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闫学晶社交账号被禁止关注、多款代言遭剔除，网友将原因归结为脱离同温层的“凡尔赛式哭穷”：“儿子一年不得（挣）百八十万的，这个家才能运转。”但在我看来，真正让其付出代价的是前半句：“儿子都32了，又结婚又生孩子了。”
这一“悲情表述”几乎是在打明牌了——结婚生子推高了儿子的硬性“生活成本”，使得“年入百万”不得不成为“家居必备”，这无形中证实了90后（闫学晶儿子生于1993年）“生不起”“养不起”的内心忧惧不无道理。
显然，这严重偏离了黄钟大吕的叙事主线——向年轻人传导了”婚育即负担“的消极信号，是对国家层面“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消解。
2024年10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营造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大力倡导积极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
闫学晶式“哭穷”破坏了政策层面意图营造的“全社会尊重生育、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而“年入百万”方能获颁“准生证”的“奇谈怪论”，则会随着舆情发酵加重适婚适育群体的集体性焦虑，加剧其产生“婚育是富人特权”的价值判断，进而巩固“无力婚育”的自我体认，进一步催生不婚不育的“行为自觉”。
总而言之，闫学晶对婚育高成本的高分贝抱怨，已在无形中对生育基本盘造成了恐慌，也对宏大叙事构成了冒犯。
平台适时出手整治，并非单纯的为平息众怒的流量规制，而是于公共场域的“价值清淤”，亦可被视作导向纠偏的“政治正确”。当“耸动言论”偏离政策导向靶心、消解社会共识根基，“名人光环”从来不会是“免罚慎罚”的考量因素，而只会统一触发“零容忍”机制，实施“无差别”惩戒。
家人遭人肉只是“流量反噬”的显性表达，平台遵循国家意志对“言论失序者”开出“禁止关注”的“隐性罚单”，才是静水流深的“深层规训”。这预示着闫学晶已经被主流舆论场所抛弃，代言解约只是“延伸性”代价。其“哭穷”场所，也将被迫从烟花绚烂的直播间，转向烟火寻常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