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佩斯的“邋遢”，老搭档朱时茂有一肚子的“牢骚”。

“我们出去一般的怎么都得带它三套，或者四套短裤啊袜子啊，都得带齐了对不对。佩斯同志一双袜子，我们出去他一个月啊，一双袜子。那个味儿啊就别提了，而且还是露脚趾头的袜子。”

“一个月带一双袜子，你说袜子这样就行了吧，短裤也带一条。”

“短裤，第二天早晨一看，也在暖气片上啊。我说陈老师啊，您这怎么晚上睡觉是裸体呀？人家说了，我这样睡觉舒服，身体好。”

而和旁边西装革履的朱时茂比，陈佩斯的穿着打扮也确实有些“简朴”。

灰蓝色的马褂，八成新；黑色的老布鞋，鞋底磨损出洞。

据朱时茂透露，这已经是他最得体的打扮了。

因为过去的几十年里，他穿着破洞的老头衫，以及一件二十年历史的毛衣，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他也没有豪车，一辆桑塔纳一开就是十几年；手机呢，用的也是傻瓜机。

但不讲究的背后，其实是他对名利的淡泊，以及对艺术的纯粹热爱。

大家好，欢迎来到嘈坊，这是一个说老戏骨故事和温故华语影坛的地方，那么今晚我想来点演员陈佩斯的故事。陈佩斯：不妥协才是他的人生底色（视频版）

要说陈佩斯，就必然绕不过他的父亲陈强。

陈强是新中国最著名的电影演员之一，在电影《白毛女》中饰演“黄世仁”，曾多次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国外。

1952年，陈强到匈牙利访问演出时，恰好妻子生下了大儿子。

接到电报后，他想到自己此刻在布达佩斯，于是福至心灵，给儿子取名为“布达”。

1954年，二儿子出生，名字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佩斯”。

陈佩斯十五岁之前的生活，是富足的。

父亲陈强每个月的工资高达二百多块钱，每个周末都会带着他们兄妹三人下馆子，经常能吃上肉。

但这样的日子，却在1969年的时候戛然而止。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陈强就从人人奉承的知名影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帮坏分子”，常常是穿着白色汗衫出去，然后穿着斑驳的血衣回来。

而在目睹这场剧变之后，小小年纪的陈佩斯，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现实。

前脚刚经历家庭剧变，后脚又要参加“上山下乡”。

十五岁的他，简单地收拾了心情和行囊奔赴内蒙古，在那里度过了四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生活。

好在1973年，陈强摆脱莫须有的罪名，陈佩斯得以返城。

随后又在父亲的帮助下，成为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表演学员班的一员。

但由于长相不够突出，身材不够威猛，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七年时间里，陈佩斯出演的都是匪兵甲乙，地痞丙丁等龙套角色。

