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私人飞机的包机费用约50万元，而演员李宏毅因合同纠纷被法院判决支付1308万元，剩余未清偿部分导致其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数字，相当于26次跨省包机的开销。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份合同的起点，是他15岁那年，刚从《变形计》走出镜头时，由监护人代签的一纸经纪约。

这起案件不只是明星债务新闻，它揭开了娱乐圈一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当未成年人踏入商业流水线，他们签下的究竟是通往未来的门票，还是终身背负的枷锁？法院判决已生效，法律程序无可争议。但公众的疑问仍在——一纸未成年时期签订的合约，为何最终演变为千万元级债务？司法是否应更多介入显失公平的行业惯例？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若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有效。李宏毅签约时年仅15岁，合同包含高额违约金、长期绑定、收入分成等复杂条款，显然超出其认知能力。尽管由父母代签，但“代签”不等于“充分理解”。现实中，许多家庭面对专业合同缺乏法律支持，所谓“同意”，往往是信息不对等下的被动接受。

更关键的是，此类合同常被设计为单方面约束艺人。经纪公司投入宣传、培训等成本，理应获得回报，但司法实践已多次表明，违约金必须与实际损失挂钩。福建一例主播解约案中，法院将50万元违约金调减至4500元，理由是公司未提供实质性扶持。北京三中院也曾驳回高达154万元的索赔，认定“20倍收益赔偿”远超合理范围。这些判例释放明确信号：合同自由有边界，暴利条款不受保护。

李宏毅案的特殊性在于，判决已执行，争议进入清偿阶段。但回溯源头，问题并未消失。15岁签约、8年履约、千万赔偿，这背后是整个行业对新人“低价锁定、长期收割”模式的默许。许多经纪合同将违约金设定为公司投入的数倍，甚至包含“预期收益损失”，而这类损失往往难以量化，也缺乏举证。当艺人走红，公司主张天价赔偿；当艺人未成名，合同却早已套牢。

司法尊重合同效力，但也承担矫正失衡的责任。未来类似案件，法院不应仅审查“是否签字”“是否追认”，更应穿透合同表面，审视条款是否实质公平。对于明显不对等的违约责任，应依职权启动调整机制，而非等待当事人申请。监管部门也应推动经纪合同标准化，设立未成年人签约冷静期与第三方法律援助机制，避免“出道即负债”的悲剧重演。

一个行业的成熟，不在于制造多少明星，而在于如何对待每一个刚起步的年轻人。当镜头对准流量与财富，别忘了那些曾站在聚光灯边缘、用青春签下命运契约的少年。他们的合同，不该是终身赎罪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