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盘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磁带，被丢进抽屉的那个下午，天气燥热，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切不开凝固的空气。

我叫陈哲，92年，25岁，飘在北京。

说飘都是抬举自己，其实就是混。

住在二环边上一个不知道转了多少道手的分租房，一个小单间，能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没了。

窗外就是邻居家的厨房，一天到晚都是呛人的油烟味。

我不是北京人，大学毕业没回老家，一门心思想搞音乐。

在那个年代，这不叫理想，叫妄想。

我白天在一家琴行打工，教小孩弹吉他，晚上就窝在自己的小单间里写歌。

写的歌，大部分都跟窗外的油烟一个下场，呛自己一鼻子灰，然后烟消云散。

林薇就是那时候出现的。

她是我们琴行老板一个远房亲戚，从南方一个小城过来，想在北京闯一闯。

第一次见她，她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连衣裙，站在琴行门口，怯生生的，眼睛却贼亮，像两颗黑曜石，把周围所有的光都吸进去了。

老板让我带带她，说她想当歌手。

我心里撇嘴，想当歌手的姑娘，在北京，从这儿能排到天安门。

但我也没说啥，就递给她一把最便宜的练习琴。

“会弹吗？”我问。

她摇摇头，又点点头，“会一点点。”

她一开口唱歌，我就知道，这事儿可能有点不一样。

她的嗓子，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那种。清亮，干净，带着一种南方水汽的湿润，但里面又藏着一股子野劲儿，像一团怎么也浇不灭的火。

她唱的是当时最火的港台口水歌，可硬是让她唱出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

一种不甘心的味道。

我来了点兴趣。

“别唱这些了，”我说，“没劲。”

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捏着衣角。

“那……唱什么？”

我从桌子底下扒拉出一堆稿纸，那是我写的歌，一首首的，全是心血，也全都是废纸。

我随手抽出一张，递给她。

“试试这个。”

那首歌叫《尘埃里的花》。

写的是我自己。

写的是每一个在北京这座巨大、冷漠的城市里，像一粒尘埃一样漂浮，却又不甘心就这么被踩进泥里的年轻人。

“霓虹闪烁，照不亮回家的路。车轮滚滚，碾过昨夜的梦。”

歌词有点丧，但曲子是往上走的，带着一股子执拗的劲儿。

林薇看着那张皱巴巴的稿纸，没说话。

她很聪明，看了几遍，就哼出了调子。

她没用吉他，就那么清唱。

“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风吹雨打，淋不湿我的渴望。”

当她唱出这一句的时候，我感觉我那间油烟味的小屋，好像瞬间被什么东西给击中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只有她的声音。

那声音里有委屈，有迷茫，有不忿，但更多的是一种近乎野蛮的生命力。

她把我想表达的，但没能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全唱出来了。

我呆呆地看着她。

她唱完，有点紧张地问我：“……怎么样？”

我能说什么？

我半天，才憋出两个字。

“牛逼。”

从那天起，林薇就天天往我这儿跑。

琴行的工作一结束，她就钻进我那小破屋。

我弹吉他，她唱歌。

我把我压箱底的歌一首一首地掏出来给她唱。

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又穷又破，但好像在发光。

每天晚上，我那小屋里都飘着她的歌声，和楼下炒菜的油烟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属于92年夏天的味道。

我们聊音乐，聊未来。

她说她想在最大的体育馆开演唱会，让所有人都听她唱歌。

我说我想写一首能被所有人记住的歌，就算我死了，歌还在。

我们俩就像两只在黑夜里互相舔舐伤口的野猫，彼此取暖。

我承认，我有点喜欢她。

不，不是有点。

是很喜欢。

我喜欢看她唱歌时眼睛里那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儿。

喜欢她听我弹琴时，那种专注又崇拜的眼神。

但我不敢说。

我拿什么说？

我连下一顿饭在哪儿都不知道。

我能给她的，只有那些不值钱的歌。

《尘埃里的花》成了她唱得最好的一首，也是我最满意的一首。

我找朋友借了一台破录音机，给她录了一个小样。

录音效果很糙，背景里甚至能听到邻居吵架的声音。

但林薇的声音，像钻石一样，从这些嘈杂的背景音里，硬生生地冲了出来。

她拿着那盘磁带，宝贝似的。

“阿哲，”她第一次这么叫我，“这歌……能给我吗？”

我愣了一下。

“什么叫给你？”

