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年底，明年初将上映的贺岁电影都陆续开拍，近日由前男团Shine成员徐天佑太太Olive Wong开设、位于上环的店铺“INUF Breakfast Club”（下文称INUF）在脸书专页发文大申诉，指有正在拍摄贺岁片的电影制作公司“霸王硬借场”，称涉事制作团队在未经店家同意下，擅自在其店面作电影拍摄。事件引发涉事电影制作公司“本地制作有限公司”（下文称本地制作）与“INUF”在社交平台上隔空骂战。《星岛》为大家整理事件时间线、双方回应，并找来资深电影人田启文（田鸡）评论事件，及现任制片人以电影从业员身份分享业界“找场地”的潜规则。
这次“霸王硬借场”事件早于10月22日爆发，起源于徐天佑太太Olive开设的护肤品牌概念店“INUF”在社交平台的发文，内容指有正拍摄贺岁片的电影制作公司，曾跟该店店主联络要求借场拍摄电影，店家回复对方指需收取若干费用，但制作公司方面却回复指“只是演员进来转几个圈很快就出去了”，店家再回复对方，指即使如此都需要1小时的租场费用，其后因双方未达成共识而了事。
直至10月22日，店家称，当日下午有店员发现店外突然有电影制作公司人员准备拍戏，其后工作人员更将对讲机放在店内门边，两名演员随工作人员走入店内“转几个圈”进行拍摄工作。店家指控涉事制作团队“跟强奸没分别”、“有没有礼貌的？有没有程序的？”等。
就在“INUF”于22日下午发出相关文章后，随即在网上掀起热议，不少网民留言狂轰涉事制作公司无礼。
至10月23日晚上，涉事电影制作公司“本地制作”在脸书专页发出声明指，拍摄当日制作团队原本计划只在店外拍摄，但现场得悉“剧组的主要成员与该店铺负责人关系良好”，又指其团队获得当时在场的一名店铺职员准许，在对方没有再次提出租金要求的情况下，允许拍摄。声明续指，在得到允许后，剧组曾向相关店员示好，刚巧该店铺负责人的亲属现身门外，并与剧组的主要成员言谈甚欢，没有阻止之意，因此才把对讲机摆入店铺作拍摄。
“本地制作”在声明中指，涉事店铺在拍摄后“反口”，称对方“竟突然说从不允许我们拍摄”，更指店家在脸书发出的帖文用字“言辞夸大，令本团队极为震惊，甚至有损本公司的声誉”。
在“本地制作”发声明后，“INUF”亦在数小时后，即昨日（24日）清晨再次发文针对“本地制作”声明作出回应。
店家在该份声明中指，当日“本地制作”的工作人员最初只在门外拍摄，他们无力阻止，但随后工作人员开始“触碰及移动我们门面的檐篷”，其后有人向店铺职员问及能否进店拍摄，店家称当时曾两度拒绝，随后有工作人员带着两名演员突然进店，设于店外的摄影机亦突然开始拍摄。
而就“本地制作”指“剧组的主要成员与该店铺负责人关系良好，促使主创们尝试与该店铺重新沟通拍摄之可能性”，店家方面就反击指，在事发两星期前磋商时，他们已清楚知悉剧组所指的“主要成员”是谁，不过“INUF”在声明内强调：“如果一厢情愿认为私人关系能够疏通此事，就不会发生这次的事情。也请不要把私人关系扯进这个不负责任的商业事宜，诚恐贻笑大方。”
至于“本地制作”指“在得到允许后，本剧组曾向相关店员示好，刚巧该店铺负责人之亲属现身门外，并与本剧组的主要成员言谈甚欢，没有阻止之意，因此才把对讲机摆入店铺作拍摄的最后准备”。“INUF”则回复指，店家负责人之丈夫（指徐天佑）当日在店铺门外发现有拍摄工作，与前段所指的“剧组主要成员”礼貌寒暄数句，声明强调负责人之丈夫曾在场明确表示，任何事情都需要向该店负责人商议。
“本地制作”创办人伍健雄是本地资深制作人及监制。
“INUF”与“本地制作”连日来就事件展开隔空骂战，双方争持不下。 《星岛》记者昨日（24日）到“INUF”中环九如坊店了解情况，但当值员工表示店铺负责人徐太Olive不在店内，并透露徐太不会受访，同时记者亦透过短讯联络徐太，她亦以文字回复表示不会就这次事件接受访问。至于涉事的“本地制作有限公司”，记者亦透过文字讯息联络公司创办人伍健雄，但至截稿前未获回复。
前男团Shine成员徐天佑于2015年与太太Olive结婚。
而有份参演该部电影的张继聪，昨日出席电影首映礼时被问到“借场”事件，他指自己事发当日在场，但不方便回应太多，担心被“炒作”。谈到当日可有进入小店拍摄，他坦言有，不过未听到不愉快谈话，本身跟徐天佑是好友，事后也有跟对方传讯息问候，自己亦不方便做调停角色。
张继聪说：“只可以说负责的人要好好处理这件事，我有看到网上留言不是很愉快的氛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只拍摄了一天，作为演员，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拍摄这部戏。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了。”他直言事件发生后，除了剧组制作外，也对演员有影响，开工第一日让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亦在网上发现有人将情绪发泄在演员身上，又指当日拍摄的情节需要重拍。
