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父带徒弟”到系统培养——周新霞谈专业剪辑人才的培养

2025-12-24 20:07 内地明星 1 0

作者 | 影视制作编辑部

《光影永恒，匠心致远——对话影视制作人物、剪辑艺术家周新霞》对中国电影剪辑领域领军人物周新霞艺术生涯的全景式深度访谈。文章通过她作为亲历者、实践者、思考者、育才者、眺望者和领航者的六重身份维度，系统勾勒出其跨越四十余年的专业轨迹。

她不仅亲历并推动了从胶片手工剪辑到数字时代、再到AIGC前沿的技术革命，更以“重构叙事”的剪辑哲学赋予多部影视作品深刻灵魂；在理论思考上，她扎根蒙太奇与跳切美学，强调叙事观念随时代演变；在育人传承上，她创办北京电影学院剪辑专业，倾心培养后继人才；在行业引领上，她发起“隐形的艺术”等专业论坛，致力提升剪辑师的职业尊严与话语权。全文既是一部个人艺术传记，亦是中国剪辑行业在技术变革与美学探索中不断前行的时代缩影。

以下节选内容出自文章第二部分“剪艺传承，桃李芬芳”，集中展现了周新霞作为育才者的深刻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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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真正让人家仰慕你的还是文化价值。光物质上先进不叫先进，重要的是精神上是不是真的令人叹服，这呈现在文化的各个方面。

思考者：

剪辑技法的传承与时代思考

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正式开设剪辑专业。谈及这一专业的建立，周新霞坦言有着特殊的情感。她的恩师傅正义先生曾遗憾各大院校缺少剪辑专业，并将专业设立视为提升剪辑行业地位的关键，为此他经常以客座教授的身份积极参与教学。

此外，早期来访的国外学者也常对电影学院缺少剪辑专业表示不解。这些声音共同推动了该专业的建立。正因如此，当北京电影学院邀请周新霞参与创办剪辑专业并担任教授时，尽管有一份对“教书育人”的忐忑在她心中交织，但对行业传承的使命感让她最终接下了这份重任。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后，在学院的环境中，周新霞系统地研究了电影剪辑的理论体系，她认为其核心支撑主要来自蒙太奇理论与戈达尔跳切。蒙太奇理论源于格里菲斯的三镜头法，经库里肖夫、爱森斯坦的实验整理成型，核心是“单个镜头无意义，连接起来产生新含义”，衍生出平行、交叉、对比、联想等多种技法，至今仍是省略空间、制造悬念、提升叙事节奏的关键。只不过如今的蒙太奇应用更趋多元，从过去的两三条线平行叙事，发展为多线立体交织。

周新霞工作照

而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吕克·戈达尔则提出了更具颠覆性的“跳切”理念。他主张“只给观众看必须看的东西”，大胆摒弃传统的时空连贯性，删除过渡，制造叙事“空白”，让观众凭借自身经验填补叙事“空白”。这种理论彻底打破了传统叙事框架，极大改变了世界电影叙事方式。如今的短视频、竖屏剧之所以能被观众接受，也得益于这种“剔除冗余、直击核心”的表达逻辑。

基于这些理论，周新霞对当下的创作生态抱有深刻的关切。“叙事艺术应当‘带着观众走’，而非一味迎合观众。”她对当下部分短剧、短视频忽视文化内涵的现象深感担忧，直言“人性洞察力与审美底线不可缺失，这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衡量标准”。她强调“人文价值与审美价值必须齐头并进”，更呼吁行业内的投资人、制作人在观众喜欢的基础上增加内容的表达与艺术性，肩负起引领民族文化审美的责任，去挖掘生活中的人性复杂与时代回响，而非只聚焦爆点，为了票房、流量而舍弃文化。

迷你剧《我的阿勒泰》（2024年）正是平衡艺术表达与大众接受的范例。在这部无强情节、不依赖大数据计算爆点的作品中，她聚焦生活细节与质地，以艺术片“淡化情节、隐忍克制”的风格进行剪辑，最终凭借能引发观众共鸣的“治愈感”打动观众。她感慨，观众的审美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大数据可作参考，但不应主导创作，“就像吃饭需要换花样，《我的阿勒泰》正是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剧中对牧民坚持以骆驼抵债等进行自我道德约束的刻画，引发了观众共鸣，也深深打动了周新霞。

