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徐玉兰这个名字，就算不太懂越剧的人，也都知道她演的“宝哥哥”是多么了不起、风华绝代。

她在舞台上算得上是传奇人物，用一个角色震撼了岁月，成了几代人心里没法替代的经典存在。这位越剧大师，是“徐派”艺术的创始人，在舞台上留下了不少经典作品。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曾被千人追捧的艺术家，已经悄然离开九年多了。

2017年春天，96岁的徐玉兰老人慢慢合上了眼。晚年时，她没有子孙陪伴，也没有繁华喧闹，只是守着国内那座老房子，孤寂度过了许多平静的日子。

徐玉兰活了96岁，几乎快到百岁了。她能活这么久，或许和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有关，饮食没有如今那么多的黑科技，也很少熬夜。那个时期的艺人生活简单朴素，

同时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把子女送到国外去，去追寻更好的教育和事业机会。

在那座被岁月包浆的上海老洋房里，时间似乎是凝固的，只有墙上那张名为“贾宝玉”的剧照，依旧眼神清亮地盯着屋里的老太太。

对于外界，她是越剧徐派的开山鼻祖，是把那个含玉而生的公子哥演活了的“徐玉兰”。

但剥离了这些光环，在这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她只是一个手里攥着越洋电话单、守着孤独过日子的独居老人。

九年前那个春天，她松开了抓着人间的手，两个儿子远在大洋彼岸早已落地生根。

这看起来像是一出功成名就的喜剧，可若是翻开她人生的深层账本，你会发现，为了维持台前的光鲜，她究竟在这个名为“命运”的钱庄里，抵押了多少无法赎回的代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部越剧电影《红楼梦》简直是那个匮乏年代的核弹级娱乐。

为了在银幕上看一眼徐玉兰哭灵，上海滩的百姓能扛着铺盖卷在电影院门口熬通宵。那时候的票房神话背后，是徐玉兰对母性本能的一种近乎残忍的剥离。

1950年，大儿子俞小勇落地，恰逢剧团死磕《北地王》。

这戏讲究身段，那身戏服就是尺子，腰身多一寸都穿不进去。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奶水本是婴儿的救命粮，可徐玉兰为了不让身形走样，硬是把婆婆熬好的猪蹄汤拒之门外。

这种“职业献祭”在十年后达到了顶峰。1960年，正值国家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徐玉兰怀上了二儿子俞小敏。

为了不耽误演出，更是为了掩盖日益隆起的腹部，她用那种老式的宽布腰带，死死勒住肚子。

台上她是风流倜傥、不染尘埃的公子哥，台下却是一个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的孕妇。这笔狠账最终报应在了孩子身上。俞小敏出生即被确诊先天性鸡胸，那是被戏班规矩和母亲的腰带硬生生挤压出来的畸形。

医生的话像判决书一样砸下来，徐玉兰当时心如刀绞。

可在那个“戏比天大”的集体主义叙事下，个人的愧疚只能被压缩在深夜的眼泪里。第二天大幕拉开，她依旧是那个万人空巷的角儿。

1976年后发生的一切，是徐玉兰这辈子演技的巅峰，虽然这出戏，没有任何观众。

那一年，特殊的历史浪潮刚刚退去余波，但她的丈夫俞则人却没能挺过黎明前的最后黑暗，选择了自我了断。

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实人，在那个混乱的角斗场里被碾碎了。徐玉兰没时间崩溃，家里还有个瘫痪在床、双目失明的婆婆。

这不仅是丧夫之痛，更是一场生存博弈。

若是让老太太知道独子没了，这口气当场就得散。

于是，徐玉兰开启了长达三年的“欺骗模式”。她模仿丈夫的笔迹和语气，定期给婆婆写“平安信”，编造出丈夫在外地执行任务的假象。

这三年里，她白天在单位接受审查、练功，晚上回家就要瞬间切换频道，变成那个体贴的儿媳，

读着并不存在的家书，还要假装从牙缝里省出钱来，说是丈夫寄回的生活费。这出戏没有掌声，只有深夜里咬碎牙关的坚持。

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开，一股“出国热”席卷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界家庭。这背后不仅仅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更有一种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徐玉兰不允许两个儿子沾染半点梨园行当，当孩子流露出一点艺术天赋时，她便无情掐灭。

在她看来，那个光鲜亮丽的舞台，实则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她已经在里面滚了一遭，绝不能让骨肉再跳进去。

她掏空了毕生积蓄，把两个儿子送到了美国。她希望孩子们去当工程师、去经商，去做任何即使平庸但足够安全的工作，只要不是唱戏。

两个儿子在大洋彼岸过上了典型的中产生活，远离了国内演艺圈的是是非非。

但代价是，徐玉兰的晚年变成了一座孤岛。上海的家里，除了保姆，就剩下满屋子的回忆。她去过美国探亲，但那里的空气里没有黄酒味，也没有听得懂吴侬软语的老票友，那份“异乡感”比孤独更折磨人。

人生的账本，终究是要平的。2014年，徐玉兰的身体亮起了红灯，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像是死神下达的催款单。

这时候，那两笔放飞到大洋彼岸的“风筝”终于收线了。小儿子俞小敏扔下了美国的生意，大儿子俞小勇也开始频繁往返。

在生命最后的三年里，这两个曾经被母亲“狠心”推开的男人，成了她病榻前最坚实的依靠。

俞小敏给母亲擦身、喂饭，听她絮叨那些陈年旧事。曾经因为唱戏缺席的陪伴，在生命的倒计时里，以另一种高浓度的方式补了回来。

2017年春天，96岁的徐玉兰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闭了眼。那一刻，监护仪的滴答声或许和她脑海里的越剧鼓点重合了。她这辈子，欠孩子的，欠丈夫的，欠自己的，在这一刻，算是彻底两清。

如今，她的儿子们在异国他乡过着平静的日子，偶尔提起母亲，言语间满是敬意。这或许就是徐玉兰最想看到的结局。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传奇是完美的，所谓的“大师”，不过是把所有的破碎都藏进了戏服里，只把最完整的一面留给了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