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初收到参拍《我在岛屿读书》的邀请是2022年8月，我第一反应是不想去，我这人好静，在别人看来热闹的事反而让我有负担感，年纪越大越是这样，况且剧组让我上岛的时间是10月6日，预计录制时间半个月。当时正值国庆黄金周期间，我由北京到成都，好不容易与家人团聚，假如我去拍摄，还要提前做些准备，一个好好的假期就这样被毁了。

不久制片人颜小可发来一条很长的微信，语气恳切，主要讲了三点理由，希望我不要拒绝，最打动我的是第二条，“我们很多环节都已经设计好了，您突然不来了，我们内容的损失确实非常非常大”。后来与小可接触很多，发现他虽然外表瘦弱，实际上是个非常宽容大气的人。他这样一说，我也就不能任性，欣然决定前往。

小可这条微信不是拯救了节目，而是拯救了我，让我度过了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时光。

除了我，节目组还邀请了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等嘉宾。在我眼中，他们不仅是名作家、名编辑，而且都出生在江浙沪一带，是我眼中的“南方人”，只有我是北方人。后来到了拍摄地，见到欧阳江河和西川两位诗人，才知道他们邀请作家没有地域限制，是一档“面向全国”的节目。

节目拍摄定在海南省分界洲岛，位于海南这个大岛东南方的一个小岛，分界的意思，是它的一半属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另一半属于万宁市。10月6日我飞三亚，剧组派车来接，沿环岛高速行驶一个多小时到码头，换渡船上岛，拍摄自此开始。

我是第六个上岛的嘉宾，这是个吉利数。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西川均早于我上岛，欧阳江河则比我来得晚。我把行李在酒店里放下，就匆匆赶到拍摄现场。那时拍摄已经开始，第一场“戏”是在海边沙滩，拍我们几个人踢足球。这是我在前采会上提出的建议，我知道余华、苏童都喜欢踢球，莫言也踢球，至于我，更是组织过一个作家足球队，叫“慢联队”。不成想我来晚了，赶到沙滩时，他们已踢过一轮，全都坐在遮阳伞下休息。看到海滩上一群小学生踢得正欢，我十分脚痒，拉大家起来踢，没有一个人动，好在苏童给面子，起来和我踢了一会儿，余华和叶兆言则坐在一旁观战，一边观战一边“评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我虽然踢过球，但从没踢过沙滩足球，这才知道沙滩足球不好踢，因为沙滩不是平地，而是被踩出了脚窝，坑坑洼洼，跑起来深一脚浅一脚，不能健步如飞，而且很难掌握触球部位，很容易踢疵。我的第一脚射门，就把球踢到了海里，这脚法，跟中国男足有得一拼。花了半天工夫，才逐渐把球控制在脚下。

后来我们几人沿着两千多米长的海岸线骑自行车，我对余华谈起了他的一篇散文，叫《篮球场上踢足球》。文章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他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在鲁院的篮球场上踢足球的事。篮球场本来就不大，还分成打篮球和踢足球两伙，“最多时有四十来人拥挤在一起，那情景像是打群架一样乱七八糟”，动不动就有人把足球扔进了篮筐，篮球却被踢进了球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们在沈阳踢球的事。他说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马原忽悠他们去沈阳讲课，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了一场球。辽宁文学院也很小，只有一个篮球场，所以比赛也只能在篮球场上进行。他们踢不过学生，于是使出绝招，让啦啦队队长史铁生去当守门员。史铁生身有残疾，坐在轮椅上，往大门（就是篮球支架中间的空隙）里一坐，学生们心存忌惮，再也不敢射门了。

当年球场上的几个人，余华、莫言、马原、洪峰、史铁生等，都创造了文学的奇迹，是文学领域里的普拉蒂尼、贝克汉姆，只是如今“年事已高”，在足球场上早就“挂靴”了。年纪最长的史铁生，已经驾鹤西游。但不知为什么，作家和足球总是有着很深的渊源，或许足球场上飞奔的日子，能唤起他们身体里潜伏的激情。陈忠实先生说过：“我首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1994年阿来为看美国世界杯，暂停了《尘埃落定》的写作。莫言说他和余华他们踢球时只能当门将，笔法天马行空的他更喜欢灵动华美的拉美球风，一如他喜欢魔幻般的拉美文学，他渴望看到最后一刻定胜负，就像一部小说，直到最后一页，悬念才能揭晓。