迷你剧《我的阿勒泰》剧照

“强叙事作品要靠悬念引领观众，突出视觉奇观；艺术片则要把自己藏起来，保持客观隐忍，让故事本身说话。”同样是艺术风格的电影，《我和我母亲的疼痛》（2025年获评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剪辑）则聚焦母女情与女儿的孝道，在隐忍克制的风格中，侧重营造内在的戏剧性。

例如影片开场，女儿得知母亲生病后匆忙赶回。片中没有选择旁白平铺直叙，而是设计了黑底白字的打字效果，巧妙利用空镜与情绪铺垫重构节奏：先以一个北京初雪的高铁空镜搭配“母亲病了，就像北京这场雪一样，来得那么突然”的字幕，使观众跟随女儿的视角产生焦虑感。随后通过长镜头呈现女儿在门外徘徊、疲惫靠墙的状态，与门内母亲轻松跳舞的画面形成静默而强烈的对比。全程未给女儿正面镜头，直至母亲开口“我这不是好好的嘛？”之后才给出女儿满眼含泪的面部特写，尽显“暗涌式”的情感表达。

电影《我和我母亲的疼痛》剧照

面对节奏舒缓、镜头绵长的同类型艺术片，周新霞尤其注重与“叙事速度”较劲，其核心理念是“去繁就简、聚焦核心”，舍弃冗赘的、不重要的“过程”，保留必须给观众看的“决定性瞬间”。

同样以《我和我母亲的疼痛》的开场戏份为例，拍摄素材包含母女二人去市场买菜、获赠鱼、与邻居寒暄等一系列丰富的生活细节。但周新霞认为其中无关核心叙事的细节不易堆砌过多，于是她大胆采用跳切处理，从母女初见场景直接切至家中母亲备饭的画面，大幅提升叙事节奏，并将戏剧张力迅速聚焦于后续母女二人同桌吃饭时那微妙而复杂的矛盾感。

育才者：

培养专业人才，传承行业薪火

无论是一线从业者还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教授，周新霞始终将大量精力都投入剪辑人才的培养中。早在90年代初，胶片时代还未落幕，她便开始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亲手传授剪辑技艺。杨红雨、孔劲蕾等日后成为行业顶梁柱的剪辑师，正是从《四十不惑》（1992年）这样的胶片电影中，跟随她一个个镜头、一帧帧画面摸爬滚打出来的。

申奥（左）、周肖林（右）与周新霞在第37届金鸡奖颁奖现场合影

周新霞与黄婷婷（左）、李点石（右）合照

周新霞与黄曾鸿辰（左）、路迪（右）合照

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执教后，她对人才培养则有了更系统的思考。在周新霞看来，学校就像“大超市”，学生需要在多个专业中广泛涉猎，最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且适合的专业方向。

“当兴趣与专业重合时，人才能在创作中收获幸福感，即便吃苦也甘之如饴，这份热爱会让作品更具灵动性。”基于此，周新霞会格外留意那些对剪辑展现出浓厚兴趣的学生。在她看来，系统性的学院教育构建了知识的框架，而行业实践才是为框架“填肉”的关键。因此，她习惯于在学生毕业后，继续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带领学生进入具体项目，在真实的创作环境中进一步锤炼他们的技艺。

谈及优秀剪辑人才的共同特质，周新霞认为“热爱本身就是一种天赋”。真正热爱剪辑的人，能被素材打动，在创作中不断迸发灵感，还能从剪辑过程中收获快感与成就感。而那些成长较慢的学生，往往是对镜头的感知力稍显不足，难以捕捉镜头间的碰撞逻辑与力度，也未能精准判断素材中表演的优劣，缺乏对“如何发挥镜头最大张力”的深度思考。

傅正义先生曾说她“懂表演，剪起片子来得天独厚”，这一点在周新霞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如今她深刻体会到了剪辑师必须懂表演——只有了解演员塑造人物的思路与方法，才能在演员表演有所缺失时，通过剪辑手段进行弥补。也正因如此，她在为北京电影学院剪辑专业设置课程时，特意安排了三个学期的表演课，还要求学生出演一台大戏，以此夯实他们对表演的认知，为剪辑创作筑牢基础。

身份的多重转变让周新霞收获了意外的成就与满足。看着自己培养的“小苗”逐渐成长为行业中坚力量，看着他们站在领奖台上收获荣誉，她坦言“比自己获奖还要开心”，这是她作为从业者时从未体验过的，也是她深耕行业四十多年来，一份独特而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