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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上海,照片里的胡蝶二十五岁,眉眼温和,不算特别惊艳,但透着见过世面的从容,这一年她刚当选电影皇后,事业正是最好的时候。
没人能想到,遥远的重庆,有个手握大权的男人已经听过她的名字,两人的生活看着毫无关联,为什么后来会有一段让人唏嘘的过往呢?
想要读懂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的故事,就得先把目光投向1933年的上海,去了解一下胡蝶当时的生活状况。
这一年对胡蝶来说,确实是事业巅峰,《明星日报》办的电影皇后选举,她以21334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之后街上到处都是她的海报,她穿的旗袍、戴的首饰,甚至脸上标志性的酒窝,都成了大家模仿的对象。
照片里的这份气质,不是凭空来的,胡蝶家不算顶级豪门,但也是小康家庭,作为独生女,她被精心培养着。
她姑父的兄长是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这样的社交圈让她从小就学会了上层社会的待人接物方式。
她对人亲切,却不显得过分亲密,随和又有分寸,这种稳重又坚韧的性格,是她能在复杂的演艺圈站稳脚跟的关键。
很多人会把她和阮玲玉放在一起比,两人都是当时的大明星,演技各有各的好,阮玲玉感性直接,不开心就果断换公司;胡蝶则冷静得多,就算不认同天一公司的拍片方向,也不会贸然翻脸,而是耐心等机会转到明星公司,既不得罪人,也不委屈自己。
这种性格让她成了演艺圈里少见的“好相处的人”,就连脾气暴躁的张石川导演,也从没骂过她。
1933年的胡蝶,早就不是刚入行的新人了,她16岁考进中华电影学校,学过导演、编剧、歌舞等专业内容,毕业后从配角做起,靠《火烧红莲寺》一下子出了名。
后来,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配音电影《歌女红牡丹》,由此成为既能演默片又能演有声片的代表性演员。
这一年她还拍了左翼电影《狂流》和经典影片《姊妹花》,在《姊妹花》里她一个人演大宝、二宝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双胞胎姐妹,这部电影连续放映了60天,后来还被推荐去参加莫斯科电影节。
那时候她的感情生活也稳定了,之前和友联公司林雪怀的订婚闹剧早就结束,她通过朋友认识了洋行职员潘有声,两人感情很好,再过两年就结婚了。
二十五岁那张照片里的从容,大概就藏着事业顺利和感情安稳的幸福感。
而当时的戴笠,正处在权力上升的阶段,这位后来的军统头子,那时候已经很得蒋介石信任,在情报系统里权力很大。
他常年在军政商各个圈子里走动,上海的娱乐界自然也在他的关注范围内,胡蝶这样的全民明星,他不可能不知道。
但那时候两人确实没有直接来往,戴笠的精力都放在军政大事上,胡蝶则围着摄影棚、片场和公开活动转,就像两条平行线,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后来很多人说,他们俩能有交集,全是因为戴笠单方面迷恋胡蝶,这话有道理,但不够全面。
他们能走到一起,更多是时代推着走的结果,1933年的上海虽然还很繁华,但战争的影子已经慢慢靠近。
几年后,全面抗战的战火燃起,明星公司在这场战乱中被摧毁,胡蝶无奈之下,只能辗转前往香港避难。
在香港的初期,日子还算安稳。她的丈夫潘有声忙着做生意,胡蝶暂时不再拍戏,一家人过着平淡宁静的生活。
然而好景没能持续,1941年,日本占领了香港,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胡蝶,逼迫她拍摄《胡蝶游东京》,妄图借助她的名气来美化“中日亲善”这一虚假谎言。
胡蝶知道这是个坑,就用怀孕的理由拖延,说等生完孩子再去东京,才算勉强躲过去。
真正改变一切的,是逃亡路上的一场意外,为了逃离香港,胡蝶把半辈子的积蓄整理成30个箱子,托人运回内地,没想到这些箱子在半路被抢了。
这对胡蝶打击太大,她当场晕倒,还大病了一场,这些财物不只是钱,更是她多年努力打拼的证明,也是一家人以后生活的依靠。
为了找回财物,胡蝶到处找人帮忙,通过朋友杨虎的介绍,她认识了戴笠,这是两人第一次正式有来往。
