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绣丽

杨绣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创作联络室副主任，兼任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及《上海诗人》杂志副主编。

谢晋，作为红色中国第一代导演的杰出代表，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着重要地位。谢晋电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曾经作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性作品和经典性文本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瞩目，也永远积淀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50多年来谢晋电影伴随着无数人成长、生活，其所受到的欢迎程度是罕见的。谢晋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赢得了无数荣誉，成为中国现代电影史上的一座高峰。

谢晋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独特的个人魅力。谢晋是一位个性很强的导演，在他的影片中，从人物表演到叙事手法都深深地受到他自身的气质、性格、文化背景、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应该说是先有了个性鲜明的谢晋，而后才有我们所见的绚丽多彩的谢晋电影的银幕世界。让我们从谢晋的人格魅力方面去观照他的电影，看看那一部部曾经让我们激动不已的影片后面站着的那个大写的人。

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谢晋不仅自己为人正直、重情重义，而且强烈地关注社会的伦理秩序，并且用这种道德关怀抚慰苦难中的人们。他把中国三、四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传统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主义时代，找到了一条大受普通观众欢迎的主旋律电影道路。 所谓政治/伦理情节剧其实是一种我们民族代代相传早已成为我们民族心理积淀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的要旨就在于将意识形态缝合于意义确定的伦理故事之中，一方面向人们传播主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另一方面抚慰人们现世的苦难，向人们许诺最终的道德胜利。从古典诗歌、传奇、小说到各个地方戏曲、民间曲艺，这一叙事模式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叙事的定则。电影这一舶来品之所以在中国很快得以生存、融合并成为中国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其秘密就在于中国早期的电影人们成功地把这一叙事模式移植于电影。以至于这种政治/伦理情节剧模式成为了中国电影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传统。而作为成长于这一文化环境中的谢晋则继承了这一传统，但他赋予这一旧形式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新的思想内容，并以自己独特的电影技巧和杰出的艺术成就而和第一第二代导演们拉开了距离。

谢晋的电影是传统的伦理剧结构与当代的政治意识结合的典范。谢晋电影通常取材于当时的政治热点、或是人们关注的重大社会内容。追踪主流价值关注点、追随时代热点是谢晋一以贯之的追求。最为典型的就是1997年他筹措亿元巨资拍摄的史诗大片《鸦片战争》。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该片拍摄时即明确为97香港回归献礼，可谓合时而作。而该片虽然融入了谢晋近年来在电影艺术上的探索成就，并以新的历史态度看待那段历史，如对琦善这个人物的重新认识，但是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主旨并没有脱出主流的意识形态，如基本的寓意“落后就要挨打”和把清军官兵的浴血奋战模糊为抽象的爱国主义、国土沦丧和中华一统之间的微妙对应等等这些信息都不是还原那段历史的产物，而是契合当下主流意识即97回归时的国民心态的必然选择。这样的选择使得谢晋的电影总是能挠到观众心里的最痒处，引起观众或社会的共鸣。就如同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那样，无论银幕上在演什么，导演想说的都是现实中的事，谢晋则用精巧的电影画面把一切历史都改写成了当代史，成为可以表述的和可以读解的。

谢晋电影通常以封闭的方式、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事。所讲述的故事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形方式推进。整部电影的意义不需要在电影之外来读解，电影本身就给出明确答案：一般以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为标准答案。而观众则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沉浸在电影所营造的特定环境中去感受那个故事，最终欣然接受电影赋予的价值观。如《女篮五号》通过一个篮球运动员/教练员在新旧社会的不同遭遇表达旧社会灾难深重而新社会生活无限美好。《红色娘子军》以受压迫的妇女起来反抗旧制度表达了对共产党引导人民获得解放和妇女解放主题。甚至声称用新历史观写作的《鸦片战争》也是在讲述一段完成时的历史，用一段引人入胜的通俗演义来演绎“落后就要挨打”的政治理念，并以清军广大官兵的浴血奋战来宏扬“爱国主义”的当下价值观。这种结构暗合了中国广大观众许多年来积留的观赏心理，使得观众在观看谢晋电影时不会遇到读解上的问题，不会产生隔阂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谢晋电影的确是民族性的，对中国观众具有一种亲和力。而观众因为在整个观影过程中不会跳出来思考，容易进入电影给定的情境，从而暂时忘却自己的现实生活，心灵得以慰藉。当然这也成为后来一些人攻击谢晋电影“保守”的理由，因为这样剥夺了观众思考的权力，成为意识形态宣传被动的客体。谢晋电影通常采用二元对立的结构、伦理判断的方式讲述故事。