二

分界洲岛是一座美丽的小岛，岛上有一座美丽的小书店，叫分界书店。一座小巧的古厝，红墙灰瓦，虽体量不大，但濒海临风，蔚为一道风景，苏童称其为“人间最好的读书地点”。走进书店木门，满满的两壁书架，里面摆满中外名著，当然也有“参演”嘉宾的著作。程永新带我在书店里转了一圈，最吸引我的，是他带来的《收获》旧刊，其中竟有《收获》创刊号。我问程永新是不是原件，程永新说是原件，我立刻有了朝拜的心，像取文物一样把它从书架上轻轻取下，轻抚着它的封面，仿佛要接通它内部的电码。《收获》创刊号封面是由钱君匋先生设计的，五分之四的面积印着褐色的底色，是土地的颜色，暗喻着劳动与收获，底色上面露着细白边，下面露着粗白边，简洁明快，色块的上部用标语宋体印着“收获”这个刊名，典雅而不失力度，封面下方的粗白边上，用小号的标宋体印着“创刊号”三个字，干净而素朴，简洁到了连年份、期号也没有，翻开杂志，才知道创刊号出版于1957年7月24日。这期创刊号上，发表了老舍先生的剧本《茶馆》、康濯先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水滴石穿》、艾芜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代表了文学在新中国这片沃土上的收获。自此以后，中国文学春种夏耘，都在这份杂志上展示自己的收获，一直到我眼前的叶兆言、余华、苏童。

80年代我读大学时，在期刊阅览室里贪婪地读文学期刊，从《收获》上读到了余华《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叶兆言《花煞》《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这些作品，内心的震撼无以言表。那是我没见过的文学，从题材到叙事方式都与文学史上罗列的作品截然不同。你知道什么叫惊艳吗？我读他们作品时的感受就叫惊艳。当时我对同学说起我的感受，有同学说，这些作品没有定评，还是要读有定评的作品。但文学作品一旦有了“定评”，就没有了开放性，成了标准答案，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我从小喜欢写作，但我并不喜欢语文课本，因为课本就是标本（怪不得现在的课本都叫“课标”），一经老师阐释，就变成了“知识”，只能去背诵，而不能去感受，读者和作者间的交流被掐断了，文学的创造性也被阉割了。莫言、余华、王安忆、孙甘露、叶兆言、李锐、马原、苏童、洪峰、乔良、王朔的作品激发我对文学的热爱，重新塑造了我的内心和我的人生。如果没有他们的作品，如果没有《收获》这样的杂志，我对文学的热爱或许会打折扣，也许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当然还要感谢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巴金先生，没有他，就没有如此特立独行、又深得我心的《收获》杂志。从那时起，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在《收获》上发表作品，虽然直到我走上分界洲岛，和《收获》的主编程永新，和我仰慕的叶兆言、余华、苏童这些作家坐在一起，这个目标依然没有实现。

我只知道自己喜欢这样的文学，至于什么定评不定评，对我一点也不重要。我读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自己的内心。我这人有很多缺点，但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从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写作要为自己的内心而写，生活要为自己的内心而活。

在文场“奋战”多年，我对京津一带的作家较为熟悉，刘绍棠、张洁、刘心武、冯骥才这些前辈都是忘年之交，与梁晓声、张承志、刘庆邦、刘恒、莫言、曹文轩、毕淑敏也意气相投，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对于江浙沪一带作家接触较少。在我心里，北方作家大多遵循绵密而厚实的现实路线，南方作家则秉持着某种先锋实验精神（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富于灵性，像水一样随物赋形。其实余华、苏童与北京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苏童毕业于北师大，余华《活着》就是在永定路附近写的，距我住的地方非常近（我捧着《活着》一口气读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点）。余华、苏童后来做了北师大教授，更是成了“北京人”，但我还是一直把他们当作南方作家看待，或许这是《收获》杂志给我留下的烙印太深。

我书房里藏有余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几乎所有单行本，包括同一部作品的多种版本。余华的作品时时在手，余华的文字时时入眼，已成我多年的习惯。我当年写《旧宫殿》，其实是跟在余华和莫言的身后亦步亦趋，但在走进《我在岛屿读书》这个节目之前，我应当只见过余华一面，就是在2001年“青创会”上，然而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所以在海滩上见到余华，我以为他会说“初次见面”一类的话，没想到他说“又见面了”。他竟然还记得我们曾经见过，这令我觉得很温暖。

