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贾国龙、闫学晶因相关言行陷入舆论漩涡，网上谩骂诋毁之声四起，甚至出现人身攻击、隐私泄露等极端言论。其中，闫学晶的舆论风波始于2025年12月底的一场直播，这位国家一级演员在镜头前谈及儿子林傲霏的家庭状况，称其拍一部戏“就挣几十万”，儿媳从事音乐剧工作收入不足十万，两人年收入合计不足四十万，在北京生活“一年没有百八十万的进项，家庭就无法运转”。
这番言论迅速引发网友热议，被普遍解读为“脱离大众的凡尔赛式哭穷”，在普通工薪阶层年均收入仅数万元的现实语境下，年入数十万却抱怨“生活艰难”，形成了强烈的认知反差，刺痛了大众的情感神经。随着争议发酵，网友进一步扒出闫学晶早年言论，其曾公开表示“农民穷是因为懒”，这种与“哭穷”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的表述，被视为对底层劳动者的傲慢与偏见，让争议从单纯的言论失当升级为人品与立场的全面质疑。期间，部分旧直播片段被移花接木，“酸黄瓜”等争议词汇被嫁接至此次事件，虽经证实为不实信息，但仍加剧了舆论极化。风波导致闫学晶多个平台账号被禁止关注，代言的佐香园、统厨等品牌相继终止合作，部分品牌甚至启动损失追责程序，商业价值遭受重创。
而贾国龙与西贝的舆论风暴则始于2025年9月10日，交个朋友直播间首席品牌监督官罗永浩在微博发文直指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这番犀利吐槽瞬间点燃舆论引线。公众对西贝的攻击迅速聚焦三大核心：一是“虚假宣传”，西贝长期塑造“现做现炒”“烟火气”的品牌形象，却被曝光使用保质期长达24个月的冷冻西蓝花、预腌制冷冻羊排等食材，开放全国370家门店后厨参观时，
进一步暴露了中央厨房预处理与“现制”宣传的矛盾，甚至出现先承认部分炖菜“隔夜复用”后又删除声明的混乱操作，被指“欺骗消费者”；二是“价格与价值失衡”，消费者质疑花高价购买的本应是新鲜现制菜品，实则是经中央厨房加工后加热的食材，92元的客单价与预制属性形成强烈落差，“高价预制菜”成为核心槽点；三是“概念混淆”，西贝援引国家六部委2024年相关说明，称“拥有中央厨房的连锁餐饮不属于预制菜范畴”。
但公众并不认可这一行业定义，认为其刻意模糊“中央厨房备菜”与“料理包预制菜”的差异，本质是回避信息透明的责任。随着争议发酵，网络上出现对贾国龙个人的人身攻击，甚至牵连为西贝发声的于东来、俞敏洪、华杉等人，遭遇“挂出来威胁”“全网嘲弄”的网暴待遇，华与华的客户也受到牵连被威胁，极端言论从对企业经营的批评升级为无差别攻击。这场持续126天的风波给西贝带来重创，自争议爆发后无一家门店盈利，截至2026年1月亏损已超5亿元，最终被迫关闭102家门店，占总门店数的三成，涉及近4000名员工安置。
这场风波不仅牵动着公众对个体言行的审视，更抛出了一个值得全社会深思的命题：此类公众人物的舆论争议，究竟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又该如何消解愈演愈烈的网络戾气，弘扬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答案显而易见：贾国龙、闫学晶引发的舆论争议，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妥善化解；而消解网络戾气，重建清朗网络空间，则需要制度、平台、公众、当事人四方协同发力，以法治为纲、以理性为尺，凝聚多方共识。
判定这一矛盾的性质，要从争议的根源与主体属性双重维度出发，厘清“批评”与“攻击”的边界，区分“矛盾”与“对立”的本质。从主体属性来看，贾国龙作为民营企业家，其创办的西贝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1.7万名员工的就业责任，连续11年蝉联中式正餐营收第一，年接待7000万人次，为社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与就业岗位；闫学晶作为文艺工作者，以《刘老根》《俺娘田小草》等作品为载体传递文化价值，出身普通家庭的她曾凭借淳朴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二者均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与公众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对立，绝非“非此即彼”的敌我关系。从争议根源来看，矛盾的爆发并非源于立场冲突，而是源于具体言行的失当、回应方式的欠妥，以及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身份期待与实际言行之间的落差。
公众对贾国龙的质疑，核心聚焦于西贝菜品宣传的透明度、定价合理性与实际品质的匹配度，本质是对企业诚信经营的期待与现实体验的落差；对闫学晶的讨论，则集中在其直播言论脱离民生现实、缺乏共情能力，以及过往言论中暴露的价值观偏差，这些争议的核心是认知差异、情感对立与利益关切的失衡，而非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