谢晋电影里的人物往往好坏分明而且尖锐对立，如《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女奴和南霸天/地主的对立，《舞台姐妹》中春花/进步和月红/堕落的对立，《天云山传奇》中罗群/好干部和吴遥/坏干部的对立，《芙蓉镇》中甚至有几组对立。这种对立冲突构成影片的戏剧性并推动剧情向前发展，这是从戏曲、戏剧中借鉴来的方法，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叙事方法。电影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当然要借鉴以往艺术形式的手法，而在中国传统艺术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谢晋理所当然地运用了他所熟悉并擅长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方法。同时这种好坏对立的方法也是中国老百姓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这样观众在观影中很容易就明白导演的意图，能够很准确地对电影中的人物进行好坏/价值判断，并使自己同片中的好人/正价值产生感情认同，建立起一种观众同影片之间的“想象关系”。而且谢晋还通过对影片中好人/道德、坏人/非道德的不同命运际遇叙述，表达自己对伦理的评价。在他的电影中，好人往往获得了最终的幸福，而坏人终于得到了惩罚。从而促使观众进一步加强了对影片价值判断的心理认同，以一种最终的道德胜利的许诺实现了对观众现实苦难的抚慰。谢晋电影通常以情动人，常以催人泪下的激情段落赢得观众的感动与掌声。他的电影的精彩段落往往不在故事的动作高潮而在情感高潮。如著名的《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雪地拉板车的段落和《芙蓉镇》中秦书田和胡玉音两人在街上扫街而跳起了“华尔兹”的段落。谢晋善于浓墨重彩地渲染悲剧性场景，以如泣如诉的催情场面感动得观众肝肠寸断，使电影达到高潮。谢晋自己也常说“要以情动人”，“电影就是要感动人”。谢晋的这一艺术经验也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戏曲和古典文学作品。

中国有着悠久的“苦情戏”传统，从孟姜女到秦香莲，一代代的人们洒着他们的泪水阅读着这样的中国式的悲剧。所谓中国式悲剧是一种时代悲剧，或者叫命运悲剧，它是由于人物遭遇到不幸时代（动荡年代）或不幸命运（天灾人祸）而造成的悲剧。与西方的性格悲剧不一样，中国的悲剧往往只是暂时的，它一般有着大团圆的结局，它的悲剧性因素会随着意识形态的许诺而逐渐消解。谢晋电影中的人物所遭受的悲剧都是因为坏人当道造成的，只要他们坚持信仰有足够的耐心，就总会等到云开雾散的日子，罗群、冯晴岚等到了文革结束，秦书田、胡玉音等到了平反的时候，最终电影会告诉我们邪不压正，幸福一定属于好人/正义，从而也实现了导演缝合意识形态、抚慰观众苦难心灵的意图。

谢晋电影还通常以传奇的方式来演绎革命/政治主题。从《红色娘子军》开始，谢晋就把自己早年的广读各类“闲书”得来的经验用于电影，使得他的标着革命正剧标签的电影更象是通俗演义。红色娘子军是一支活跃在海南琼崖山区的女民兵队伍，影片吸引人之处除了情节的跌宕起伏外还应该有琼崖独特的人情风貌；《女篮五号》开新中国体育片之先河；《天云山传奇》则就是一部不知在何处发生的传奇故事；《清凉寺的钟声》则更是一个失散三十年凭一条腰带又见亲人的离奇故事；就连《鸦片战争》这样的史诗作品，也加进了许多稗史传说，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流氓妓女都在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戏剧冲突不断，更象一出百老汇歌剧。实际上，传奇性写作是当时文艺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潮流。因为文艺要面向工农兵，必须采取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而传奇性、演义化阅读是广大群众所习惯和乐于接受的。当时出现了《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等一批通俗演义性质的革命历史小说。这些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都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这些都说明了当时人们的审美心理习惯仍停留在中国几千年遗留的传统上，主流意识形态要想面向大众传播，必须找到一条能够把主流价值缝合于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中的道路。谢晋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一方面获得了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认（不断地获得官方表彰，并且影片不断被送往国际参展、参赛）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谢晋电影所创造的电影人次记录空前）。

