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篇重要的官方报道，把霍启刚带到了大众的视野，一次是12月22日的专访，另一次是次日对他的“双重身份”的介绍，两篇报道的用词都很严肃，信息量大，表面平静，意思却很明显，霍启刚正从家族背景中走出来，承担更多的公共角色。

提到霍家，不得不提家族早期的选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霍家的长辈们承担起向内地运送急需物资的任务，这是家族一种责任感的开端。之后在改革开放初期，霍家率先将目光投向内地，开始投资而非观望。家族长期投入的还有体育事业，霍家几代人把力量放在运动员走向世界舞台上，让世界看到中国在体育上的进步，这被家族和外界认为是把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相结合的做法。

霍启刚个人的成长轨迹也体现出家族传统，他少年时经历过国家大事，八岁随祖父去天安门看升旗，十八岁香港回归时在现场看五星红旗升起，学成回港后，他没有马上把重心放在经营家业上，而是把体育和公益当作主要工作方向，曾在牛津上学，回港后做基层调研，带着社区问题进议会，关心公屋等民生问题，他推动“体育进社区”项目，工作接地气，不拿家世当资本。

今年七月，国家体育总局支持下成立的“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研究院”，霍启刚被聘为首任院长，这个职务在行政级别上相当于厅局级，职责是做体育事业发展的实际研究，而不是挂名，工作性质要求他要对体育发展进行系统思考，并将研究结果落实到具体项目上。

政治参与方面，他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中连任成功，12月8日的立法会选举，他再次以193票连任，这并不是全部意见，但在报道中被解释为对那些在社区做实事通常以地产、金融起家，资产布局广泛，很多投资放在海外或不公开，霍家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公开参与公共事务，把资源投向社会服务、教育、体育。

关于家族的公益面，澳门有一个以家族名前命名的基金会。基金会的宗旨是把社会资源回馈社会。几十年来运作，基金会没有把资源给到家族成员，资金用在教育、医疗、体育等。霍启刚接手后把一些项目延伸到大湾区，按地区需要来合作。霍启刚在分配项目时，不挑光鲜的大项目，只要是基层真实需要就去做，在报道里有特别提到。

他在体育界的另一个身份是香港体育协会暨奥委会的副会长，这个职位要求专业和规范，要对体育管理、赛事规则和国际交流保持高标准，报道说他的工作重点是促进行业规范和提升从业水准，而不是拿职务做表面文章。

在公众形象上，他和他妻子郭晶晶的生活细节被反复提及，郭晶晶曾是世界冠军，退役后没有把自己当成“豪门太太”，她平日里的穿着简单，几百块的鞋，普通的帆布包，去菜市场买菜会砍价。疫情期间参与志愿服务，帮忙打包防疫物资，探访隔离人员。她在本届巴黎奥运周期以国际泳联跳水技术委员会官员的身份回归，参与裁判监督，她的专业能力一直在延续。

报道里还引用了霍英东的话，表明家族的态度，他说个人的贡献只是一滴水，感谢国家给机会参与，霍启刚在很多场合都表现出这种谦虚的态度，不把成就当作个人荣誉，而是更多提到参与和服务，他对体育的理解，提到赛场背后长期的付出和精神，比赛之外的故事和精神传递也非常重要。

官方接连报道并用“两个身份”描述他，外界解读为对霍家长期“家国情怀”的肯定。一是基金会的公益工作，二是职业化的体育管理岗位。这两种身份既有民间慈善的温度，也有行业治理的严肃性。报道提出比较意在强调霍家在公众事务上更为活跃公开，务实参与的方式与其他家族的经营方式不同。

媒体在把霍家跟其他四大家族放一块时，并没有把话题局限在财富和地位上，报道重点在于他们把家业跟国家需求联系起来，用公开形式承担社会责任，为了促进体育和民生，他们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做基层调研，把资源投到社区，这些行为在官方报道里被反复表扬。

整体来报道传递的几个事实清晰可见：霍家三代人在不同时代承担了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任务；霍家一直有持续的公益投入；霍启刚个人既有公众职务也有基层工作经验；霍启刚的妻子维持着务实的生活，继续在专业领域工作；官方两次点名和对霍启刚多重身份的强调，被解读为对这种家族模式的认可。

报道不把重点放在财富数字或者私人资产上，而是放在行动和结果上面，霍家的办法是用实际项目和长久投入去赢得公众的信任，外界观察的着眼点在于这些行动能不能持续，能不能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可复制的公共服务模式，官方的肯定让这条路显得更突出，也让社会对家族式的公共参与有更多的讨论。

这些报道给大众提供一个视角：家族背景不是固定标签，个人与家族可在不同历史节点选择不同公共角色，霍启刚经历从少年见证国家时刻，到留学，再到香港、大湾区搞体育与民生项目，形成一个大致轨迹，官方连续关注既确认他个人职业轨迹，也肯定家族长期投入，往后能否把这些事继续做下去，把研究和项目变成具体政策服务，是可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