“就是……我想拿着它，去找找机会。”她的眼睛又变成了那两颗黑亮的黑曜石，“他们说，现在唱片公司都在找新歌，找能捧红人的歌。”

我的心，咯噔一下。

有点说不出的滋味。

那感觉就像，你养了很久的一盆花，自己都舍不得摘，现在有人跟你说，她想把它摘走，插在更好看的花瓶里，让更多人看见。

理智上，我知道这是好事。

但情感上，我舍不得。

“这歌……”我犹豫了。

“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她急了，眼圈有点红，“等我，等我火了，我一定……我一定告诉所有人，这歌是你写的！我把版税都给你！我……”

她有点语无伦次。

看着她那张急切的、漂亮的脸。

我心软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笑了笑，装作很洒脱的样子。

“行啊，拿去吧。”

“真的？”她不敢相信。

“真的，”我说，“不过你得答应我，要是火了，得请我吃顿好的。”

她破涕为笑，用力地点头。

“一言为定！”

我们当时，甚至没签什么正经合同。

就在一张油腻的餐巾纸上，我写了“《尘埃里的花》词曲授权林薇演唱”，签了我的名字。

现在想想，真是个笑话。

那张餐巾纸，可能早就跟擦过嘴的垃圾一起，不知所踪了。

林薇拿着那盘磁带走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像是消失了一样。

我去琴行，老板说她辞职了。

我打她呼机，再也没有回复。

我像是做了一场盛大又短暂的梦。

梦醒了，小屋里又只剩下我和呛人的油烟。

我继续教琴，写歌，把日子过得像一杯白开水。

偶尔，我也会想起林薇，想起她唱歌的样子。

心里会泛起一点点酸涩的期待。

她成功了吗？

我的那首歌，有没有被唱片公司的人听到？

直到有一天。

那天我刚给一个五音不全的小胖子下课，累得半死，坐在琴行里喝水。

琴行的收音机里，正放着当时最火的音乐排行榜。

主持人用一种打了鸡血的语调喊着：“……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本周空降榜首的金曲！来自新人歌手林薇的——《尘埃里的花》！”

我一口水，全喷了出来。

我以为我幻听了。

然后，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

编曲比我的demo精致了一万倍，华丽的弦乐，厚重的鼓点，把那首歌包装得像一个穿着水晶鞋的公主。

然后，林薇的声音，从收音机里流淌出来。

还是那个声音，但更自信，更技巧，也……更遥远了。

她唱着我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

“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

琴行里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静静地听着。

老板用胳膊肘捅了捅我。

“嘿，阿哲，这歌可以啊，有点你的意思。”

我没说话。

我感觉我的血，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歌放完了，主持人用更激动的声音说：“真是太好听了！这首《尘埃里的花》，由我们惊才绝艳的新人林薇，一手包办词曲！真是太有才华了！”

“词/曲：林薇。”

这五个字，像五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

我冲出琴行，疯了一样地跑到街角的音像店。

林薇的巨幅海报就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上的她，化着精致的妆，眼神冷艳，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再也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连衣裙的女孩了。

我冲进去，拿起一盘她的磁带。

翻过来。

在《尘埃里的花》后面，清清楚楚地印着那五个字。

词/曲：林薇。

我的名字，像一个笑话，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一刻，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音像店里，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

愤怒，屈辱，背叛，还有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心碎。

所有的情绪，像一锅烧开了的沸水，在我胸口里翻腾。

我拿着那盘磁带，像拿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回了我的小屋。

把自己关在里面，三天三夜。

我没开灯，没吃饭，就坐在黑暗里，一遍一遍地听那盘磁带。

听她用我给她的旋律，唱着她偷走的人生。

我试图给她打电话。

她以前留给我的那个呼机号，早就是空号了。

我去她之前租的那个小破地方，房东说她早就搬走了。

我去了她的唱片公司。

一个叫“星海唱片”的地方，在市中心一座亮晶晶的写字楼里。

我穿着我那件洗得起球的T恤，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堂里，像个要饭的。

前台小姐用眼角打量我。

“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

“我找林薇。”我的声音干得像砂纸。

“林小姐很忙，请问您是哪位？”

“你告诉她，陈哲找她。”

前台拨了个内线，说了几句，然后用一种怜悯又鄙夷的眼神看着我。

“抱歉，林小姐说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

好一个不认识我。

我笑了。

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冲着前台吼：“你让她下来！你让她当着我的面说不认识我！”