谢晋还善于描写女性，他在电影中塑造了一系列动人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美丽生动、感人可亲，基本涵盖了20世纪中国的各式女性，从秋瑾这样的女革命家到吴琼花这样的革命女战士，从胡玉音这样的传统底层妇女到李彤这样的漂泊异乡的知识女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谢晋早年的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及民间戏曲传统对他后来在艺术上的微妙影响。我们不知道谢晋对《红楼梦》有多深造诣，但可以想见的是曹雪芹笔下的那一个个动人的女子一定深深地印在了幼年谢晋的心中。有人认为谢晋电影中描写的都是温良恭俭让式的老式女人，这是一种偏见。谢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而之所以让人有种种偏见，那是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偏向在作怪。不管怎么说，谢晋电影所塑造的女性形象都是对我国电影人物画廊的巨大贡献。

谢晋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而是一个对时代脉搏紧密把握的敏感的艺术家，他不仅在继承旧有传统上集大成而杰出，而且不断地探索新方法、新思路，力图超越自我。谢晋的艺术生涯已经横亘半个多世纪，所以要评论谢晋的电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谢晋电影虽然整体上有共同的一些特点，有着前后的连贯性，但因为谢晋作为一个不断学习、前进的艺术家，他的不同时期的电影又有着各不相同的特色。谢晋至今的漫长的艺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四十年代末谢晋投身影坛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作他艺术生涯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谢晋朝气蓬勃，他的影片和着当时明快的社会气氛，情调高昂，多是对共产党和新社会的热情讴歌。在艺术手法上，谢晋继承了第一第二代导演开辟的传统，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书写革命传奇。谢晋丰富了传统电影的表现元素，并在场面调度、镜头剪辑上逐渐成熟起来。他此时所拍摄的几部影片《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 《舞台姐妹》等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为他赢得了最初的荣誉。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末是谢晋创作的第二阶段，也是谢晋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他拍摄了《天云山传奇》 (1980)、《牧马人》(1982)、《高山下的花环》(1984)、《芙蓉镇》等几部重要作品，主要题材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这时的谢晋在艺术上已经成熟起来，他的叙事流畅、明快，手法丰富、多元，而且善于以情动人、以伦理剧满足大众对于摆脱个人生存焦虑的要求等等所谓“谢晋模式”的东西逐渐形成。

谢晋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一方面他的影片不断获得金鸡、百花等奖项，他自己也多次获得各种荣誉，另一方面他的电影获得了广大的观众认可，不断创造中国电影史上的票房记录、观影人次记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谢晋在艺术上不断寻求突破的努力。如他曾仔细研究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罗马十一时》，对战后西方的电影新思潮有所接受。在他的一些影片中也反映出了一些变化，如有时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来叙事、使用倒叙等，甚至在《芙蓉镇》中出现了人的幻觉的表现等等。从90年代至今是谢晋艺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谢晋拍摄的电影题材更加多样，手法更加多元，反映了一个老艺术家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在1986年，国内掀起了一场关于“谢晋模式”的讨论，这场讨论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了中国电影中带根本性的三个问题：1、电影与政治的关系（甚至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2、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或中国与西方的关系）3、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主流电影。谢晋的电影正是传统的主流政治电影的杰出代表，这既是他的电影能够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获得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的原因，也是他的电影招致攻击的地方。所以说无论对谢晋电影的或正或反的评价，其实都是不同文艺观、甚至世界观、哲学理念的对立，而不是对谢晋电影本身所取得的成就的争论。谁也无法否认的是谢晋继承了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优秀的文艺传统，并在过去的50多年里为我们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他的电影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回想一下，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世纪，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如果没有谢晋，一大批中国人如果没有《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等电影可看，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失落？……因为他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谢晋电影的历史评价，则应该辩证的看。谢晋代表了中国电影不长的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几十年来，谢晋以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感关注社会现实，

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在我们苦难的岁月里是他的电影给我们以精神慰藉，如尹鸿所说“难道我们采取过什么比谢晋的"家道主义"更有效的面对苦难的方式吗？”他博大精深、悲天悯人，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为我们创造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大哉斯人，大哉斯影。谢晋以其强烈的个人魅力成就了他的令无数人为之痴迷的电影世界。回首谢晋这辉煌的五十余年艺术生涯，我们看到灯火阑珊处，有个伟岸的身躯大步流星地迎面走来。

2008年10月26日下午，上海龙华，许多市民自发赶来为谢导送行，一朵朵康乃馨，寄托着影迷们对大师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