戴笠早就仰慕胡蝶,知道她有难处,立刻觉得这是个机会,他马上给军统的人下了死命令,找不到财物就别来见他,整个情报机构都动了起来,不管黑道白道都去查。
然而在战乱年代,想要找回丢失的财物谈何容易,几个月时间过去了,寻找工作依旧毫无头绪,戴笠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将胡蝶委托运送物品的人抓进监狱,给他们扣上私吞财物的罪名,营造出人赃并获的假象。
接着,他又拿着胡蝶列的失物清单,派特务们去采购和清单上一模一样的东西,费了好大的劲儿,最后终于凑够了整整30大箱物品,风风光光地送到了胡蝶面前。
胡蝶那么聪明,肯定能看出来这不是自己原来的东西,但她还是收下了,这不是她贪财,而是乱世里的无奈。
那时候她刚逃离香港,无依无靠,面对戴笠这样有权有势、能决定别人生死的人,她没勇气拒绝,更何况,这些东西是她的救命钱,收下这份“帮助”,也是为了让一家人能活下去。
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指责胡蝶攀附有权有势的人,这其实是没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抗战时期的重庆,戴笠的权力几乎没人能比,他要是想针对谁,很容易就能做到。
胡蝶只是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女演员,丢了财物,处境艰难,面对这样的帮助,根本没多少选择,她收下,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
戴笠的目的显然不只是帮她找财物,之后他经常去胡蝶住的地方,借着探望的名义拉近关系,战乱年代,药品很紧缺,他总能及时送来稀有的药品;知道胡蝶喜欢安静,就专门给她安排了舒服的住处。
但这份真心,从一开始就带着强权的压迫,为了彻底得到胡蝶,戴笠用权力给潘有声在昆明安排了生意,还送了商人都想要的专员委任状和滇缅公路通行证。
潘有声心里清楚这是把他调走的计谋,却没办法反抗,只能哭着离开重庆,丈夫走后,戴笠如愿和胡蝶住在了一起,这段被外界称为幽禁的日子,持续了三年。
很多人觉得胡蝶和戴笠在一起是她的污点,这种看法其实有点片面,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一个手无寸铁的女演员,面对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子,能反抗的余地太少了。
戴笠的权力是国家给的,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里,胡蝶从一开始就是弱势的一方,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强权对个人的压迫,而不是指责身处困境的受害者。
这段纠葛的结束,来得很突然,1946年3月17日,戴笠坐的专机在戴山坠毁,这个手握大权的人意外去世了。
胡蝶终于重获自由,很快就和潘有声重逢,之后两人一起去了香港,远离了重庆的是非。
很多人以为这段经历会彻底打垮胡蝶,但她没有,1958年潘有声去世后,已经离开影坛十年、不再年轻的她选择复出,加入了邵氏公司。
她清楚自己的年龄不适合再演年轻角色,就果断改变戏路,靠《后门》里的精彩表演拿到了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再次迎来了事业的辉煌。
胡蝶晚年搬到了加拿大,写了《胡蝶回忆录》,提到这段过往时,语气一直很平静克制,1989年她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
很多人会纠结胡蝶有没有爱过戴笠,其实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在强权逼迫的关系里,爱情本来就是很奢侈的东西。
胡蝶可贵的地方在于,她从来没被这段经历打垮,不管是在巅峰还是低谷,都能保持清醒和坚强。
戴笠的出现,对她来说更像是一场躲不开的劫难,她用自己的方式熬过了这段黑暗的日子,之后重新走到阳光下,继续过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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