两个保安立刻冲了过来，一左一右地架住了我的胳膊。

“先生，请你出去！”

“林薇！你这个骗子！你给我滚出来！”

我像一头疯了的困兽，徒劳地挣扎着，咆哮着。

回应我的，只有大堂里其他人看热闹的目光，和保安越来越不耐烦的力气。

我被他们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了那座写字楼。

扔在了滚烫的大马路上。

那天下午的太阳，毒得能把人烤化。

我躺在地上，看着那座高耸入云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像一座巨大的、冰冷的墓碑。

我的梦，我的歌，我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爱情，都被埋在了里面。

从那以后，我像变了一个人。

我开始酗酒。

每天晚上，把自己灌得烂醉。

只有在酒精的麻痹下，我才能暂时忘记那首无处不在的歌。

出租车的收音机里，路边商店的音响里，甚至连邻居家吵架的间隙，都能听到林薇那该死的声音。

“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

我一听到这句，就想吐。

我砸了我的吉他。

那把陪了我七八年的老伙计，被我狠狠地摔在墙上，琴颈断裂，像一个被扭断了脖子的人。

我再也没写过一个音符。

我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焦黑的废墟。

朋友们都劝我。

琴行老板老王，一个面恶心善的中年男人，抓着我的领子说：“阿哲，你他妈有点出息！为了个娘们儿，值吗？歌没了，再写！天塌不下来！”

是啊。

天塌不下来。

但我的天，已经塌了。

那种感觉，没人能懂。

不是失去一首歌那么简单。

是你用灵魂浇灌出来的东西，被人生生挖走，贴上别人的标签，然后告诉你，这东西从来就跟你没关系。

是你的存在，被彻底地抹杀了。

我试过找律师。

律师问我：“有合同吗？”

我想起了那张油腻的餐巾纸。

“有证据吗？证明你是原创。”

我只有一盘录音很糙的demo。

律师摇了摇头，说：“难。人家现在是大明星，有最好的团队，你拿什么跟人斗？”

是啊。

我拿什么跟人斗？

我就是那朵开在尘埃里的花。

而她，已经被人摘走，插在了水晶花瓶里，享受着所有人的赞美和灯光。

我认了。

或者说，我放弃了。

我每天就靠着酒精，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

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她。

一个当红的访谈节目。

她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坐在沙发上，优雅得像个公主。

主持人问她：“林薇，我们都知道，你的成名曲《尘埃里的花》是你自己创作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创作心路吗？”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

我倒要看看，她能编出什么花儿来。

林薇的眼睛里，瞬间噙满了泪水。

她用一种带着哭腔的、无比真诚的声音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一个人在北京，住在一个很小很破的房间里，每天都吃不饱饭，看不到任何希望。”

“有一天晚上，又下着雨，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世界，感觉自己就像一颗尘埃，随时都可能被吹散。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旋律就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

她开始哼唱。

“……歌词，也一句一句地冒了出来。‘我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那是我对自己说的，也是对所有还在挣扎的朋友说的。我想告诉大家，就算在最深的泥土里，也要用尽全力，开出自己的花。”

她说得声情并茂，眼泪恰到好处地滑过她完美的脸颊。

主持人感动得一塌糊涂。

现场的观众，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我坐在电视机前，浑身发抖。

不是气的。

是冷的。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贪图名利，一时鬼迷心窍。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

她不仅偷了我的歌，她还偷了我的人生，我的挣扎，我的痛苦。

她把我的灵魂，当作战利品，在全国人民面前，炫耀。

我关掉电视。

屋子里一片死寂。

我走到窗前，看着外面。

邻居家的油烟，还是一如既往地呛人。

远处，是城市的霓虹，模糊一片。

我突然，就笑了。

笑出了眼泪。

陈哲啊陈哲，你真是个。

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

你以为你遇到的是知音，是爱情。

其实，你只是人家垫脚石。

用完了，一脚踢开，人家还嫌你脏了她的鞋。

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点对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剩下的，只有恨。

和一种死灰复燃的，不甘心。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不能让她，踩着我的尸体，安安稳稳地当她的“才女”。

我得做点什么。

我从床底下，翻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箱子。

箱子里，是我所有的“废稿”。

还有那盘，我亲手录的，《尘埃里的花》的demo。

磁带有点受潮了。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那台破录音机里。

按下播放键。

“沙沙”的电流声之后，我粗糙的吉他声，响了起来。

然后，是我年轻的、带着点嘶哑的嗓音。

“霓虹闪烁，照不亮回家的路……”

