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玉娇

近日，演员闫学晶在直播中坦言，其子年入几十万却难抵百万家庭开支，否则“家庭无法运转”。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

当“几十万年薪”与“无法生存”被一位明星并置诉说时，这已非寻常分享，而成了一场要求公众为其“奢侈性烦恼”付费的错位共情表演。

这并非首次。从“每月伙食费七万”的惊叹，到“一天650元餐费不够”的争议，一套由顶级学区、高端社区和环球旅行构成的“精英生存图景”被反复描摹。

直播间本是公共广场，但当“百万开支”成为诉苦主题时，它便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墙内是对维持特定生活水准的焦虑，墙外则是大众为柴米油盐奔忙的真实人间。

这道墙，隔开的是两种人生，消耗的却是同一份公共注意力。

问题的核心在于一种双重侵占。首先是话语的侵占：将私人领域因高消费产生的压力，包装成具有公共讨论价值的“生存困境”。

这无异于在菜市场抱怨米其林餐厅订位难——场合错了，对象也错了。更是共情资源的侵占：在有限的社会情感池中，明星的“百万烦恼”如虹吸般，卷走了本应流向教育、医疗、住房等普遍民生焦虑的公共关切。

这并非寻求理解，而是一种认知上的特权行使。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自己的烦恼理应占据舞台中央。当一位明星对着镜头细数维持豪宅、名校、奢侈品生活的压力时，实质是在要求月薪几千的普通劳动者，去共情自己为维持超额消费而产生的焦虑。这不是沟通，是冒犯。

公众人物的体面与担当，历来有其重量。从韩红二十余年驰援灾区的步履不停，到众多文艺工作者将创作扎根于泥土的深沉实践，他们诠释了影响力该如何“落地”。

与之相较，在云端直播间展示“奢侈性烦恼”，无论本意如何，都像是一种轻飘的失重。这暴露的并非财力不足，而是对大多数普通人真实生活的感知失灵。

舆论场的强烈反弹，恰是一次健康的校准。它清晰地划出了边界：公众的共情能力很珍贵，不是用来消化特定阶层“维持人设”的成本焦虑。大众没有义务为这份悬浮的苦衷买单。

这场风波映照出一个更深的命题：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公共对话？

它需要公众人物珍惜话语权，多一份“烟火气”的自觉；需要平台厘清责任，不让流量逻辑践踏共情底线；更需要每个普通人保持清醒——对于那些悬浮于现实之上的“烦恼”，我们完全有权利选择：不共鸣，不追捧，不买单。

唯有当公共话语的重心重回大地，关注真实普遍的悲欢，它才能真正连接人心，而不是筑起高墙。明星的“奢侈烦恼”，就让它留在属于自己的云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