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在地铁里看到一段视频，好几个孩子和家长对着镜头感谢李亚鹏，说孩子现在能说话了、也能上学了，这不是什么公司安排的宣传，而是十年前做过手术的人自己拍的，他们不提李亚鹏本人，只讲自己的变化，数据也很实在，到1月18号中午，网上已经捐了1570万，有27万人参与，差不多每个人帮助一个孩子，但这笔钱是进的治疗基金，跟医院欠的2600万房租完全不是一个账户，没法随便动用。

有人提出，既然付不起房租，不如把手术搬到大医院去，这样能节省开支，这个说法听起来挺有道理，但实际上情况没那么简单，嫣然医院做的是“一条龙”服务，从整容到牙齿修复，再到语音训练和心理辅导，整套流程需要六次治疗，全国只有他们一家这么干，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万一千台手术，其中有七千台是免费的，这可不是换个地方开刀那么简单，而是整个体系在运转，如果医院关了，这些孩子的长期治疗就没人能接得上。

李亚鹏没有赖账，他确实想还钱，但手里真没钱，房东收租天经地义，医院违规也值得讨论，可这件事的责任不能全让个人承担，苏州有家企业愿意无偿提供场地，结果卡在资质审核、医保对接和专家调度这些环节上，完全动不了，公益医院不像普通公司那样容易搬迁，它需要依赖政策留出的一点空间存活，如今这空间越来越窄，连想帮忙的人都插不进手。

人们喜欢看李亚鹏在直播里卖货还债，觉得他这个人很努力，可要是说到给医院提供支持，大家都不怎么提制度上的帮助，社会好像都认为做公益就得自己挣钱，否则就是失败了，这种想法其实很奇怪，你帮别人帮到自己家里没钱，最后还得自己背着一身债，以后谁还敢继续做这种事呢，我有时候会想，我们是不是太习惯用消费的热情来替代制度的建设了。

国外有很多做法可以参考，比如美国的圣犹达儿童医院，政府提供土地、免除税收，还给予费用补贴，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也对公益医疗做出专门安排，我们这边政策还没有跟上，公众情绪已经先高涨起来，嫣然基金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情况的机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很多民间公益项目都在这个环节上受阻，它们不是不愿意做好事，而是现行制度没有给它们留下足够空间。

如果这家医院消失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希望——普通人想靠自己完成一件需要时间和系统支持的事情，在中国几乎不可能实现，以后大家都不愿去做那些不热门、不容易见效、又特别费力的公益项目，没人再愿意当那个“抱薪者”，因为知道火一灭，就没人来帮忙，我很担心这种结果，不是因为同情谁，而是觉得这样下去，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孩子，可能连一个尝试的机会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