这是最初的版本，歌词和后来林薇唱的，有几处不一样。

更直白，也更愤怒。

然后，是林薇的声音。

那时候的她，声音里还没有后来的圆滑和技巧，但充满了原始的、动人的力量。

她跟着我的吉他，一遍一遍地唱着。

录音里，还录下了我们的对话。

“阿哲，这句是不是太丧了？”

“丧吗？我觉得这才是真的。”

“……好吧。那我再试一次。”

听着这些声音，我感觉像是在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那个世界里，有一个相信梦想的傻子，和一个眼神清亮的姑娘。

现在，傻子还在，姑娘却不见了。

我拔出磁带，紧紧地攥在手里。

这是我唯一的武器。

我找到了老刘。

老刘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当了记者，在一家半死不活的音乐杂志社。

是个愤世嫉俗的滚刀肉，圈里人都烦他，因为他总写一些不讨喜的真话。

我在一个路边摊找到他。

他正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二锅头。

我坐下来，把那盘磁带，推到他面前。

“听听。”

老刘瞥了我一眼，又看了看磁带。

“什么玩意儿？”

“我的尸骨。”我说。

老刘皱了皱眉，没说话，拿起磁带，在手里掂了掂。

他没立刻答应我。

他回去听了磁带。

三天后，他呼我。

“妈的，”他在电话那头说，“这事儿我管了。”

老刘的杂志社，小得可怜，影响力约等于零。

他想把稿子发到大报纸去，但人家一听是跟当红炸子鸡林薇有关的负面，都跟躲瘟神一样躲着他。

“没人敢登。”老刘很丧气，“星海唱片在媒体圈的关系，硬得很。”

“那就没办法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别急，”老-刘说，“正路走不通，咱们就走野路子。”

他所谓的野路子，是北京当时一个半地下的摇滚圈子。

那是一群跟我一样，穷得叮当响，但无比高傲的家伙。

他们看不起港台口水歌，更看不起林薇这种靠包装和一首歌就红起来的“流行偶像”。

老刘带着我，去了一个叫“嚎叫俱乐部”的livehouse。

里面烟雾缭绕，震耳欲聋的音乐，几乎要把天花板掀翻。

老刘跟这儿的盘口很熟。

他跟一个扎着马尾、满身文身的哥们儿耳语了几句。

那哥们儿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老刘又把那盘demo递了过去。

半小时后，舞台上的乐队演出结束。

那个马尾哥走上台，拿过话筒。

“哥几个，姐几个，都静一静。”

“今儿，咱们听个不一样的东西。”

他把我的那台破录音机，接上了现场的音响。

巨大的电流声，让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

然后，我的吉他声，通过巨大的音响，撞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

接着，是我和林薇的声音。

整个俱乐部，死一样地安静。

所有人都竖着耳朵听。

他们都是玩音乐的，都是行家。

他们能听出，demo里的那个男人，吉他弹得虽然糙，但很有灵气。

他们也能听出，那个女人的声音，是真的好。

更能听出，这首歌，是真的牛逼。

demo放完了。

马尾哥把话筒递给我。

“说吧，怎么回事。”

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几十双，几百双眼睛。

有好奇，有同情，有不屑。

我深吸了一口气。

把我跟林薇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从琴行初见到小屋录音，从餐巾纸协议到星海唱

大堂的对峙。

我没添油加醋，也没刻意卖惨。

就只是陈述。

讲完，我鞠了一躬。

台下，一片寂静。

然后，不知道是谁，先鼓起了掌。

接着，掌声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有人在台下喊：“牛逼！这歌就该是这个糙老爷们儿的！”

“林薇算个屁！流行乐的婊子！”

“哥们儿！再来一首！”

那一刻，我积压了几个月的屈辱和愤怒，好像找到了一个出口。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这件事，很快就在北京的摇滚圈里传开了。

虽然没有一家主流媒体报道，但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有时候比官方新闻还快。

《尘埃里的花》的词曲作者另有其人，这个“秘闻”，成了圈内人尽皆知的八卦。

星海唱片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他们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说我是一个“心怀叵测、蹭热度的无名小卒”，说那盘demo是我“恶意剪辑伪造”的，并威胁要对我提起诉讼。