直到1979年，他才迎来了第一部主演电影——《瞧这一家子》。

不过，他能主演这部电影，也是因为父亲陈强。

当时，陈强刚从北影厂退休，想到中国电影缺少了喜剧的身影，便想往喜剧方面发展。

巧合的是，北影厂的年轻导演王好为，偶然看到了这个剧本。

他觉得挺有意思，便打算好好打磨，然后搬上大荧幕。

故事里父亲的角色，王好为属意陈强来演。

陈强看到剧本里儿子的角色时，便准备提携一把跑了七年龙套的儿子。

就这样，陈佩斯走上了他的喜剧之路。

电影《瞧这一家子》的剧情其实很简单，讲述了毛纺厂车间主任老胡的一双儿女的恋爱故事。

但因为老胡的横插一脚，从而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各种乌龙。

陈佩斯饰演的，正是老胡的儿子胡嘉奇，一个不学无术又有点好吃懒做的话剧演员。

当然，这个角色的底色还是善良正直的，到了关键时刻也能展现出勇敢与责任感。

因为深刻地演绎出了这种复杂的性格和情感，电影上映之后，陈佩斯也随之一炮走红。

走红之后，他也成功从龙套跃升为主角。

1982年，他主演了电影《夕照街》。

在这部电影中，他饰演了一个名叫“二子”的待业青年。

由于性格窝囊，又总爱犯蠢，所以时不时地就会闹出一些笑话来。

比如，想学做“弄潮儿”，却学得不入流；明明胆子小得很，又总爱去招惹是非；给女孩献殷勤，献不成；给男孩当跟从，又当不成，着实让人哭笑不得。

陈佩斯用精湛的演技，把二子给演活了，为电影增色不少。

凭借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他首次提名了“金鸡奖”的最佳男主角。

当然，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在演完这部电影之后，他继续以“二子”的角色身份，出演了中国首个喜剧系列电影，也称为“二子”系列。

这个时期的陈佩斯，可以说是相当风光。

但这样的风光却不是他想要的，他一直琢磨着转行。

“一直做了一二十年都不喜欢，中间曾经很多次要改行，都没改成。”

1983年底，陈佩斯想要转行做导演。

他什么都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就等开机。

结果，临到关头却突然换了个新领导。

新领导觉得他不合适做导演，二话不说就把他给换了。

改行，就这样胎死腹中。

好就好在，虽然错失了一个机会，但另一个属于他的机会正在悄悄降临。

某天，正在排队打电话的陈佩斯觉得太无聊，便跑去八一厂的招待所，随便找了个人聊天。

而他找的人，正是他后来的搭档朱时茂。

他和朱时茂胡天侃地，不知怎么地说到了慰问演出的问题上。

当时，八一厂的演员时不时地要跟群众见面，还需要表演才艺。

但表演来，表演去，不是朗诵，就是唱歌，毫无新意。

朱时茂就问，能不能琢磨点新的东西出来呢。

陈佩斯也附和，是啊，但能演什么呢。

他们思来想去，最后都觉得把平时训练演员用的小品搬上舞台，应该挺有效果的。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就开始了合作。

在打磨出小品《吃面条》之后，两人便开始四处去演出。

“我和老茂开创这么一个喜剧类的小短剧，很重要，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它标志着一个社会，一个特别畸形特别紧张特别恐怖的一个社会，改型了，改成了人们可以笑了，把笑要回归人民的时候，人与人是有平等尊严的时候。”

没多久，84年央视春晚的导演黄一鹤，来找他和朱时茂当主持人。

两人拉着黄一鹤，说：当主持人多没意思，我们有更好玩的东西。

于是，两人就给他演了一遍《吃面条》。

等他们演完，黄一鹤当即就拍板：让他们上春晚。

不过，这个小品审查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因为作品太过好笑，春晚审查组担心作品不够严肃，便暂时压下了这个作品。

最后还是黄一鹤大手一挥，说：让他们上，有什么事情我来顶着。

小品《吃面条》，这才得以和观众见面。

演出结束后，这个作品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誉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品”。

陈佩斯和朱时茂这对小品搭档，也随之红遍了大江南北。

可以说，从这个时期到九十年代末，陈佩斯的演艺事业都处在巅峰时期，小品和电影两开花。

小品上，继《吃面条》之后，他和朱时茂又接连推出了《卖羊肉串》、《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等十一部经典作品。

电影上，除了引起关注的“二子”系列喜剧电影，还有两部电影值得一提。

一部是1986年上映的《少爷的磨难》，他饰演的是男主角金福。

这部电影改编自法国的一部小说《一个中国绅士的磨难》，讲述了“富二代”金福从富贵到贫困，从一贫如洗到东山再起的故事。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陈佩斯在河南乡村的土路上，光着脚来回地奔跑。

因为满条路都是土坷垃和石子，他常被硌得龇牙咧嘴的。

哪想，围观的乡亲们却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在他们的笑声中，他突然悟了。

原来喜剧的本质，是用表演者的低姿态去引发观众的优越感。

在明白这个本质后，后来他的喜剧作品，基本都是通过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对立矛盾，来制造笑料。

