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还能看到她卖唱的视频。那是在一个小屋子里，光线不太好，穿着也很普通，但她一开口，还有人在下面写她熟悉旋律。年纪一天比一天大，日子却没有变宽裕，她靠直播卖唱，接一些临时的活，买药维持生活。
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的名字曾是一种热度，那时的上海，电视上会出现她的脸，外出时带着墨镜也会被人认出，走进商店时有人会让她坐，那段时期，她的歌在许多家庭里循环播放，被记住的人很多，一首很火的曲子《绿叶对根的情义，很多人记住了另一个更出名的歌手，但资料显示这首歌最早是她唱的，很多听众知道这点是在后来。
她从小学音乐，喜欢唱歌，也想当演员，年轻时参加全国通俗歌曲大赛，拿过一等奖，1987年，国内为参加南斯拉夫音乐节做选拔时，她在国内赛场上击败了国内几位后来也挺有名的歌手，拿到第一名，按规则，冠军会有机会代表中国出国参赛，她所报导和她本人回忆里，出国参赛这个机会没有按名次走，另一个歌手被选去参加国际比赛并拿名次，她因此失去一个可能改变职业方向的机会。
关于那次事，有人把目光投向了音乐圈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这位老师在业内有很大的影响力，她带出过不少后辈，有说法称她更倾向于自己的学生，选择上站在学生这边，导致一些名额和机会没有按照比赛的结果去分配，对方出国之后在国际赛场上拿到名次，随即声名大噪，国内的舞台上开始向她倾斜，把成功全部归结于实力的看法之外，也有人把它和背景、人脉联系起来，多年以后当事人对此一直放不下，觉得当时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回报。
那位音乐界的人物在公众视野中，有人认为她推动流行音乐发展，带过很多学生，对流行歌手有影响多年后她私下跟那位失意的歌手说，如果想放下，可以去北京见面，暗示可能有和解。但她当时年轻没去，北京的邀请没被接受。她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心里憋着，就离开了当时的圈子，去寻觅别的路。
她本想再去美国继续学音乐，想借这个机会开阔眼界，重新找份工作。签证和担保出了问题，负责担保的人发生车祸，计划也就这样中断了。这件事对她打击挺大的，原本想好的路也跟着关上了。失望之后，她离开上海，开始在各地酒吧、饭店驻唱，离开了过去经常登台的舞台，走进了更基层的演出场所。演出时遇到后来的丈夫，两人结婚并生了一女。
他们婚后合伙开了个茶楼，一开始生意还好，但缺乏经营经验，后来生意不好，收入跟不上，于是夫妻俩为钱和经营争吵，最终生意失败，夫妻离心，走向离婚，生活压力变大，她和家人之间的矛盾也加剧，媒体报道和当事人回忆都提到，这段时间她遭受家庭暴力和身体伤害，这些伤害也影响了她的身心健康，报道里写到，她因为前夫暴力造成听力问题，也在亲人的陪伴下发生过肢体冲突，家里人对她的生活选择和婚姻失败看法不一，亲属之间有指责和猜疑，家庭关系陷入长期僵局。
那段日子里，她陷入了抑郁，她吃药来缓解情绪，她甚至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一次她有最极端的想法，还好那时年幼的女儿及时出现救了她，这件事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她开始接受治疗，慢慢地开始关注女儿和微薄的收入，为了买药，她会接钟点活或者当保姆，哪怕赚的很少，也要保证药物的不断。
互联网出现之后，短视频，直播平台给她再次站在公众面前的机会，她开始在网络上偶尔开直播唱歌，和网友互动，唱歌换打赏，换关注，现在的她可能已经不是当年万人迷，但她还是能把一些曲子唱出来，嗓音不再高亢，但听得出经过训练。网络上的片段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她的声音，也让更多老听众想起过去。
关于她和当年那个事件的谈话，她的话很短，她说对方可能没听到她的现场演唱，没真正理解她，所以机会没到她手里，她自己心里明白当时的事，不想再把矛盾闹大，面对公众的质疑，她不想再去碰旧伤，只想把精力放在现在的生活上。
现在她的年纪已经接近七十，从外表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好一些，网络上也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怀疑是用了滤镜或者是做了手术，也有人觉得是保养的很好，她的女儿在镜头前露过面，受到了一些关注，生活上整体还算平稳，但是毕竟已经远离了当年舞台的辉煌，经济上并不宽裕。
回过头看这一路，会有人问，当年要是按照比赛的结果来走，走上的人生道路会不会完全不一样，这个问题值得想想，舞台上的机会与资源分配，对艺术家的影响很大，音乐圈里的老师，制作人和评委，他们的选择改变了很多人的走向，对于当事者来说，那些错过的并不仅仅是输赢，还是职业的延续，心理的承受和后来生活的变化。
她的经历里有辉煌，也有遗憾，公众看到的只是表面的片段，真正的细节混杂着记忆与报道，对她来说，最现实的就是把日子过好，自己和女儿，对外界来说，或许能做的就是平静看待往事，理解这种事背后复杂的行业规则和人情往来，少一些指责，多一些对人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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