林薇也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发布会上，她哭得梨花带雨，说自己“遭到了入行以来最恶毒的诽谤”，说音乐是她“唯一的梦想和生命”，她“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

她演得太好了。

楚楚可怜，义正辞严。

大部分的公众，都选择了相信她。

我的名声，在普通人那里，算是彻底臭了。

“那个想敲诈勒索的。”

“想红想疯了吧。”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小丑。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

因为我知道，该听到的人，已经听到了。

那些真正懂音乐的人，那些我真正在乎的人，他们心里有数。

这就够了。

那段时间，嚎叫俱乐部成了我第二个家。

马尾哥，也就是那儿的老板，叫老炮。他直接让我住在了俱乐部楼上的小阁楼。

我开始重新弹琴，写歌。

我把我这几年的经历，那些愤怒，不甘，痛苦，全都写进了歌里。

我的歌，不再是以前那种自怨自艾的小情小调。

变得尖锐，直接，像一把刀子。

老炮听了我的新歌，拍着我的肩膀说：“操，你早该这么写了。”

他给我组了个乐队，就在俱乐部里演出。

我们乐队，没名儿。

就叫“陈哲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次演出，台下稀稀拉拉没几个人。

我唱着我的新歌，用尽全身力气嘶吼。

“你偷走了我的歌，你偷不走我的魂！”

“你穿着华丽的衣裳，在名利场上撒着谎！”

唱完，台下一个哥们儿把手里的酒瓶子往地上一摔，喊：“妈的，唱得解气！”

慢慢地，来看我们演出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是听说了我和林薇的破事儿，专门跑来看热闹的。

但听完我们的歌，他们被留下了。

我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虽然还是穷，但心里那股子气，顺了。

林薇呢？

她在那次风波之后，更红了。

《尘埃里的花》成了年度金曲，她拿奖拿到手软。

她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流行符号。

只是，她再也没有拿出过一首，能和《尘埃里的花》相提并论的作品。

她后来出的那些歌，精致，华丽，也空洞。

像一个个漂亮的假人，没有灵魂。

有一次，我们乐队在一个音乐节上演出。

巧的是，林薇也是表演嘉宾。

她是压轴。

我们在一个小舞台，她在最大的主舞台。

我们演出的时候，天上下起了小雨。

台下，几百个观众，穿着雨衣，或者干脆淋着雨，跟着我们一起合唱。

“就算被踩进烂泥里，也要开出带刺的自己！”

唱到最后，我自己也吼得声嘶力竭。

演出结束，我们浑身湿透地回到后台。

经过主舞台后台入口的时候，我看到了她。

她被一群人簇拥着，撑着伞，众星捧月一般。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隔着雨幕，交错了那么一秒钟。

她的眼神很复杂。

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或许是心虚？

我不知道。

我只是冲她，咧嘴笑了笑。

一个充满嘲讽的，无声的笑。

她飞快地转过头，钻进了保姆车。

那是我最后一次，离她那么近。

那场风波，像一块石头，投入了水里。

虽然掀起了一些波澜，但水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林薇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巨星。

我依旧是那个一无所有的地下歌手。

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变。

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我不再酗酒，也不再失眠。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上。

我们乐队，在北京的地下摇滚圈，渐渐有了点名气。

老炮给我们录了一张专辑，就在俱乐部的阁楼里，用最简陋的设备。

专辑的名字，叫《被偷走的人生》。

封面，是我自己画的。

一朵从泥土里，挣扎着向上生长，开得血红的花。

这张专辑，没法在市面上公开发行。

我们就自己刻录磁带，在演出的时候卖。

没想到，卖得还挺火。

来听我们歌的人，越来越多。

从几十个，到几百个，再到把小小的俱乐部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在我粗砺的歌声里，好像也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出口。

那些被老板骂的，被女朋友甩的，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的年轻人，在我们的音乐里，找到了共鸣。

我们成了他们的嘴替。

90年代中期，中国的摇滚乐，有过那么一个短暂的春天。

我们也算是，赶上了那趟车。

我们开始去外地巡演。

坐着绿皮火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

条件很苦，经常住最便宜的招待所，吃最简单的盒饭。

但我们很快乐。

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那么多不认识的人，跟着我们一起唱歌，一起流汗，一起疯狂。

那种感觉，比挣多少钱，比有多大名气，都来得更真实，更过瘾。

而林薇，在那之后，似乎开始走下坡路了。

她的第二张，第三张专辑，反响平平。

人们开始说，她江郎才尽。

“除了那首《尘埃里的花》，她还有什么？”

