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眼泪包好，贴上标签卖给人心。”这句话戏谑地形容那些把私事变成公演的人。最近一起因纵火而亡的家庭悲剧，引发的争议不只是事件本身，更引发人们对“以深情换利益”这一行为的反感。

那场火灾摧毁了一个家庭，消防和警方调查之后，家里的保姆被怀疑纵火并被抓，保姆在供述中表示，她并非想要置人于死地，她声称自己只是想烧起一些火，然后赶紧把它扑灭，以此博得同情，从而筹集资金，但结果却是火势失去控制，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警方对案情也有其程序上的处理，到目前为止，法律上没有对雇主作出纵火等刑事定罪的。案件发生之后，围绕着这位家庭男主的各种怀疑和指责很快就在网上流传开来。

网上对他的看法两极化，有人把他当成受害者家庭的代表，同情他的遭遇，有人对他的行为感到疑惑甚至愤怒，觉得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有人翻出他出差的时间点，说他当时在广州，但也有人指出，没有能证明他出差行程的官方航班记录，还有网传他案发前后与保姆有金钱往来，或者有婚外情，或者妻子报警或拨打电话时他没有接听，这些都被广泛传播，很多指控在网络上以“有人说”“网传”“怀疑”开头，没有最终的法律认定，他面对部分造谣者和恶意中伤者提起民事诉讼，这类官司仍在审理中，法院没有给出全部。

回到当事人自身，一个从贫苦出身到商业上成功的过程，他的父母是农村人，家里过得挺紧巴，他没读完高中就辍学外出打工，后来在一家理发店工作时遇到了朱小贞，她的家庭条件比他好些，他们之间存在认识差异和家庭阻力，两人还是走到一起不少店铺，生意上有起有落，但他们的生活比以前宽裕不少，家里雇了保姆，日常事务由保姆打理。

那些被反复提及的行为，有一些是真实可见的动作，也因此成了公众质疑的焦点。他之后在社交平台上常常出现，经常提到妻子孩子，将他们的名字挂在嘴边，写在文字里。用逝者的名字注册品牌并用其做商业活动，这在外界看来就是把私人悲痛变成公众消费，他还在平台上直播卖货，宣称用家庭名字延续纪念。有人看到这些就提出了批评，媒体和网友也发现，他曾经表示要成立公益基金会，可之后却没见他有实质性推进。 对这些承诺，公众有权追问。他对消防部门和物业都提出过诉讼，起诉消防的请求未得到支持，起诉物业的案件结果不同，媒体对此报道，称他获得较大金额民事赔偿。他为何不直接起诉保姆，他方称保姆经济无力赔偿，大额赔偿无现实可能，故转而起诉能承担赔偿责任的第三方。

这些赔偿加上家产继承和商业带货的钱，让他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变。有人认为他不再为钱所困。他在公共舆论场的名声也受到了影响。他后来的人生选择也引起了人们的讨论。有人拍到他住在国外，有人说他是在悉尼较好的社区生活。媒体和网友还报道说他再婚并且有了孩子。有目击者说在悉尼见过他们。关于再婚的时间和方式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和新妻在被媒体曝光之前就已经相识并且一起生活了，为了应对曝光提前公开关系。关于他的时间线在网络上被反复解读。有人认为他的“深情面孔”只是一个工具，在不同的场合用来获取同情和利益。

家庭内部纠纷的暴露使大众更不易心生同情，死者的父母向媒体透露过一些细节，说死者身上有碰撞或伤痕，觉得死者婚姻生活并非人们看见的那样平静，还曾有传闻说死者手机或通信被限制查，死者说法被当事人双方否认或反驳，关于税务和商业经营的举报指控也有报道说他的公司曾被注销，关于他选择海外生活，移居海外的说法流传，关于法律，他并没有被判纵火罪，社会大众对他道德动机的猜测并不意味着有法律责任，却也给他带来了长久的社会评价。

在公众讨论中，愤怒的并不是某一个事实。大多数人都在愤怒的是把死人当作一种资源去经营，把死人的名字当作一种流量来源，把死人的私人悲痛当作商品拿到直播间售卖，或者把死人的悲剧当作一个公众话题，拿去换取关注和金钱。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也有不同的声音为他解围。支持者认为一个人面对巨大丧失的时候，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把记忆放在公众平台上，或者以商业的方式去维持自己的家庭名号，也是一种纪念。还有人认为外界很多的指责，都是来自于猜测和恶意的揣测，不可以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彻底否定一个人的行为动机。

对事件的判断，不该越过司法程序去下对公众情感的评判，可以比较直白，把亲人的形象当作公开商品，对于很多人来说，难以接受，真正把爱留在心里的人，一般不会把私事当作要经营的内容，把生者的情绪当作资本去利用，长此以往，既伤害逝者，也伤害信任，不管法律作何判断，公众在道德上的反感和疑虑不会因为金钱和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对于当下的舆论环境，这件事体现出来的是，公众对把悲伤商业化现象的普遍不满，社会需要更多的透明事实和谨慎处理，没到司法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尊重程序是必要的，对于逝者和幸存者，更多体贴和私下纪念，比把私人痛苦公开售卖更容易得到大众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