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冬，北京医院的病房里，97岁的董竹君气息渐弱。她颤抖着握住小女儿的手，留下最后一个遗愿："葬礼上，一定要放《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这首歌，是她15岁嫁给夏之时后最爱的旋律，却也是当年被他粗暴禁止的"禁歌"。彼时夏之时怀疑她听曲时心有所属，摔碎留声机怒吼："你是喜欢歌，还是喜欢吹箫的男人？"

半个世纪后，她用这首歌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点。这个从青楼逃出来的女子，爱过、恨过、被刀砍过、被枪指过，最终活成了锦江饭店的传奇。

她与夏之时的爱情，像民国版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炽热开场，惨烈落幕，却在岁月里沉淀出惊人的力量。

1912年的上海，贫民窟的污水沟里漂浮着烂菜叶。12岁的董竹君攥着父亲给的最后一个铜板，看着黄包车夫父亲咳得弯下腰——肺结核掏空了这个家，母亲抹着泪把她推进"长三堂子"的朱漆大门："三年，娘一定赎你回来。"

堂子里的日子是镀金的牢笼。她是"清倌人"，卖艺不卖身，却要应付各色男人的调笑。

堂子的老妈看中她的美貌，盘算着把她的"初夜"卖个高价。董竹君把自己关在房里练琵琶，指尖磨出血泡——她知道，只有活得清醒，才能不被命运吞噬。

转机出现在1914年的一个雨夜。27岁的夏之时走进堂子，一身戎装，眼神锐利。

这个四川副都督刚经历丧妻之痛，来此是为掩护革命活动。他没点歌，只问董竹君："你想不想离开这里？"

董竹君的心猛地一跳，却倔强地别过头："夏都督要赎身？"

"三万大洋，我出。"夏之时以为这是所有青楼女子的梦想。

"我不要。"董竹君抬起头，眼里闪着光，"要娶我，就得答应三个条件：第一，不做小老婆；第二，送我去日本留学；第三，回国后你管国事，我管家事，平等相待。"

夏之时愣住了。他见过太多攀附权贵的女子，却第一次遇见敢和他谈条件的"清倌人"。这个14岁的女孩，像带刺的玫瑰，在污泥里也要仰着头。

三个月后的深夜，董竹君穿着睡衣逃出堂子，只带走一把梳子。夏之时在码头等她，递给她一件军大衣："以后，你是我夏之时的妻子。"

1915年的东京，董竹君坐在榻榻米上背日语单词，肚子里怀着大女儿。夏之时推门进来，把一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我要回国参加护国战争，这枪你留着。"

"防贼？"董竹君抚摸着冰冷的枪身。

"防贼，也防你。"夏之时盯着她，"若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就用它自裁。"

董竹君的心瞬间凉透。她想起结婚时他说的"平等相待"，原来在他眼里，她永远是那个需要用枪来约束的"青楼女子"。

在日本的三年，她拼命读书，学完高中课程，甚至想赴法深造。可夏之时一封电报把她召回四川："母亲病重，速归。"

回到夏家老宅，她才发现这是个精心编织的牢笼。婆婆嫌她出身低贱，让她"清晨伺候丈夫、上午学做家务、下午招待亲友、晚上教侄读书"。

她忍着恶心给抽鸦片的丈夫端痰盂，给挑剔的婆婆捶背，以为勤劳能换来尊重。

转折点在1919年。夏之时被解除军权，成了落魄军阀。他开始酗酒、赌博，把气撒在董竹君身上。一次她给生病的女儿喂药，夏之时醉醺醺闯进来："你是不是盼着我死？"说着就把药碗砸在她脸上。

董竹君看着满地药渣，突然明白：爱情里最可怕的不是贫穷，是对方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

1927年的上海，法租界的公寓里，董竹君抱着四女儿发抖。夏之时举着菜刀追过来，嘴里吼着："你敢送女儿上学？我砍死你！"

导火索是一封钢琴老师的信。夏之时怀疑妻子出轨，抄起菜刀就往她身上砍，幸好侄子死死抱住。

董竹君躲在邻居家，听着丈夫在门外咆哮，突然笑了——12年婚姻，她从都督夫人活成了惊弓之鸟。

分居五年，她带着女儿在上海创业，开了家纱管厂。日军炮火炸毁工厂那天，她抱着最后一台机器哭到天亮。

更狠的是，夏之时竟向四川军长范绍曾告密："董竹君是共产党，推她进西湖淹死。"

范绍曾没答应，却把这话传给了董竹君。她站在黄浦江畔，看着船来船往，突然想通了：有些人，不值得你赌上性命。

1934年离婚那天，夏之时嘲讽她："带着四个女儿，你迟早要跳黄浦江！"

董竹君签下协议，只要女儿每月1600元生活费（后来分文未得），放弃所有财产。

她走出律师楼，阳光刺眼，却觉得浑身轻松——离开错的人，才能遇见对的自己。

1935年的上海，董竹君站在"锦江川菜馆"的招牌下，手心全是汗。她借了2000块大洋，赌上了所有。

为了让川菜馆脱颖而出，她亲自设计菜单：夫妻肺片用玻璃碗装，麻婆豆腐撒上金箔，连筷子都刻着"锦江"二字。

开业那天，排队的人从法租界排到公共租界，杜月笙带着保镖来，也得乖乖等座。

没人知道，这个穿着旗袍、笑容温婉的老板娘，夜里会躲在后厨啃冷馒头。她既要应付地痞流氓，又要照顾四个上学的女儿，累到胃出血晕倒在灶台边。

更传奇的是，她把锦江变成了地下党联络点。楼上包间挂着"客满"的牌子，楼下杜月笙在吃回锅肉，楼上宋时轮正在接收秘密文件。她给进步人士送钱送药，甚至把女儿的学费都捐给了游击队。

有人问她怕不怕？她笑着擦桌子："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1951年，她把估值15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捐给国家，只带走郭沫若题的诗和一套文房四宝。

有人说她傻，她却道："钱是身外之物，能为国家做点事，比什么都强。"

05 97岁的遗言

1990年，北京的四合院里，80岁的夏述禹跪在董竹君面前。这个夏之时与原配的儿子，带着七个孩子来求助。

董竹君看着他，想起当年夏之时骂她"生不出儿子的"，心里五味杂陈。

她最终资助了这家人，直到孩子们都大学毕业。有人说她以德报怨，她淡淡道："孩子是无辜的。"

晚年的她写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拒绝郭沫若代写，一笔一画都是自己的故事。护士问她："夏先生那样对你，你恨他吗？"

她望向窗外的海棠花："恨过，但早放下了。他是我人生的一道坎，跨过去，才能看见更大的世界。"

1997年12月，葬礼上响起《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旋律。董竹君的墓碑上刻着三句话："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董竹君的一生，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民国剧。她爱过夏之时的理想，恨过他的暴力，最终却在岁月里与自己和解。有人说她是"民国版甄嬛"，可她比甄嬛更清醒——爱情从不是女人的全部，活成自己的光，才是终极浪漫。

如今锦江饭店依旧矗立在上海，接待过400多位国家元首。没人知道，大堂那盏水晶灯，曾照亮过一个女子从青楼到传奇的逆袭路。而那首《夏天最后一朵玫瑰》，或许不是在怀念爱情，而是在致敬那个永不凋零的自己。

毕竟，最好的爱情，是终于学会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