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洛杉矶寒夜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蜷缩在路边。路人认出他：“你是迪士尼童星吗？”他轻声纠正：“不，我是《尼德的校园生存指南》的主演。”这段视频在48小时内播放超千万。他叫泰勒·蔡斯，36岁，曾是全美青少年熟知的演员，如今却在流浪与精神疾病的夹缝中挣扎。

这不是一场偶然的陨落，而是一系列制度性失守的结果。蔡斯患有双相情感障碍，长期与药物滥用斗争。他母亲关闭网友为他设立的众筹，直言：“他不需要钱，需要的是治疗。”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打在我们对童星命运的浪漫想象上。我们曾为他们的早慧欢呼，却在他们成年后，任其无声坠落。

美国有“库根法”，要求童星收入的15%存入信托账户，防止监护人侵吞。这看似周全的财务保护，却对心理危机束手无策。蔡斯的问题不在没钱，而在无法管理自己。他曾多次获得家人资助购药、购机，但最终都失去或滥用。法律能锁住账户，锁不住崩溃的大脑。当一个孩子在聚光灯下长大，身份认同、情绪调节、社会适应能力被严重挤压，成年后的转型无异于一场心理重建——而我们，没有提供重建的脚手架。

行业保障体系重经济、轻心理，早已埋下隐患。片场有教师监督学业，有社工确保安全，但一旦拍摄结束，支持即告终止。没有长期心理追踪，没有转型辅导，没有社会融入机制。科里·费尔德曼控诉童年性侵，林赛·罗韩反复进出 rehab，亚伦·卡特在34岁自杀——这些不是个别悲剧，而是系统性缺位的连锁反应。男孩的心理困境更被长期忽视：数据显示，美国3至17岁男孩中，28%存在精神或行为问题，是女孩的1.2倍，年轻男性自杀率持续攀升。当这些数据与童星高压环境叠加，风险成倍放大。

有人质疑拍摄流浪者是否消费苦难。但真正的伦理问题不在曝光，而在曝光之后我们是否行动。关注带来了短暂同情，却未催生制度变革。非营利组织和同行援助只能救一人，救不了一代人。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众筹，而是强制性的心理支持法案——要求制片方为童星提供贯穿职业生涯的心理评估与干预，建立转型期过渡支持计划，将心理健康纳入“童星保护”的核心义务。

一个曾带给千万人欢笑的人，如今在街头被寒风吹打。他的故事不该只是社交媒体的一次叹息。如果我们不能为下一个泰勒·蔡斯建起防护网，那么每一次掌声，都可能是对剥削的共谋。
童星不是消费品，他们是孩子——而孩子，值得被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