从矛盾特征来看，这场争议具有鲜明的非对抗性，完全可以通过沟通、整改、法律途径化解。但同时也要警惕矛盾的转化风险，闫学晶风波初期，其团队采取关闭评论、删除负面留言、投诉吐槽博主等“捂嘴”策略，而非主动回应；贾国龙则在争议初期选择强硬对抗，召开媒体见面会否认使用预制菜，宣布起诉罗永浩，发放5000万元“战斗奖金”以示“宣战”，这种姿态激化了舆论对立，印证了若当事人回避核心质疑、以强硬态度对抗舆论，或平台放任极端言论发酵，原本可以理性化解的人民内部矛盾，就可能升级为对抗性冲突，损害多方利益。
网络戾气的滋生，并非单一主体导致的问题，而是制度约束、平台规则、公众素养、当事人应对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消解戾气，需要对症下药，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法治是网络空间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遏制网络暴力的根本保障。一方面，需进一步完善网络暴力、谣言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造谣诽谤、人身攻击、隐私泄露、人肉搜索等行为的法律责任，细化量刑标准，让惩戒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细化平台的主体责任，改变“流量至上”的考核导向，将内容合规性、价值导向性纳入平台评价体系，倒逼平台主动履行治理义务。同时，要畅通举报与维权渠道，简化维权流程、降低维权成本，让遭遇网暴的个体能够高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平台是网络言论的“集散地”，也是消解戾气的关键环节。
首先，平台需优化算法推荐机制，降低极端情绪化内容的传播权重，增加理性多元观点的曝光度，避免“信息茧房”加剧立场极化，如在闫学晶事件中及时识别并阻断旧视频移花接木的传播链条，在西贝风波中平衡呈现企业回应与消费者诉求，而非片面放大对立言论；其次，建立分级预警与干预机制，对苗头性的谩骂言论及时提醒、限流，对涉及人身攻击的内容果断下架、处罚，对恶意营销号、网络水军进行精准打击，如西贝风波中对牵连第三方的网暴言论进行管控；最后，设置言论边界提示，在用户发布内容前明确告知文明发言规范，引导用户区分“理性批评”与“恶意攻击”。
公众是网络空间的参与者，也是网络文明的建设者。面对公众人物的争议，公众需树立基本的媒介素养：一是强化“事实核查”意识，不盲从、不转发未经证实的信息，如闫学晶“新疆班”入学资格等不实传言，西贝“冷冻西蓝花是劣质食材”的片面解读，应待官方核实或行业科普后再发表观点；二是坚守“就事论事”原则，区分“对事”与“对人”，聚焦于言行本身的对错，而非进行人身攻击、人格诋毁，避免将对西贝经营策略的批评升级为对贾国龙家人的骚扰，或将对闫学晶言论的质疑转化为对其职业身份的否定；三是倡导建设性反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提出批评意见，而非单纯的情绪宣泄，让舆论监督成为推动企业改进、公众人物自省的动力，而非制造对立的工具。
作为舆论风波的核心主体，当事人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矛盾的走向。面对质疑，当事人应摒弃“沉默对抗”或“强硬辩解”的态度，而是拿出诚恳的姿态：一是快速回应核心质疑，不回避、不敷衍，对确实存在的问题及时道歉。贾国龙的应对呈现明显的态度转变，争议初期选择强硬回击，称“西贝没有一道是预制菜”，但随着风波升级，他于2025年12月公开认错，坦言“当时不应硬刚”，承认开放厨房、与罗永浩论战是策略失误，2026年1月15日在朋友圈回应关店时，虽仍强调“被铺天盖地污蔑125天”，但也展现了对舆论的正视。
其回应核心集中在三点：一是厘清定义，援引国家六部委标准，强调西贝“中央厨房备菜”不等于“料理包预制菜”，否认使用劣质食材，称冷冻有机西蓝花成本高于新鲜菜，是因冷链加工与速冻技术的硬成本，并非“黑心钱”；二是回应损失，确认关闭102家门店的消息，透露亏损超5亿元，解释关店既受舆论影响，也与餐饮行业“寒冬”叠加有关，
但承诺全额发放离职员工工资，储值卡可正常使用或即时退款，承接年夜饭的门店将坚持履行承诺后再闭店，以实际行动展现企业责任；三是追责与和解并存，要求罗永浩就“冷冻西蓝花”的“误导性言论”道歉赔偿，而罗永浩也回应承认该环节存在误解，认可西贝食材成本高，但坚持其他争议点“基本不冤”，最终双方账号被平台禁言，争议暂告一段落。西贝也于2025年9月15日发布官方道歉信，承认“生产工艺与顾客期望存在较大差异”，对争议给消费者带来的困扰致歉。
闫学晶则在风波发酵十余天后，于2026年1月11日通过朋友圈发布致歉声明，坦言“这根本不是一句‘没说对’或者‘没把握好’那么简单，而是我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承认自己“习惯了被人捧着，却忘了本”，在掌声与鲜花中滋生了优越感，“见了更大的世面，却不知不觉把这当成了一种优越感，忘了自己的过去”。她用“给灵魂动了一次手术，特别疼”形容此次反思，承诺“把‘老百姓’这三个字，当成我做人和从艺的根本”，“重新把心擦干净，找回对劳动、对生活、对百姓最原本的尊重和感情”。
其儿子林傲霏也同步转发道歉书，留言“娘的错，儿子担！感谢大家的监督批评！我们错了”，以家族共同担责的姿态回应舆论。不过，这场道歉也引发部分争议，有网友认为其道歉时机滞后，直至账号被封、代言流失才发声，且发布渠道局限于朋友圈，缺乏面向公众的正式公开表态，诚意备受质疑。二是公开可验证的整改措施，列出具体的改进清单并定期通报进展，用实际行动重建信任。
