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斩杀线”这个词又被人提起来了。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好几个人,其中就包括陈冲。
陈冲是谁?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她是家喻户晓的“小花”。不到20岁,她就凭借电影《小花》成了最年轻的百花奖影后,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全民偶像。可就在事业顶峰的时候,1981年,她做了一个让很多人吃惊的决定:放弃国内的一切,去美国。
后面的故事,就和很多怀揣梦想远渡重洋的人一样,充满了现实的骨感。想象中的好莱坞星光大道,入口处是餐厅的洗碗池。为了支付房租和生活费,她刷过盘子,当过保姆。比体力劳累更难受的,是文化上的剧烈冲击和随之而来的茫然无措。她甚至曾将男医生的性侵行为,误以为是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正常医疗检查”,多年后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在国内,她是众星捧月的影后;在好莱坞,她只是一个需要和无数亚裔面孔竞争边缘角色的新人。这种落差,足以磨掉一个人的所有骄傲。
然而,陈冲的故事有一个许多海外华人没有的“后续”。她从未真正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她的演艺事业始终横跨东西方,近年来更是频繁回国参与电影工作。更重要的是,在60多岁的年纪,她在国内出版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猫鱼》,成为了一名被文学界认可的写作者。她的经历,恰恰印证了那句话:“有退路才有底气。” 对她而言,中国不仅是故乡,更是一个在异乡遭遇风雨后,可以回来喘息、疗伤,甚至重新开始事业的文化母体。这条路,她走通了。
但世间的事,最怕对比。陈冲的路,不是人人都能走,更不是人人都配走。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人——高晓松。在他的一次采访中,他自己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承认,在国外混不下去了,就回来。这话虽然直白,却撕开了一层窗户纸。对一部分人来说,“回国”不是一个充满情感的选择,而是一个精明的市场策略:哪里有钱赚,哪里有关注,就去哪里。他们把国内的市场和观众,当成了一个稳定的“提款机”,一个永远对自己开放的“避险资产”。
这就引出了“斩杀线”这个概念。以前,这个“线”比较模糊,也比较高。公众和舆论对于出国发展的艺人、名人,总体是宽容的。大家最多议论一下谁的国籍变了,偶尔对一些不得体的言论感到不满,但总体上,个人选择受到尊重。那种“在中国挣钱、去国外花”的模式,虽然有人看不惯,但也只是私下说说。
然而,风向变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南博案”的爆雷。这个案件像一颗冷水,泼醒了许多人。它无比清晰地揭示了一种极端行为:一些人利用国内的资源、名声和漏洞赚取巨额财富,然后千方百计将资产转移到海外,甚至一边享受发展红利,一边对培养他的土地冷嘲热讽。等到在国外投资失败、生活困顿,或者单纯就是想捞更多钱时,又转身回来,摆出一副“游子归家”的深情模样。
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家国情怀,对有些人来说,从来不是信仰,而是一个“备用充电宝”。 平时可以扔在角落积灰,甚至踩上两脚;只有在自己手机(事业)快没电(混不下去)的时候,才会想起来赶紧插上救急。用完了,再次丢弃。
这种极端功利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公众的情感,也触动了管理的红线。于是,“斩杀线”降低了,收紧了。国家开始严查税务、规范市场、审视资本的跨境流动。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堵住那条“把中国当提款机,把外国当保险柜”的投机之路。你想获得这里的市场、资源和民众的喜爱,就必须遵守这里的规则,付出相应的代价,承担起码的责任。
享受祖国发展红利时,你是“母亲的儿女”;转身移民、转移资产、甚至恶言相向时,你又算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今正由越来越清醒的法律和舆论共同书写。
所以,当“斩杀线”再次被提起,它指向的已不仅是某个明星的国籍问题。它是一个信号,标志着那个可以随意脚踏两条船、毫无代价地切换身份的时代,正在慢慢结束。投机者的退路,正在一条条被审视、被规范。
这一回,那些只想把家国当充电宝用的人,怕是没法像过去那样,轻松地来,潇洒地走,还想随时回来“满血复活”了。因为大家终于明白:有些路,是单行道;有些情感,消耗不起;而有些底线,一旦越过,就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