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婉婷在温哥华街头被当地音乐人当面拒绝合作,那一刻她手里还攥着刚印好的工作室名片,对方只扫了一眼名字就转身走人,连一句客套都没留。
这一幕发生在2023年8月,距离她母亲张明杰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刚好过去两年零四个月。
两年时间,她从“海外才女”变成“烫手山芋”,不是舆论突变,而是每一笔旧账都被翻出来晒在了太阳底下。
先把时间拨回2014年。
张明杰主掌哈尔滨道里区征地,把原种场评估成负资产,转手把土地使用权卖给一家注册资本只有50万的小公司,这家公司6天后就拿到批文,再倒手给一家香港企业,差价高达3.5亿。
职工安置款1100多万被划进张明杰控制的账户,616名职工被赶出宿舍,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靠捡煤渣取暖。
这笔钱里,560万以“文化产业园补贴”名义打进曲婉婷名下公司,银行流水显示当天就转到她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账户。
数字冷冰冰,但职工回忆里,有人靠安眠药才能睡着,有人大年三十在空厂房里啃干馒头。
曲婉婷那时在社交媒体晒的是加拿大海景房和健身照,配文“追求自由”。
2015年张明杰被带走,曲婉婷没回国,只在微博写了一句“相信法院会给出公正判决”。
随后她在国外接受BBC采访,说“母亲是自己的英雄”。
这句话成了引爆点,国内网友把她的音乐评论区刷成“人血馒头”现场。
平台最初想冷处理,可2023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把560万补贴定性为涉案资金, Spotify和Apple Music立刻下架作品,算法再强也抵不住“红色通报”四个字。
红色通报不是逮捕令,却等于在全球机场亮红灯,她的护照一刷,边检电脑就跳出提示。2023年1月通报发出后,她再没离开过加拿大。
温哥华的日子也不好过。
她成立工作室想转幕后,本地音乐人直接拉群抵制,群公告只有一句话:“不想和贪污受害者资金的人共事”。
抵制群人数三天涨到四百,唱片店、录音棚、演出酒吧全部签字。
她只好把Instagram设成私密,可早年的炫富截图早就传遍华人论坛。2023年5月,哈尔滨原种场职工维权代表向加拿大联邦法院递交诉状,要求冻结她在温哥华的两处房产,一处是2012年全款买的独栋别墅,一处是2018年按揭的公寓,购房款来源被法院列入审查清单。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去敲门,她只回了一句“法律问题找律师”,随后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很多人以为她至少还有钱。
可查到的账户里,中国银行哈尔滨支行在2020年就冻结了她名下人民币资产,加拿大皇家银行也在2023年6月收到中国司法协助请求,两个账户共计31万加元被标记“待裁决”。
她母亲案子里被认定的受贿金额是2.3亿,能追回来的不到三成,大部分早换成境外房产、珠宝、匿名信托。
曲婉婷是不是唯一受益人不好说,可那560万补贴有她亲笔签名,法院认定“知情且参与”。
职工维权律师算过,560万分给616名职工,每人能拿九千,够交五年社保,或者买十年取暖煤。
现在这笔钱只能躺在冻结账户里,等跨境诉讼排期,律师费先花掉20万加元。
更直接的影响是身份。
加拿大永久居民每五年要续卡,2024年轮到她。
移民法里有一条“重大道德瑕疵”,贪污受害者资金算典型。
律师透露,移民局已要求她提交2008年至今的境外收入证明,光补税就可能是天文数字。
如果续卡被拒,她将被递解出境,可美国、欧洲、日本都认红色通报,飞机落地就可能被拘留。
回不去中国,也留不下加拿大,36岁的人第一次真正“自由”到无处可去。
有人替她喊冤,说女儿不该替母亲背锅。
可法院文件显示,她2012年回哈尔滨开过一场“公益音乐会”,门票收入30万,成本是政府出的200万场地补贴,发票抬头就是那家公司。
音乐会结束第二天,30万打进她加拿大账户,备注“劳务”。
这不是背锅,是合伙。
她母亲在里面坐牢,她在外面花着转移出来的钱,微博停更两年,一上线就是给流浪者捐款的摆拍,照片里她蹲在地上递汉堡,配文“学会慈悲”。
网友把原种场职工冬天捡煤渣的旧图贴上去,对比浏览量三千万,平台只好限流。
2023年7月,中加重启《资产分享协定》谈判,第一轮议题就是张明杰案。
加拿大警方已冻结七个相关账户,总金额不到1500万加元,和2.3亿缺口比是零头,但信号明确:以后再想把钱挪到加拿大,得先过法院这一关。
中国音协也下了行业新规,直系亲属有重大违法,作品不能评奖、不能商演。
一句话,曲婉婷三个字永远上不了国内舞台。
她以前靠一首《我的歌声里》红遍大街小巷,现在KTV点歌系统输入“曲”字,直接跳出“无结果”。
技术下架容易,记忆下架难,每次有人在社交平台提她的名字,评论区就会刷“人血馒头”四个字,算法删都删不完。
哈尔滨原种场的职工没空关心她近况。2023年冬天,中华慈善总会给37户特困家庭送去取暖煤和米面油,平均每户花费800元,钱不多,至少能过个暖和年。
维权代表说,我们不关心曲婉婷是不是落魄,只关心那560万什么时候能回来,哪怕每人分五千,也是迟到的正义。
法院排期排到2025年,律师劝他们耐心,说跨国诉讼最快也要三年。
职工们笑笑,说八年都等了,不差这两年。
有人把当年被赶出宿舍的照片设成群头像,照片里窗户结着冰碴,小孩裹着棉被,配文只有一句:别忘了。
曲婉婷还能做什么?
她自己可能也在想。
开工作室被拒,发作品被下架,回国怕被抓,留加怕被赶,连社交媒体都不敢公开。
她试过用小号发声,刚发一条“思念妈妈”就被网友扒出IP地址还是温哥华,评论区瞬间翻车。
她删号那天,原种场职工群里有人转发截图,只说了一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八个字,没一个脏字,比任何辱骂都重。
故事讲到这里,事实已经摆得够清楚:母亲把职工逼到零下三十度的绝境,女儿用补贴钱在零上二十度的海边练瑜伽;母亲被判无期,女儿在海外说“英雄”。
现在红色通报锁死护照,法院冻结房产,平台下架音乐,音乐人集体拉黑,连移民局都准备递解。
每一步都不是偶然,是每一笔转账、每一次炫富、每一句“相信法院”累出来的结果。
她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把560万连本带息还回去,向加拿大法院申请和解,再回国把实情讲清楚。
做不做得到是她的事,追不追到底却是职工的权利。
曲婉婷,如果当年那560万里也有你妈妈从牙缝里省下的九千块,你还会觉得这只是“母亲的英雄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