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把一帮不识字的旗兵变成了一个家族来维护传统。这个家族在清朝初年随军由满洲迁移，和开国皇帝一起来占领了中原。后来人们常常疑惑满洲人是怎么征服和统治中原这么大的一个地域的。其实清康、雍、乾三朝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久违的盛世。人口的增长在当时是繁荣的标志，人民温饱，国家统一。乾隆末年，人口已增长到三亿。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到鸦片战争才显露出来。

从一群不识字的家人中走出，我祖父最终成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创办了一所大学和一家现代的报纸，创立了一个进步的女子学校，肯定还有其他我没有说到的事。只是最近我才发现他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是刚创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是在北大认识的。我祖父还有一位好朋友是严复。严复是位杰出的学者、翻译家，一同参加了维新运动，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我祖父供养整个英氏家族，给他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各人一份地产，很有谋生的手段。

他是第二个儿子，因为他哥哥被谋害，他就晋升为一家之长。我的大爷爷是个职业混混，他的正式工作就是帮人打架。他的摔跤本领奇高，没人能胜过他，所以有天晚上在一条黑暗的胡同里被他的仇家用刀刺死。对警察来说，他这个人并不重要，所以凶手没有抓到。近来我们在找他的后代，直追查到上海电影界早期一位漂亮、有名的女演员，据说是他的女儿。她保留了他的姓，姓英，名茵。她于一九三八年正当年时自杀，与阮玲玉相似。女性解放，在那个年代是刚刚开始的事。当时社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厉害。像阮玲玉、英茵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不幸与坏男人结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的另一位叔爷爷，即老四英杰，想起他，我还有点念旧。他不像他已死去的大哥那样粗暴，但也是专业的摔跤手。传说他十四岁时就在一场决战中摔倒了另一位著名的跤手"小马五"。

最年轻的老五好打猎，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很典型的被宠坏了的年轻人。他不像四爷爷，他不会摔跤。他只为了外出狩猎养了些狗和鹰。他喜欢打猎，可不能以此为生。我祖父知道他这个弟弟不成器，一直想着怎么帮他。最后，他给了弟弟五十辆人力车，开车厂子可以靠收"车份儿"养家。老五就靠这为生，过得还不错。车夫每天至少要付十个铜板租一辆洋车，累积起来在当时还是个不小的数目。五爷爷从车夫那里收车份儿，车夫挣的是从顾客那儿收的车钱。你就明白为什么车夫总是跟顾客斤斤计较多要俩钱了。

我祖父和他的弟妹们共享他的财产。几个弟弟妹妹此前都身无分文。那位五爷爷，名叫英浩，开车厂子。我祖父还把家业给了老三，这位三爷爷则开了从张家口到北京专门收购粮食的连锁粮店。他还开了家当铺。当铺的名声很坏，专门坑穷人。而穷人是当铺的唯一顾客，他们之所以典当物品而不是卖掉，就是寄希望于将来能把物品赎回。尽管价格通常比较低，但大多数人还是无力赎回他们的物品。不用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当铺和粮店是最先充公的。也许是他幸运，三爷爷在失去这两项生意之前已经死了，他领养的儿子当时已经接管了这些店。

三爷叫英世夫，天津的社交圈里都知道他是英敛之的弟弟。据传他当时在找合适的人做妻子，媒人都说："英先生的弟弟，错不了！"那些好家庭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最后找到了一位出身名门、长得漂亮，还知书达理的女子做妻子。可不久他就不知从哪染上了梅毒，继而传染给了妻子。当然这对于英家这样的家庭是忌讳的事，最好闭口不谈。夫妻俩生不出孩子，领养了一个，也姓英，是表亲。

除了帮助他弟弟老三和老五立业，我祖父还为老四找寻谋生的手段。老四管理操作我祖父为印刷《大公报》从欧洲买回来的印刷机。我祖父离开天津搬到北京时，要老四把这沉重的机器拆散，运到北京。他办了，成为北京第一家此类印刷厂的厂长，印刷高质量的书法、绘画的复制品。四爷爷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也是一个有名望的人物。

我祖父只有一个妹妹叫英迪，她小时候得了天花，结果脸上留下了严重的疤痕。人人都在背后说她丑，没人会娶她。确实，她不漂亮，她也没嫁出去，一辈子独身。我在《茶馆》扮演刘麻子这个角色时，对有麻子的人的理解很大部分来自于我这位姑奶奶。她总戴着大黑墨镜。即使她在屋子里也总戴着墨镜。我想那一定是在心理上墨镜给了她虚假的安全感，好像没人能透过墨镜看到她。

