

原来，在她冲在前面，和整个何家为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情英雄的时候，她的亲妹妹，正在她身后，默默地收集着她“侵吞”家族财产的证据。

这比何超琼的任何手段，都更加致命。

何超琼的打压，是来自外部的、力量悬殊的碾压。输了，她还可以博取同情，说自己是寡不敌众。

但何超雄的起诉，是从内部的、最柔软的地方，给了她最致命的一击。

这让她之前所有关于“家族”、“荣誉”、“尊严”的呐喊，都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一个连自己亲妹妹的利益都要侵占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谈论整个大房的权益？

她的道德高地，瞬间崩塌。

04

第二次走上法庭，何超贤感觉比第一次还要难堪。

这一次，媒体的镜头更加疯狂。他们不再问她“是否为了尊严而战”，而是赤裸裸地问：

“何女士，你真的独吞了母亲的信托基金十几年吗？”

“请问你妹妹何超雄的指控是否属实？”

她低着头，用头发遮住自己的脸，几乎是逃进了法庭。

法庭上，她看到了何超雄。

何超雄还是穿着一身朴素的衣服，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低着头。她坐在原告席上，背挺得很直，直直地看着前方。

她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秒。

何超贤看到，妹妹的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得意，只有一种让她心头发冷的平静。

那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平静。

庭审的过程，毫无悬念。

在何超雄的律师呈上的一系列证据面前，何超贤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年间，基金产生了巨额的收益，而受益人却没有拿到一分钱。她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她要对基金的账目如此讳莫如深。

“我是在进行长期投资，为了资产的保值增值。”她对着法官，无力地重复着。

法官看着她，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么，这些投资计划，你是否曾与其他受益人，如何超雄女士，进行过沟通和说明？”

何超贤沉默了。

最终，法庭宣判，要求何超贤必须在限期内，交出信托基金过去十几年的所有财务记录，并委任专业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同时，法庭撤销了她作为基金管理人的资格。

走出法庭的时候，何超贤感觉自己的腿是软的。

这一次，没有人再来采访她。记者们都围着何超雄。

她听到何超雄用那不大但清晰的声音，对记者说：“我不是为了钱。我只是希望母亲留给我们的东西，能够被公正、透明地对待。这是对她最好的尊重。”

“尊重”两个字，从何超雄嘴里说出来，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扇在了何超贤的脸上。

她灰溜溜地钻进车里，像一只丧家之犬。

从此，何超贤这个名字，在香港上流社会，成了一个禁忌。她不再是那个悲情的、敢于挑战权威的艺术家，而是一个贪婪、虚伪、连亲妹妹都要算计的女人。

她彻底地，社会性死亡了。

浅水湾的大宅被收回，由新的基金管理人打理。她名下的资产，在两场官司的消耗下，所剩无几。她不得不从那间能看到海景的高级公寓里搬了出来，租住在一个小得多的房子里。

她偶尔会从报纸的角落里，看到何家的消息。

何超琼的公司市值再创新高；三太的儿子又开了新的画展；四太的女儿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

那个庞大的家族机器，依然在轰隆隆地运转着，仿佛从未有过一个叫何超贤的人，试图去螳臂当车。

她再也没有见过何超雄。

有一次，她在大街上，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胖胖的背影，穿着朴素的棉布裙子。她下意识地想躲开，但那个人影并没有看到她，径直走进了一家宠物用品店。

据说，何超雄用她从基金里分到的钱，开了一家流浪动物收容所。

何超贤一个人回到那间狭小的出租屋里。

屋子里没有开灯，只有窗外城市的霓虹，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

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母亲还在世的时候，有一次，她和何超雄因为一个洋娃娃吵架。她抢了过来，把何超雄推倒在地。

何超雄坐在地上，没有哭，只是看着她，眼神就和那天在法庭上，一模一样。

母亲走了过来，没有骂她，只是把何超雄扶起来，然后对她说：“Deborah，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妹妹。”

她当时撇着嘴，满心不服气。

现在想来，那或许是她这一生中，听过的、关于“公平”的，最朴实无华，也最真诚的道理。

只是，她用了半生的时间，输掉了所有的一切，才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听懂了。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依然璀璨夺目，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

只是这场盛宴，早已与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