她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和商业活动上，维持着自己的热度。

但她的眼神，越来越疲惫，也越来越空洞。

有一次，我在一本八卦杂志上，看到她的专访。

记者问她，对于当年的“抄袭风波”，现在怎么看。

她的回答，很官方，很圆滑。

但最后，她对着镜头说了一句：“其实，我很怀念，当年那个在小黑屋里，可以不管不顾，放声歌唱的自己。”

看到这句话，我愣了很久。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那股子恨意，突然就淡了很多。

她也挺可悲的。

她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名气，财富，地位。

但也永远地失去了，那个能让她放声歌唱的小黑屋，和那个愿意把所有好歌都给她的傻子。

她用一首歌，换了一辈子的枷锁。

而我，失去了一首歌，却找回了整个世界。

这么一想，好像还是我赚了。

巡演的路上，有一次，我们到了林薇的家乡。

一个潮湿的，黏糊糊的南方小城。

演出结束，我和老刘去吃宵夜。

在一个大排档，我们聊起了林薇。

“你说，她现在后悔吗？”我问老刘。

老刘喝了一口啤酒，打了个嗝。

“谁知道呢。不过，就算后悔，她也回不了头了。”

“路是她自己选的。”

是啊。

路，都是自己选的。

我选了这条又穷又破，但自由自在的路。

她选了那条金碧辉煌，但处处是陷阱的路。

我们都没错。

只是，道不同。

从那以后，我很少再想起她。

我们的生活，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她在她的名利场里，起起伏伏。

我在我的地下世界里，自得其乐。

时间一晃，就到了新千年。

北京的摇滚乐，彻底凉了。

老炮的“嚎叫俱乐部”，也关门大吉。

我们乐队，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大家都要生活，都要养家糊口。

音乐，终究不能当饭吃。

我没再搞乐队。

但我也没离开这个圈子。

我成了一个幕后制作人。

凭着这些年在圈子里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倒也饿不死。

我给一些新人写歌，帮他们做专辑。

我写的歌，不再像以前那么愤怒了。

多了一些平和，和对生活的调侃。

偶尔，我也会在录音棚里，碰到一些还记得当年那些事儿的老朋友。

他们会拍着我的肩膀，开玩笑说：“阿哲，要是当年那首歌没被偷，你现在估计也是个腕儿了。”

我只是笑笑。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

有一次，我给一个刚签约的新人女歌手做专辑。

那女孩，嗓子条件很好，有点像年轻时候的林薇。

但她没林薇那么大的野心。

就是个安安静-静静，喜欢唱歌的小姑娘。

有一天录完音，她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陈老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问吧。”

“圈里都说，当年林薇那首《尘埃里的花》，是您写的，是真的吗？”

我看着她那双清澈的，充满好奇的眼睛。

我沉默了一会儿。

“都过去了。”我说。

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那首歌，真好听。”她说，“我以前学唱歌的时候，练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蛰了一下。

原来，那首歌，已经影响了这么多人。

原来，它并没有因为那场肮脏的争夺，而失去它的生命力。

它像一颗种子，落在了各个角落，在不同的人心里，开出了不同的花。

这就够了。

至于那朵花上，刻的是谁的名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又过了很多年。

我也从当年的“阿哲”，变成了别人口中的“陈老师”。

我结婚了，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还是在做音乐，只是不再为了证明什么。

音乐，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自然。

有一天，我在家看电视。

一个怀旧音乐节目。

节目里，盘点着90年代的经典金曲。

当《尘埃里的花》的旋律响起时，我下意识地，就想换台。

但我女儿，突然指着电视，兴奋地叫了起来。

“爸爸，爸爸，快看！是林薇阿姨！”

我愣住了。

电视上的林薇，已经不再年轻。

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她的脸上，就算浓妆也掩盖不住。

她穿着一身华贵的礼服，站在舞台中央。

她又唱起了那首《尘埃里的花》。

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也有些疲惫。

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清亮和野性。

她唱得很用力，很技巧，每一个转音，都无可挑剔。

但，没有了灵魂。

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在精准地，重复着二十多年前的辉煌。

一曲唱罢。

主持人上台，问她：“林薇姐，这首歌对您来说，一定有很特别的意义吧？”

