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价值与文本价值的分离，是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文艺时所面对的新课题。基于此，建立一种既能拥抱新形态、又能坚守内核价值的多元评价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公众注意力实现从“围观事件”到“阅读文本”的深层转化，从而在流量退潮后，为文学筛选并留住那些关注文本本身、能够与文学进行深度对话的真正读者。
歌手邓紫棋的首部长篇科幻小说《启示路》入选银河奖最佳原创图书海选投票名单，引发了两方面争议：一方面是普通读者对其作品专业水准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粉丝基于偶像认同发出的集体声援。
这种争议也直接体现在了市场与评价的数据反差上——定价298元、以粉丝为主要受众的《启示路》“恒藏版”在上市首日销售量就突破了20万册，而面向大众的“平装版”在豆瓣的评分则仅勉强维持在6分出头。
这并非孤例，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刘楚昕的小说《泥潭》身上。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虚构类奖项，刘楚昕在发表获奖感言时，深情追忆已故女友的内容不仅让这个原本只在圈内受关注的奖项一夜之间被大众知晓，还使得小说在随后的预售阶段就突破了40万册的销量；不过，《泥潭》在豆瓣上的评分却长期在6分区间徘徊。
就销量和传播热度而言，《启示路》和《泥潭》无疑是过去一年最现象级的文学新作。二者共同揭示了当前文学领域的一个核心冲突：媒介传播逻辑与经典文学逻辑的错位。在当下的环境中，一部作品的走红可以完全独立于其文本的建构轨迹。无论是邓紫棋依赖的明星光环与粉丝经济，还是刘楚昕依托的情感叙事与短视频传播，都使得作品的传播价值（由话题、人设、情感共鸣构成）得以优先于，甚至完全覆盖其文本价值（语言、结构与思想性），从而被大规模消费。
图片源于豆瓣
如何应对这两种价值的分离，是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文艺时必须面对的新课题。因为《启示路》与《泥潭》这两个案例，非常典型地折射出新大众文艺生成与传播生态的若干关键特征：
就创作主体而言，明星跨界与素人出圈成为新常态，专业背景不再是前提；在传播方式上，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台取代了传统文学渠道，成为触达大众的决定性力量；若再考察文艺形态则会发现，文本与音乐、影像、个人故事深度绑定，作品从而演变为一种复合型文化产品，在形态混合的同时，也承载了多重意义。
驱动这一切的底层核心，正是以流量和算法为代表的互联网系统。这使得此类作品从诞生之初，其生产、扩散到被接受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深度内嵌于一个由流量主导的生态系统之中，呈现出“高流量逻辑”与“新文艺范式”的深度结合。这也是我们讨论“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时不能回避的重要前提。这种结合在释放巨大文化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关键挑战：当传播的声量轻易淹没文本的回响时，我们需要一股强大的制衡与引导力量，才能促进新大众文艺的繁荣。
力量来自哪里？专业的评价体系不可或缺。因为这正是对海量作品进行筛选、鉴别与引导的核心，能够推动创作从“流量导向”的粗放生长，转向“质量导向”的精耕细作，最终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提升。
而真正的繁荣，就应该是大众参与与精品创作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新大众文艺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创作动机与价值承载的多样性，也决定了单一的评价尺度必然失灵。因此，有效的评价体系在坚持专业性的同时，还必须具备多元的鉴别力，方能对症下药。
眼下，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两种（以后可能会更多）截然不同的创作路径与作品样貌。比如王计兵、范雨素、陈慧、胡安焉等被称为“素人作家”的群体，他们的作品同样因网络关注进入公众视野，但其走红的底层逻辑却与邓紫棋、刘楚昕截然不同。王计兵的诗歌最初凭借质朴而强劲的生命力量在文学圈内获得认可，随后其“外卖员”身份经由媒体报道进一步强化了传播效应；陈慧的散文亦然，其魅力根植于市井生活的本真记录与文学转化。他们及其作品更像是被流量偶然发掘的文学原石，非但没有偏离经典文学的光谱，反而丰富了它的内涵，其传播过程也未曾改变作品本身质朴、内敛的文本特质。这类作品需要评价体系进行更加耐心、精心的阐释与守护，以防止其独特价值在流量的喧嚣中被误读或者淹没。
相比之下，邓紫棋的《启示路》与刘楚昕的《泥潭》，从其出版发布到营销策略，都显示出对流量传播规律的主动利用与深度契合，也因此更像是为流量定制的文化快消品。越是这样的作品，越需要评价体系给予更严格的文本审视与文化批判，以剖析其商业与传播逻辑对文学本体的影响。因为这些作品所携带的巨大流量本身就会挤压理性讨论空间，如果专业的评论对此类作品保持失语、过于宽容甚至赞美，这就会向市场和读者释放一个危险的信号：销量即正义，数据是王道，文本的文学完成度则可退居其次。长此以往，这不仅会导致出版传播资源与公众注意力进一步向占据流量高地的作品倾斜，挤压那些精耕文本却缺乏爆款故事或庞大粉丝基础的创作者的生存空间，还会破坏受众与文学之间的连接，使得文学日益流失原本可以拥有的受众群体。
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时代，建立一种既能拥抱新形态、又能坚守内核价值的多元评价系统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严苛不代表歧视，而是旨在通过清晰的评判标准，保护文学鉴赏的严肃性。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公众注意力实现从“围观事件”到“阅读文本”的深层转化，从而在流量退潮后，为文学筛选并留住那些关注文本本身、能够与文学进行深度对话的真正读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为新大众文艺乃至更广阔的文艺疆域，留下更肥沃的土壤、更忠诚的耕耘者和收获者。（邵 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