不说方言，也不拿残疾人开玩笑。

另一部则是1987年的《京都球侠》，他饰演的角色“赵狐狸”，是个干着小偷小摸的行当，却有爱国之心的亦正亦邪的人物。

这个人物出场的时间，其实并不多。

但陈佩斯还是将其塑造得形神兼备，并凭借这个角色，一举拿下了“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

也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喜欢上了喜剧，并决心在喜剧的领域里继续深耕。

不过喜欢归喜欢，不妨碍他要继续改行的想法。

1991年，他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并延用了“二子”这个IP，推出了创业的第一部电影《爷俩开歌厅》。

票房和口碑都表现不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于是1993年，陈佩斯又执导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孝子贤孙伺候着》，还盛情邀请了赵丽蓉来担纲主演。

这部电影以农村中滥用耕地，进行土葬等现象为题材，讲述了一个因土葬和火葬所引发的新旧思想之间的冲突。

陈佩斯在里面饰演的陈小二，是新思想的代表，和他的老母亲、老舅所代表的旧思想，进行抗争。

当然，这个抗争并不是激烈的，而是在插科打诨之中进行的。

在制造笑料的同时，又恰到好处地让观众感受到，时代变迁所带来的叹息和酸楚。

可以说，在这部电影里，不仅能看到陈佩斯作为演员的精湛演技，也能看到他作为导演，对整个影片叙事的把控。

更难得的是，作为导演也好，作为演员也好，他始终都在坚持揭露和讽刺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

和《孝子贤孙伺候着》同时期的作品，比如《临时爸爸》说的是中国儿童教育的缺失，《编外丈夫》则聚焦了编外人员下海经商的问题。

就连作为“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太后吉祥》，也是集幽默和讽刺于一体。

这部电影说的是，由斯琴高娃扮演的慈禧太后突然怪病，整个太医院竟然无人可医，最后还是游方郎中汤元元，诊断出慈禧是怀了身孕。

而慈禧的身孕，则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误会和诡计。

不过，这部电影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应该还是陈佩斯大啃猪肘子，引得斯琴高娃直咽口水的这一幕。

其实整部电影，无论是喜剧结构，还是剧情细节，都是经得起考究。

只可惜，这部投资四百万的电影，上映后却没能收回成本。

但不只是这部电影，这个时期陈佩斯推出的所有喜剧作品，几乎都是不赚钱的。

也因为不赚钱，他是负债累累，不得不四处走穴，赚钱还债。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年里几乎只做三件事情。

上半年忙着拍戏，下半年忙着筹备春晚小品，中间挤出一点时间来走穴。

时间一长，债务和筹备小品的双重压力，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无法腾出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没能让喜剧事业更进一步。

于是1998年，在和朱时茂演完小品《王爷与邮差》之后，他便开始考虑退出春晚了。

“我离开也是因为我必须要离开，是我个人首先必须要离开，因为它牵扯我很多精力，我不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我更要做的事情，更想做的事情。我的喜剧事业要往前走，我不能老停在那么一个10分钟，15分钟的小东西上。我需要大量的实践活动，需要时间，所以这个是谁也挡不住的。”

陈佩斯当时想的，是和央视春晚好聚好散。

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彻底与央视走向“决裂”。

1999年，陈佩斯联同朱时茂，以擅自出版发行他们在春晚演出的作品光盘为由，把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了法庭。

