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26日，伊朗电影与戏剧史上最重要的名字之一——巴赫拉姆·贝扎伊（Bahram Beyzaie）在美国因癌症并发症去世，享年87岁。这一天，恰好也是他的生日。消息传出后，伊朗电影界、文学界与海外文化圈迅速陷入集体哀悼。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悼文中写道：“我从未见过比他更‘伊朗’的人，却眼睁睁看着他在远离祖国的土地上离世。”这句话，几乎概括了贝扎伊一生的命运。

贝扎伊1938年出生于德黑兰，成长于一个诗人与学者云集的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便显露出对语言、神话、戏剧与历史的极端敏感。他不仅是电影导演，更是剧作家、学者、戏剧理论家，是伊朗文化体系中罕见的“全才型人物”。一生中，他执导了10部长片、4部短片、14部舞台剧，撰写超过70部书籍、剧本与学术著作，其创作横跨文学、电影、戏剧、神话研究与比较表演艺术。

在电影史上，贝扎伊被视为

伊朗新浪潮的核心人物之一

。与更被国际观众熟知的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不同，贝扎伊的作品始终带着浓烈的文化考古气质。他的电影不是“现实主义的日常观察”，而更像是对伊朗历史、神话与集体记忆的持续追问。1972年的《倾盆大雨》、2001年的《猎杀狂犬》，以及1985年的代表作《巴舒，小陌生人》，都以极具象征意味的叙事方式，探讨身份、他者、战争与流离失所。

《巴舒，小陌生人》尤其被认为是伊朗电影史上的巅峰之作。影片通过一个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阿拉伯裔男孩与伊朗北部农村女性的关系，直面“谁是伊朗人”这一核心命题。它在完成多年后才得以上映，也正因如此，成为伊朗审查制度下艺术命运的经典案例。2025年，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修复单元放映，并获得“最佳修复影片”奖，某种意义上，也是一场迟到的正名。

然而，贝扎伊的创作生涯始终与政治现实纠缠。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他被迫辞去德黑兰大学戏剧系主任职务，大量作品遭遇禁演、删改甚至彻底封存。他并非公开反对体制的“政治导演”，但他对女性主体、民间叙事与前伊斯兰文化的坚持，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持续的挑战。正因如此，他逐渐被边缘化，最终在2010年离开伊朗，前往美国。

在斯坦福大学，贝扎伊以讲师身份继续他的文化工作。他开设伊朗神话与戏剧课程，重建古老戏剧形式，指导舞台演出与工作坊。即便身处异乡，他的全部研究与创作依然围绕伊朗展开。他曾系统梳理《一千零一夜》的起源，研究印度、中国、日本戏剧传统，并将其与伊朗本土表演形式进行比较。他的学术名著《伊朗戏剧史》，至今仍是该领域无法绕开的基础文本。

正因如此，法哈蒂才会说，贝扎伊是“这个时代最伊朗的伊朗人”。他的伊朗性，并非民族主义口号，而是一种深植于语言、神话、历史与民间记忆中的文化执念。也正因这种执念，他无法被当代政治现实所完全容纳。

晚年的贝扎伊逐渐被国际电影界重新发现。2024年，他被邀请成为奥斯卡评委学院成员，这一象征性举动，像是世界影坛对他一生创作的迟来承认。然而，真正的遗憾在于，这份承认并未能换来他重返祖国的可能。

他最终死在异乡，死在生日当天。对许多伊朗人而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告别，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失落。一个用一生守护伊朗文化的人，却无法在伊朗完成自己的人生闭环。

贝扎伊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终结。伊朗新浪潮不只是电影运动，更是一代知识分子试图在压迫与断裂中保存文化连续性的努力。而在这条道路上，巴赫拉姆·贝扎伊走得最孤独，也走得最彻底。

他走了，但他留下的不是怀旧，而是一套仍在发问的文化坐标。问题仍在：一个国家，是否还能容得下最热爱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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