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生来就被命运反复锤炼。朱迅的人生,像是被反复揉皱又一次次熨平,留下无法忽视的皱痕。多年后,那些疼痛与残酷不再只属于她,而是一张张打在观众心里的现实试卷。有人说,朱迅是在与死神赛跑,但她偏要把终点线折回为起跑线,咬牙冲刺。
命运给了朱迅重重一拳在她17岁时,东京医院的地下室,她因血管瘤手术麻药散去时的剧痛,第一次直面“死亡”不是教科书里的恐吓,而是皮肉之下真实的冷颤。母亲登门只停留半小时,留下一块西瓜后匆匆离开,而身为女儿的朱迅抱着西瓜呜咽——她明白,这一刻没有人能替她承受哪怕一分的痛苦。和在异国他乡靠劳力谋生的留学生不同,她几乎是空手启程,如今日语不通、生活拮据,在写字楼做清洁工的三年里,被误解、被苛责,甚至一次因弄脏和服被按头道歉,那一刻泪水和汗珠混着瓷砖的冰凉,让她认清账单、伤口、委屈,全部只能自己埋单。
这样的困境没有间断过。摊上的第二场大病再次把她掀下谷底。血管瘤手术又一次失败后,她在日本流浪街头,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打工,忍着开裂的伤口微笑端盘子,哪怕每一个动作都疼得弯不下腰。艰难求生里,她练就“疼痛转移法”,努力让病痛变得次要。直到后来在NHK实习,她利用自己的不同,用幽默和创造力化解“凌晨档”的沉闷,硬生生把低谷成了跳板。那一份打破顺序、满是崎岖的人生,部分归功于她不被动喊苦、总在找出口。
回国后的朱迅,能力反被质疑、从头再练、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央视工作。她为保站上舞台的资格,甚至咬着筷子对着镜子练微笑,任由肌肉抽搐,好不容易赢得认可,绿灯却又因健康状况而熄灭。2007年,甲状腺癌再次袭击她,医生的话不是救命药,而变成“可能失声”。她坦然在手术同意书上画个笑脸,就算再也无法讲话,她也计划练手语再战现场。手术后,她脖子上的疤痕成了“超酷项链”,回归舞台拉着逐渐失声的患者合唱,声音破了,反倒唱得更响亮:把不完美唱给害怕的人听。
朱迅的生活,不只是她自己的战场。她和丈夫王志结为“甲胄”,经历最难捱的夜晚,儿子用“外星人也很酷”来安慰脱发的妈妈,这些坚硬也有温度。某次,她参加马拉松,颈托印记在汗水里发光。病痛和年纪并没有“温柔”,她却更主动迎战——组“癌患跳伞团”,带着晚期患者从4000米空中俯冲,让“医生说三个月”的人生有了大声惊叫的理由。
总有观众揶揄她是在“消费苦难”、拿伤疤活跃在公众视野。面对质疑,朱迅甚至干脆直播卸妆,指着手术痕迹宣称,这是生还的见证,而不是哗众取宠。和她有共鸣的,不只是普通观众,还有身处边缘挣扎的癌症病友。比起“表演”勇敢,她更像是在掷地有声地提醒:没有谁天生铁石心肠,只有选择继续,才能继续往前。她的例子不是孤例。2015年,意大利记者费德里科·巴达利因胃癌在病房里完成一份战地报道,依靠止痛泵和助手协作,他把病房熬成了办公室。2022年,美国女演员雪莉·良因乳腺癌反复复发,她在社交平台直播治疗全程,组织“粉红带勇士”马拉松,用疼痛发起募捐改变公共认知。
反面案例也并非无迹可寻。日本电视剧编剧本宫美津子的父亲,多年前因癌症放弃治疗,拒绝与家人和社会连结,临终前封闭自己,直到生命最后时刻才留下遗憾的只言片语。这样逃避让死亡变成铅块,而不是推动力。
风险始终无法回避。过度以苦难立身,面对质疑而用“正能量”反击,容易拉高病患的自我要求,让部分人产生“如果放弃就是懦弱”的负担。最难的那道题,其实是如何允许自己软弱、承认某些失落就是永久。
这些年,朱迅用化疗时的汗水、疼痛时的笑脸、一张张不怕伤疤的照片,不断刷新外界对病痛、年龄和挫折的刻板印象。那张17岁病房的照片,始终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像提醒也像号角。倒计时未完,哨声已经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