西贝的整改颇具代表性：2025年10月前完成9项核心调整，包括改用非转基因大豆油，将儿童餐牛肉焖饭、牛肉饼等菜品改为门店现做，烤羊肉串、手撕椒麻鸡等实现现切、现串、现煮；对30余道产品降价近20%，客单价从92元降至75元；实现全国门店“阳光厨房”全覆盖，推出“食安卫士计划”，并为一线员工每月涨薪500元，用透明化举措回应消费者关切；闫学晶则可通过参与基层文化公益活动、调整公众发言语境等方式，兑现“贴近百姓”的承诺。
三是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对造谣诽谤、恶意网暴的行为果断拿起法律武器追责，既捍卫自身权利，也为公众树立“言论自由有边界”的标杆，如西贝针对恶意抹黑言论保留追责权利，闫学晶针对恶意剪辑、不实传言也可通过法律途径澄清事实。
从冲突到和解，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实操路径。当事人端应主动破局，以透明化整改赢回信任，第一时间发布诚恳的道歉声明，针对公众质疑的核心问题列出可量化、可验证的整改清单，如西贝明确菜品现制环节、价格调整幅度，闫学晶明确公益参与计划、言论审核机制等；开放官方沟通渠道，定期向公众通报整改进展；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增强整改的公信力。
平台端应主动担责，以精细化治理净化生态，对涉及贾国龙、闫学晶的极端言论启动专项清理行动，实行“限流+标注+处置”的分级管理；设立“争议调解专区”，邀请媒体、专家、网友代表开展理性对话，引导舆论从“情绪宣泄”转向“问题探讨”，如围绕“公众人物言行边界”“网络批评尺度”“餐饮预制菜透明化标准”等议题组织讨论；建立网暴举报绿色通道，对相关举报优先处理、及时反馈。公众端应主动自律，以理性化表达践行监督，自觉抵制人身攻击、谣言传播等行为，不参与“站队式”谩骂；在发表评论前核查事实依据，聚焦于具体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如针对西贝的争议可围绕“餐饮企业如何平衡标准化与现制属性”展开，针对闫学晶的争议可探讨“公众人物如何提升民生共情能力”；主动举报平台内的网暴内容，共同维护理性讨论的环境。
监管端应主动作为，以常态化治理筑牢长效机制，依法查处此次风波中的典型网暴案例，发布典型判例以警示社会；加快预制菜行业标准的统一与落地，明确概念定义、标注规范，从制度层面化解认知分歧；将网络文明建设纳入社会治理考核体系，推动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形成协同治理合力；开展网络文明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全社会的媒介素养与法治意识。
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坚守三大关键原则，避免矛盾升级。要把握区分矛盾性质的底线，始终坚持“人民内部矛盾”的定性，不将个体争议上升为群体对立，不把具体问题“敌我化”，如不应将闫学晶的言论失当等同于对普通民众的阶级对立，也不应将西贝的经营争议标签化为“资本与消费者的对立”，避免舆论走向极端撕裂；要坚守法治边界的底线，明确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无论是公众的批评权，还是当事人的名誉权、企业的经营权，都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行使，既保障公众对公众人物、企业经营的监督权利，也遏制借批评之名实施的网暴行为与恶意抹黑；
要倡导理性对话的底线，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平衡“批评的权利”与“包容的胸怀”，让不同观点在理性对话中达成共识，而非在情绪对抗中走向割裂，如公众应允许当事人有整改纠错的空间，当事人也应正视合理批评、虚心接受建议，西贝的整改与贾国龙后期的态度转变，闫学晶的道歉与反思，都是朝着这一方向的努力。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情绪宣泄的“垃圾桶”，而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贾国龙、闫学晶的舆论风波，是一面映照网络生态的镜子，既折射出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责任期待，要求其言行契合社会共识、具备民生共情，对企业则期待诚信经营、透明负责，也暴露出网络戾气治理的现实短板，谣言传播、极端对立、网暴频发等问题亟待破解。西贝的预制菜争议本质是信任危机，贾国龙从“硬刚”到“认错整改”的转变，闫学晶虽有争议但仍选择道歉反思，都体现了对舆论监督的正视，为矛盾化解提供了契机，也为所有公众人物与企业敲响了警钟：无论成就如何，都不能脱离群众、忽视公众诉求，诚信与透明才是立足之本。
消解戾气，弘扬正气，需要当事人以责任与透明重建信任，需要公众以理性与善意参与讨论，需要平台以规则与技术净化生态，更需要制度以法治与规范筑牢底线。唯有多方协同、久久为功，才能让网络空间真正成为风清气正的精神家园，让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让每一场公众人物与企业的舆论争议，都转化为凝聚共识、提升文明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