这次这场“霸王硬借场”事件闹得满城风雨，《星岛》向曾任电影制片、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田鸡）查问，他表示不个别评论事件，但就相关情况而言，他认为制作公司理应实事求是：“正式来说，应该是要实事求是。你进入别人的场所，应该得到别人的允许。这并不存在人情味的问题，因为你进入店铺，打扰了别人做生意。如果没有提前协商好，就不能说认识你老板，认识这个那个就可以来。这种是不必要的误会。”
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认为，业界对于借场有守则，不会乱来。
田鸡续指：“不能因为自己拍戏而过多地影响别人，而且这种影响是否合理也需要考虑。举个例子，比如在街道上拍戏需要打灯，有些人可能因为光线太亮而不喜欢，但也要考虑是否是在半夜开工？法律规定在11点前可以有声音，11点后就不可以，有一个投诉机制。”他表明现时拍电影的配套已相当“文明” ，直言“不会有一种硬来和乱来的做法”。
田鸡指，80年代的电影拍摄的确曾出现以不合法途径借场，他指，过去曾经有制作公司以偷拍方式拍摄，“举个例子，比如拍摄《省港奇兵》需要拍摄爆炸和真实场面，一定不会得到批准。为了获得那个环境的真实效果，让人不知道以为是真实的打劫，就会偷拍。但如今香港也不允许这样做。”
时至今日，田鸡表明所有电影制作公司都是以“协商”方式处理问题，他指现时行内人都有一套操守及规则，假如拍摄会影响店家做生意，便必须与对方商量并达到共识才可拍摄。
为了解电影圈内“借场”的操作流程，《星岛》找到一名现职本地电影制片工作者黄生（化名）受访。就这次事件，黄生说：“双方有自己的说法，但是你问我，我绝对不会这样做。最重要是沟通问题，最初双方确实有过沟通，只不过因为场租支付不起，所以选择在门口拍摄。但在电影公司的角色也应该与时俱进，有些场景真的不合适，那就找其他地方，没有必要硬来又搞得吵闹，损失的可能不止是租场景的费用。”
“INUF”由徐天佑太太Olive创立，这次借场事件发生于该店位于上环九如坊的总店。
另外对于本地制作发出的声明，他认为该份声明写得一般般：“选择在夜晚时间，（想着）出一份声明当没事发生，其实没有必要讲述当天的情况，‘对不起’这三个字已经足够。是否一定要说这样的话？据我所知，店铺老板的丈夫徐天佑和制作公司的老板都很熟，所以我们业内都不明白为什么搞得这么大？我觉得制作公司的老板应该道歉，没有理由别人不让他们拍，但他们的东西又在里面？”
到底本地电影圈从业员一般是怎样处理借场问题？
黄生说，一般电影制作找拍摄场地的工作都由制片负责，除非是过亿元投资的大制作，否则一般租借场地费用大约占总制作费10%，“当我们这部戏的成本是500万时，大约会有5至6万，甚至10万的预算来寻找拍摄场景。首先当然是要找不需要花钱的地方，会向朋友们帮忙赞助，或者通过朋友介绍再去商谈，再看看有没有回馈给他们，例如在海报上印上鸣谢，片尾出现他们的logo。如果需要钱，通常会告诉他们，我们会拍些什么，会不会移动到某些物品，现在有些需要购买保险。如果有比较高级的地方，比如六星级大酒店，万一弄脏了地毯，清洁费怎么算？这些都需要提前协商好。”
黄生续说：“从电影人的立场来看，无论手头有多少预算，借场地总是有一定困难的。如果找店铺，很难确定场租是多少。我曾经在酒吧喝酒时认识了一个老板，商量好借场地拍摄，但他说不收场租，到时候叫酒喝就可以了。但也试过收一万一个小时，最少几个小时。”对于找场地之苦，他无奈表示的确存在困难，但绝对反对“硬来”的行为。
对于业界在找场地拍摄方面问题，田启文曾接收业界就相关问题作求助，他说：“我们有‘制片会’定期向业界收集意见再向有关部门反映，针对问题进行解决。作为政府，场地有一个叫电影发展基金和电影服务统筹科，它会协调我们申请和协调人、事、地协助拍摄。当然，不会说一申请就会批准。近年来，我都听到有些同业说在申请场地时遇到很多阻碍，最大的问题是拖延，就算不批准也要明确说明是因为什么原因。当然，我们也会检讨是因为什么问题，并与相关单位开会。”
再问会否比以前容易申请？田启文坦言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问题和处理方法：“如今在业界，首要关注的是安全。如果有为了贪图方便而影响到别人的安全，包括我们工作人员，或者围观者，没有人愿意看到和承担这个责任。以前没有办法申请，但现在有办法解决，并且有部门可以协助，所以我们不会鼓励为了贪图方便而铤而走险，应该是按照程序来协调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