可她却是位很精彩的女性，很厉害。她是我这辈子上的第一所学校的校长，她定下规矩只雇用没结婚的女性当老师，这些人性格上多少有些怪异。学校是我祖父创办的，他安排了他妹妹做校长。我母亲总说我这位姑奶奶是文盲，但我很难想象这样成功的一位学校校长怎么能是文盲。她每星期一早上给全校训话，有时能讲三个小时。学校名为"培根小学"，听起来像"弗兰西斯·培根"，可在中文中也能理解："从根儿上培养起。"原本是女子学校，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大约十七八岁）。英家在不同的地方建了好几所此类开明的女子学校。在内蒙古的一所至今尚存。

在我祖父的弟弟妹妹中，我跟摔跤冠军四爷爷的关系最铁。他有名字，可他的"官称"是"英四爷"。他对自己的摔跤职业很看重，在这个圈子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专业人士都很敬佩他的技巧。他们聚集在一起，每到一场比赛结束，他把对手扔到地上，大家就一起鼓掌喝彩。我特别喜欢和他一起去天桥，那是老北京的大众娱乐场所。摔跤在北京很火，那些摔跤手见了他都跟他打招呼。他总是有最好的座位，一杯香茶，他尤其喜爱鼻烟。他各带我两位哥哥去看了几次比赛，接着就带我去。可每次他带我去，第二天我母亲就会向他抱怨说："怎么老带他去？孩子一去就病，又吃多了。"而我从没抱怨过。到最后总是我贏得了陪他去看比赛的荣耀，而不是我的哥哥们。他更乐意带我去，而不带自己的儿子们。我从未见过我祖父，可长辈们说，英四爷越老长得越像我祖父。我在根据老舍的《骆驼祥子》改编的舞台剧中，扮演七十岁的人力车苦力"刘四爷"，我给自己化妆成了英四爷，我母亲以及那一代的亲戚都被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给逗乐了。他们可以从我的化妆，还有我扮演的这个角色中看出我给自己定的形象是四爷爷。他通常剃着光头。辛亥革命后，他把所有的头发都剪了，一直都光着头。他还留了胡须，可惜中国人很少能留出像西方人那样的大胡子。

直到临死，英四爷都一直很硬朗。他到我们家来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炫耀他腿上的肌肉。他就爱说："孙孙！过来摸摸。"感觉就像块石头。他之所以是位优秀的摔跤手，这是原因之一。中国传统形式的摔跤是当时北京最流行的运动。辛亥革命后，那些以前由皇子、贝勒及太监们豢养的专业跤手们都没了饭辙。他们当中许多人就结帮来为喜欢这项运动的人们进行表演。除了带我去看比赛，四爷还给我授课，指导我摔跤。

对摔跤手的培训也包括按摩及用各种药物治伤。我记得八岁时和朋友打赌从一堵很高的墙上跳下来。我着地时肌肉受了伤，我母亲十分担心，带我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情况很严重，是肌肉撕裂。四爷到我家来时，我母亲告诉他，他说："把孩子交给我。"他用酒混入一些草药，然后敷到我的腿上，还点了一根火柴让酒燃烧起来。看起来很吓人。我腿上着火时他还做了祷告。确实，第二天我就能自如地走动了。约三天之后，疼痛就消失了，伤也痊愈了。

英四爷是位很有意思、很爱冲动的人。他这人性格淳朴，特立独行。当日本人入侵中国到达长城喜峰口，即今天的河北省迁西县附近时，他非常愤怒，自己出钱雇了一帮人去抬担架。他亲自带领他们到前线去抬伤员，可谓是男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因为他在黑道上混得开，颇得当时老北京一些亡命之徒的佩服。这些江湖帮派向店铺收取保护费，他们自己有一套道德准则。他好讲那些道上的故事，最好讲这些江湖好汉怎么不怕痛。这本事，了不起，因为刑罚在当时被认为是摧毁社会中犯罪分子的最有效手段。只要牵涉到犯罪案，即使犯的是轻罪，任何人一进法庭就会先挨一顿暴打。这些人对自己能忍痛很自豪。他们不会喊叫，不出声，默默地忍受这些刑罚，直到执鞭的人也佩服他们的勇气。

四爷爷给我们讲过许多很恐怖的故事。比如有两派争夺某个区域的保护费﹣﹣各派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就约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决斗。他们把铁杆放到炉子里烧红，然后轮流赤手握着铁杆。他说都闻到皮肉烤焦的味道。有时候他们会用钳子捡起烧红的煤球，就是我曾祖父当年摇的那种，放到大腿上。他们这么比试谁能忍更长的时间不告饶。四爷爷自己也属于其中一个帮派，我相信他大概是这种怪异比赛的赢家。