我以为，她又会像以前一样，说出那套准备好的，关于梦想和奋斗的漂亮话。

但是，她没有。

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所有人都以为，是音响出了问题。

然后，她对着镜头，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

“这首歌，不是我写的。”

“它的词曲作者，叫陈哲。”

“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也是我，亏欠了半生的人。”

“今天，我想在这里，对他说一声，对不起。”

“也想替这首歌，谢谢他。”

说完，她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感觉像被一道雷，劈中了。

我老婆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女儿一脸茫然地问：“爸爸，林薇阿姨在说什么呀？她为什么跟你道歉？”

我没说话。

我只是看着电视里，那个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女人。

那一刻，我心里，二十多年的恨，怨，不甘，委屈……

所有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我拿起手机，翻出了老刘的电话。

响了很久，他才接。

“喂？谁啊？大半夜的。”他声音含糊，估计又喝多了。

“老刘，是我。”

“阿哲？操，你小子，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你……看电视了吗？”

“没啊，看那玩意儿干嘛？又没妞儿。”

“……”

我把电视上发生的事，跟他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半天，老刘才骂骂咧咧地说：“操，这娘们儿，总算他妈的干了件人事儿。”

“二十多年了，她图个啥？”

我笑了。

“可能，是图个心安吧。”

挂了电话，我走到阳台上。

夜色如水。

远处的城市，依旧灯火辉煌。

我点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二十多年前，我站在这座城市的尘埃里，仰望着那个光芒万丈的她。

二十多年后，她站在聚光灯下，向尘埃里的我，低下了头。

人生，真是个奇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第二天，这件事，成了所有娱乐新闻的头条。

“林薇承认假唱门，向原创作者陈哲道歉。”

我的手机，快被打爆了。

无数的记者，想采访我。

无数的节目，想请我去做嘉宾。

我都拒绝了。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迟到了二十多年的正义，还算正义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想再跟这个名字，纠缠下去了。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没有寄件人信息。

打开，里面是一盘磁带。

和一封信。

磁带，是我当年录给她的那盘demo。

信，是手写的。

字迹，娟秀，但有些颤抖。

“阿哲：

见信如唔。

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能收到。

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愿意见到我的名字。

这盘磁带，我保留了二十七年。

每一次搬家，每一次身处绝境，我都舍不得扔掉。

因为它，是我那段黑暗人生里，唯一真实过的东西。

它提醒我，我曾经，也只是一个单纯爱唱歌的女孩。

也曾经，遇到过一个愿意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的男孩。

对不起。

这三个字，我欠了你二十七年。

我知道，这句道歉，太迟，也太轻。

它弥补不了对你造成的任何伤害。

但我还是想说。

当年的我，被名利冲昏了头，被虚荣蒙蔽了眼。

我做了一个，让我后悔终生的决定。

我以为，偷走了你的歌，我就能拥有一切。

后来我才发现，我得到的，只是一个华丽的空壳。

而我失去的，是我的灵魂，和我唱歌的快乐。

这些年，我活在巨大的谎言和恐惧里。

我害怕有一天，真相会被揭穿。

我更害怕，夜深人静时，面对镜子里那个陌生的，面目可憎的自己。

《尘埃里的花》，是我一辈子的荣耀，也是我一辈子的诅咒。

它成就了我，也毁灭了我。

现在，我把它，连同那个被我偷走的人生，一起还给你。

或许，太晚了。

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你。

我知道你组了乐队，出了专辑。

我知道你后来成了很厉害的制作人。

我知道你，没有被我毁掉。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你才是那朵，真正开在尘埃里，并且，永远不会被污染的花。

为你高兴。

勿念。

林薇”

看完信，我把它，连同那盘磁带，一起锁进了我书房最底层的抽屉里。

我的妻子，什么都没问。

她只是走过来，从背后，抱住了我。

“都过去了。”她说。

是啊。

都过去了。

那个属于我们的，混乱又滚烫的九十年代，过去了。

那首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歌，也终于，尘埃落定。

后来，林薇彻底退出了歌坛，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听说，她回了她的南方小城，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店。

再后来，就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而我，还在北京，还在写歌，还在做音乐。

我的女儿，也喜欢上了音乐。

她有时候，会把我那把老吉他抱出来，歪歪扭扭地弹。

有一天，她从我的抽屉里，翻出了那张《被偷走的人生》的专辑。

她指着封面上那朵血红色的花，问我：“爸爸，这画的是什么呀？”

我摸着她的头，笑了。

“这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