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香港观塘，报社总编室的水晶烟灰缸每天要清三次。 何家驹坐在红木桌后，雪茄燃出的蓝雾模糊了窗外霓虹。他刚付了九龙塘豪宅首付，车库停着新奔驰。桌上摊着明天头版清样——《地产狂潮下的赢家》。楼下印刷机“轰隆”作响，像他三十四岁心跳的节拍。

那时他不知道，这篇标题会成为他人生最残酷的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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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输掉一切，只需要三天。

第一天下午三点，他西装口袋里装着公司周转支票进赌场。朋友拍他背：“阿驹，玩小的放松放松。”凌晨三点出来时，手里多了个黑色手提袋——三十万现金，重量让他想起创业第一个月薪水。

第二天他带去了报社房契。赌场空调18℃，他额头汗珠37℃。荷官发牌手指像钢琴家，弹奏的却是他资产丧钟。天快亮时输掉第一千万，他跑进洗手间呕吐。镜子里的眼睛布满血丝——左眼比右眼多三条，是盯牌盯出的地图。

第三天晚上九点十七分，最后一局牌翻开黑桃A。他忽然想起：今天是生日。生日礼物是：报社、房子、车子、存款，全部归零。

走出赌场时澳门正在下雨。他在屋檐下站了四十分钟，保洁阿姨推垃圾车经过三次。第三次时瞟他一眼：“又一个输光的。”语气平常得像说“又下雨了”。

四十岁前，他拥有两千万；四十分钟里，他变得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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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行拍电影纯属偶然。1983年邵氏片场，副导演喊：“缺个挨打的流氓！”正在吃叉烧盒饭的何家驹举了手。

那场戏他要被周润发揍。导演说：“你眼神不够狠。”他愣了下，忽然想起讨债人砸报社玻璃时的眼神——那种要把人生吞活剥的狠。他闭上眼，再睁开时，整个片场安静了七秒。

“Cut！”导演拍大腿，“就是这眼神！”

后来这眼神成了香港电影的“恶人标准”。《监狱风云》里他演大屯，开拍前对梁家辉说：“对不住，等下真打。”一巴掌下去，梁家辉嘴角裂开1.2厘米——不是化妆，是真血。导演喊卡后，何家驹手抖得点不着烟，频率每分钟32次。

梁家辉反而拍拍他：“驹哥，你这反派，够真。”

从此他成了“恶人供应商”。1987到1995年演了182部戏，最忙时一天跑三个剧组。化妆师问：“驹哥，今天疤画左脸右脸？”他答：“随便，反正都是疤。”

那些年他靠演“坏人”重新站起来。片酬从三千涨到三万，却再也买不回1978年那支雪茄燃出的蓝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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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的老式转盘电话有个规律：凌晨两点响三声，挂断。

起初他接，那边沉默。后来知道是旧债主——不是讨债，是确认他还活着。“怕你死了，债没处讨。”对方说。

1998年金融风暴后，这种电话少了。最后一个打来的是女人声音：“何先生，我爸爸去年走了。他说欠你的三万块，不用还了。”顿了顿，“其实你当年借他时，就知道他还不起吧？”

他握着话筒想了很久：“我忘了。”

是真忘还是假装？他分不清。就像分不清自己演的到底是角色，还是把人生过成了角色。

周润发有次来做客，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回声延迟0.8秒，说：“阿驹，该找个伴了。”他指指墙上最凶的剧照：“长这样，谁跟？”

发哥走时把冰箱里12罐啤酒和过期七天的三明治全扔了，第二天让助理送来新鲜蔬菜。何家驹看着那些青翠的菜，在厨房站了很久——他不会做饭，最后菜都烂在了冰箱里。

腐烂过程共七天。第一天叶子蔫了，第三天出现霉斑，第七天流出的汁液粘住了冰箱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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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深圳，自行车擦过他小腿。伤口长4厘米，深0.2厘米。他摆摆手让骑车人走了，一瘸一拐回旅馆。

三天后伤口化脓，金黄色葡萄球菌。他这才回香港伊利沙伯医院——不是私家医院，因为“便宜”。隔壁床是个中风老人，儿女三班倒陪护。何家驹这边只有护士进出。

有次半夜醒来，听见护士小声说：“何家驹，演坏蛋那个……真没人来看？”另一个答：“听说年轻时赌光了，家人断了关系。”

他闭上眼，想起1979年母亲最后一次见他。母亲把40张五百元钞摔在他脸上：“这是棺材本！输完就别回来了！”钱散了一地，他一张张捡，母亲背对他站了十分钟，肩膀倾斜15度。

他再也没回过家。

1月27日凌晨，监控仪绿线拉直时窗外天还没亮。周润发赶来时遗体已移走，只剩床头柜上：医疗账单、身份证、一张银行卡。

发哥去银行查余额：港币472.3元。

柜员约二十五岁，不认识这位老演员，公式化地说：“先生，这点钱不够付本月管理费。”管理费500元，缺口27.7元。

从两千万到不够500元管理费，他用了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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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来了十几人，多是受过他帮助的新导演。骨灰坛直径18厘米——比他身高180厘米缩水十倍。船到南丫岛外海，发哥亲手撒骨灰。风很大，灰白色粉末刚离手就被吹散，像当年赌场上撒出去的筹码。

有个年轻记者偷拍九张照片，回去主编说：“何家驹？过气反派，版面不够。”照片没登。

他早年那家报社大楼，2018年拆了，原地起了座赌场。新霓虹灯功率是旧报社的23倍，夜里照得海面300平方米一片血色。

如今偶尔有年轻人在老旧录像带里看到他——那个眼神狠戾的恶人。问：“这演员后来呢？”

知道的人说：“赌光了，死了，骨灰撒海里了。”

再问：“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像他的人生：曾经有两千万种可能，选择了最决绝的一种输法。输到连墓碑都不留，只剩182部电影里的凶恶表情，证明这个人曾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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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赌场上，筹码落桌那声“咔嗒”，像骨头碎裂。

2015年海面上，骨灰入水那声“扑簌”，像人生谢幕。

中间隔着37年，182个角色，从两千万到472.3元的坠落曲线，和一场没有家人出席的葬礼。

他输掉了财富、亲情、健康，却意外留下了香港电影“恶人”的教科书——教后来者如何用眼神杀人，如何让狠戾成为艺术，如何在扮演“坏人”时，反而照见人性里那些无法简单归类的灰度。

海风年年吹过南丫岛。偶尔有渔船撒网，捞起鱼虾，也捞起某些灰白色尘埃。没有人化验那里面是否含有人骨成分。

就像没有人计算，一个赌徒要用多少部电影，才能赎回那三天犯下的错。

而答案可能早就写在他某部戏的台词里——不是嚣张的威胁，是某次NG后他苦笑着说的：

“导演，这次我演狠一点还是收一点？”

导演答：“随你，反正都是你。”

是啊，反正都是他。赌徒是他，恶人是他，最后账户只剩472.3元的也是他。这些身份层层叠叠，像赌场里堆起又推倒的筹码，最后只剩海面上那阵风，吹散了所有标签，吹不散的，是182卷胶片上，那些永远在“狠一点还是收一点”之间挣扎的眼神。

那眼神里有1978年雪茄的蓝雾，有1983年片场的盒饭油渍，有2015年医院凌晨的寂静，有整个香港电影黄金时代对“恶”的全部理解。

而理解恶，或许正是为了不成为恶。

这大概是他输掉两千万后，留给世界最昂贵的教训——用37年人生、472.3元余额、和一捧被撒进大海的骨灰，写成的、关于“代价”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