两人最终胜诉，但从此再也没有登上过春晚舞台了。

更糟糕的是，在这之后陈佩斯没有一场演出，电影公司也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了。

幸运的是，他的护士妻子王燕玲有先见之明，在他决意退出春晚之时，拿出七十万的积蓄，在北京西郊的延庆承包了一万亩的荒山。

最低谷的那段时间里，妻子让陈佩斯扛着锄头跟自己上山，说：靠着咱俩的一双手，还能饿死不成？

自然是饿不死的。

不仅没饿死，夫妻俩反倒还靠着卖水果，赚了一笔钱。

2000年，陈佩斯淡出电视银屏，拿着卖水果赚的钱，开始专心耕耘话剧事业。

这个时期，剧场还是黑着灯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都不看好他的这个决定。

但陈佩斯根本不听，“一意孤行”。

次年，他便推出第一部话剧作品——《托儿》，围绕“婚托”这个社会现象，讲述一个有关于诚信和欺骗的故事。

在不赠票的情况下，《托儿》的上座率便达到了95%，之后还进行了三十场的巡演，斩获了两千万的票房。

其实从这出话剧来看，我们就能发现陈佩斯的创作，依旧聚焦在各种民生问题上。

《托儿》是如此，几年后他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阳台》，更是如此。

《阳台》推出的时候，正好是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民工荒”的时期。

这出话剧，就把目光聚焦在导致了“民工荒”的其中一个原因——“讨薪难”上。

他以农民工讨薪为主题，再运用巧合、误会、困境等喜剧技巧，把整个故事编织的细腻巧妙。

当然更难得的，是这出话剧到了今时今日，依旧极具现实意义。

在这之后，陈佩斯又尝试了历史题材的《阿斗》，推理类型的《老宅》，以及轻歌剧《蝙蝠》等舞台喜剧。

在他的努力之下，剧场终于亮起了灯，还掀起了一轮“话剧热”。

到了2015年，他又推出了以民国为背景的话剧《戏台》。

在这出话剧里，陈佩斯饰演的是戏班班主。

和以往主打滑稽的角色不同，这个人物是一个立体丰富，内涵厚重且复杂的喜剧形象。

在塑造这个角色时，他将自己的喜剧气质，与人物所面临的窘境完美融合。

于是就出现了，明明是特别熟悉的一张脸，但气息却是全然陌生的新奇感。

这种在表演上的驾轻就熟，也意味着陈佩斯在舞台喜剧，攀登到了新的高峰。

而这一年，有一件事情同样值得注意。

那就是他执导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登录央视银屏。

这意味着在时隔十五年之后，他和央视正式“破冰”。

不过，在这之后他的演艺重心，依旧是在话剧舞台上。

除了偶尔客串一两部电视剧或电影，他在影视圈还是属于“隐世”的状态。

这几年，随着央视春晚的语言类节目，质量越来越差。

不少观众都在呼唤，昔日在春晚缔造了传奇的老牌“笑星”，能够重返舞台再续传奇。

但面对观众的殷切期盼，陈佩斯却显得有些“绝情”了。

他曾明确表示不会再演小品了，因为还有很多的新鲜事物等着他去尝试。

比如，开办表演学员班，给学生讲讲他的喜剧理论。

至于这两年，他则是尝试把传统戏剧和新媒体进行融合，或者给音乐剧当当艺术总监。

2024年，他又把《戏台》这出旧世梨园的荒诞喜剧搬上了大荧幕，还找来了黄渤、姜武等人来出演。

不少观众都表示，到时候肯定要去电影院，为他买一张电影票。

当然也有人说，他的表演放到现在估计有点悬。

毕竟，现在的年轻观众不见得会喜欢他的喜剧风格。

但从陈佩斯过去的经历来看，这或许不是他担心的问题。

因为一路走来，他的节奏始终和外部世界的不同频。

严肃电影盛行的时候，他跟着父亲去拍喜剧；当春晚流行相声的时候，他演小品。

后来在剧场还黑着灯的年代，他又一头扎进了话剧舞台。

如今，在传统喜剧式微的情况下，七十岁的他又朝着大荧幕进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不同频恰恰展现了他对喜剧的热爱，以及对表演的纯粹。

毕竟追名逐利的人，才不会选择和市场对着干。

所以用陈佩斯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

“您获过国家一级的奖吗？”

“没有。”

“无论是小品，或者是喜剧、话剧。”

“都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我没拿这些奖。”

“这话听着，内容好多哦。”

“对，你懂得。”

也因为干净，所以才能保持对喜剧的初心。

也因为初心犹存，所以直到现在他还在为热爱而尝试更多的可能。

或许，这也是他让观众无法忘记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