在他带我去看比赛的这几年中，我们有一套规律。下午我们去天桥，看摔跤，然后听说书。这之后他就会带我去大栅栏商业区的一家好餐馆，我们通常叫火锅，在热气腾腾的锅子里放入一片片羊肉涮着吃。他会对每个跑堂或走过的人说："看我孙孙，十四盘！"空盘子都堆在桌子上，最后结账。据他说，有一次我确实是一次就吃了那么多盘。

英四爷很赏识能吃的，也赏识有劲的。在他晚年，还能拉弓射箭。他的弓很硬，两个孩子加一块儿都拉不开。他很强壮，但个子不高。我们这一族过去都和蒙古人通婚，所以很典型的，我们的脖子和腿都比较短，但上半身肌肉都很强壮。

四爷爷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去世。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我已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了。

很多年之后，一九七一年我从监狱出来后，被送去"干校"种稻子。那里有位年长的人看到我的姓。

"问您个问题，行吗？"他说。

"您说。"我答。

"英？"他继续道，"这个姓可不常见。您是英四爷的亲戚？"

"是，他是我叔爷爷。"我答道。

"哟！他老人家是我师父！"那位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他说他以前是我四爷爷印刷厂的学徒。

民国初年，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设立了新式的学校，使不少孩子有机会识字读书。当时要找到识字的学徒可不容易。用印刷机器的人必须识字。

"干校"的那位老先生给我讲了他的一生。先是在英四爷手下做学徒，学成后成了印刷厂的工头，之后又得到了提拔。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被当成资本家，所以被送到"干校"接受再教育。如果没有碰上我叔爷爷，他可能不会被送到劳改农场遇上我。

英四爷的儿子之中，有一个十几岁时勾引了家里的一个使唤丫头。我说的这种丫鬟，那年头儿讲究不是雇的，是买的。英家的长辈觉得这种行为大逆不道，就把他开除族籍赶出家门，基本上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他做过很多事来谋生，最终成为走街串巷收购穷人家最后一点财物的小贩。北京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家庭。北京是明清两朝的都城，有很多当官的都住在北京，还有很多满洲的旗人。到那时这些人都没有收入了，开始卖家当。这些东西还挺值钱的，艺术品、铜器之类。我的这位族叔就在胡同里做这种不完全合法的买卖。他从未交过税。但我得说，他对我的表演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我扮演《茶馆》中的刘麻子时，这位族叔是我人物塑造的主要参考对象。事实上，我在准备这个角色时，他还带我去过一次茶馆。有的专门是石匠去的茶馆，还有的是木匠爱聚的。他带我去的那个是拉皮条的最喜欢去的茶馆。

茶馆的气氛很有意思。他们聚在一起时，这些掮客都在那里高谈阔论，胡吹海哨。其中一个会说他淘到一件宝，其他人都错过了，然后吹嘘他赚了多少钱。当然这些话大部分是吹牛，但他们的情绪，表情的迅速改变给我的印象很深，特别是当他们与卖家讨价还价时。他们表现得对卖家充满了同情，但万一对方不上当，过于执着地坚持自己的价码，他们会立即跟人家翻脸。他们简直就是翻云覆雨。

四爷爷的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干的就是这个行当。他的妻子则忙于为他生孩子，一个接一个，至少有十几个，多到他们都想不出怎么给他们起名字。

我们家在京西八里庄有一块祖坟墓地，我的曾祖父母就葬在那里。这块地是英家共有的，因为是家族的产业。可一九四九年后，政府在报上登了公告，大意如下：

下列地区由政府收购，因为政府需要土地建造新楼。每家都会按照土地的价格得到赔偿。

公告下面是这些土地具体包括哪些地方。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公告。但这位被英氏家族除名的逆子看到了，他竟然谁也不告诉，就跑到政府那里，出示了身份，说："我是英家代表，我坚决支持政府的指令！你们给多少钱？"他拿走了几千块钱，那时候土地很便宜。十年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件事，但已经太迟了。政府派了测量员测量了土地，开始建造现代化的楼屋，无数不同家族墓园里的遗物，包括棺椁和骨殖，即使已经腐烂的，都用挖掘机、推土机一总翻掘出来，混在一起，一股脑儿撮到北京西北郊的公共墓地埋了，算是给我们的补偿。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