文字里的余华是冷酷的，现实中的余华却明亮而开朗，时常妙语连珠。苏童也是一样，他笔下的《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色调那么冰冷幽暗，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位宽厚兄长，笑容永远是那么明媚，仿佛一位阳光少年，永不老去。叶兆言更是温和得像一个老工人（他年轻时的确当过钳工），让人一见如故，没有生疏感。我喜欢听余华和苏童互怼，比相声更精彩，许多都是“现挂”。他们二人是这档节目最重要的“戏骨”，这档节目后来能“火”，主要缘于他们的精彩发挥。江苏卫视真是选对了人，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相互太熟悉，余华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程永新带他们几乎吃遍了《收获》杂志社附近的小馆子，有朋友去《收获》，就会看到苏童、格非、余华三个人整天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好像《收获》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开朗性格，让我很快融入到节目中，我也可以大言不惭地与几位“偶像”谈文学，毫无负担感。我喜欢与他们相处，不仅因为他们都是杰出的写作者，在文学上各领风骚，更喜欢他们的机智幽默，语言间你来我往，一个人的话会马上被另一个人接起来，从来不会掉到地上，就像有一次我说，这几天睡不好，眼袋都掉地上了，苏童立刻接道：眼袋掉到地上，又捡起来了。

2024年8月，我从上海书展“转场”到南国书香节，广州的活动结束后，一个年轻的读者交给我一封信，回到酒店开启信封，发现这是用钢笔手写的很长的信，信中说：“第一次了解到您其实是在《岛屿》，当我看到诸位老师在岛屿上对文学谈笑风生、畅所欲言，表现出那种极度洒脱的状态之时，一句话脱口而出：‘好希望以后我也能这样。’”

没想到我们的胡说海聊，对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感染力，说不定还会改变他的一生。其实岛上相处的日子也令我无比沉醉，因为写作是一个人的事业，也是寂寞的事业，我没有他们几位整天泡在《收获》杂志社高谈阔论的经历，也很少有机会像这样与几位我热爱的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录制）”，在经意与不经意间，谈阅读，谈写作，谈NBA。我想起当年“西园雅集”，苏轼和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秦观这一班老友相聚，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想必也不会一直正襟危坐，像开研讨会那样一本正经，而是正经的不正经的玩笑话一大堆，在谈笑中尽享同道相聚之乐，像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写的：“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哉？”

三

《我在岛屿读书》是一档纯谈话类节目，参加者都是真正的作家，没有流量明星，也不靠任何噱头，全凭嘉宾们的话语交锋，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节目设计，还是需要一些胆识的。小可告诉我，投资方原本希望明星加入，但许多明星除了耀眼的光环什么都没有，把他们弄到节目里来，他们尴尬，作家们也尴尬。当然并不是所有演员、明星都是如此。电影演员中，陈冲的文字我是喜欢的，她2024年出版的自传体散文集《猫鱼》，文字是那么优美，色调是那么深沉，如一卷构图精雅的老胶片，在静默的转动中，一格一格地闪回她曾经的岁月。历史学家罗新说：“《猫鱼》是高水准的自传体散文集”，我看到有粉丝在陈冲的微博留言中说：“在中国的女演员当中，陈冲的文字表达和叙述能力就是天花板”，这些评价都不为过。电影导演中，我最喜欢陈凯歌的文字，他2001年出版《少年凯歌》，文字间带着难掩的痛意，将一个少年13岁到20岁的生命轨迹如画卷般缓缓摊开，仿佛是中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假如这档节目组请来陈道明、姜文、陈冲这些有深度的演员则另当别论，假如要邀请那些分不清周秦汉唐的流量小鲜肉来“参演”以博眼球，对这档节目来说，那不是伤害，而是一场灾难。

好在节目组顶住了压力，电视台顶住了压力，没有邀请任何一位明星，只请了莫言、叶兆言、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这些“老戏骨”，无须任何伪饰，全凭本色出演，连服装和化妆都十分简省，余华就穿着他在小摊上买的一条沙滩裤出镜。节目一季十二集，每集只有一个大致的主题，没有固定脚本，全凭临场发挥，而这档节目之所以好看，凭借的正是几位作家的临场发挥。他们如狙击手一般，用射击专业术语说，叫有意瞄准，无意射击——长时间的阅读、思考，就是有意识的瞄准，他们脱口而出的话语，则是无意的射击。长时间的静默、潜伏，决定了他们百发百中、弹无虚发。

除了欧阳江河比我年长12岁，叶兆言比我年长11岁，余华、苏童、西川与我均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他们三人均生于60年代初，我出生于60年代末，但成长、阅读的轨迹基本重合。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我们这一代或者两代人，谁都无法逃出时代强加给我们的规定性成长。但精神生活的贫瘠，反而激发了我们对于读书的渴望。余华、苏童、西川他们读过的那些“内部参考，不得外传”的“黄皮书”“灰皮书”（即“文革”后期印制的只供“内部参考”的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我也读过一些（有些至今还存在我的书架上）。2023年，在珠海东澳录制《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时，阿来说他年轻时在乡下看到当地人把报纸当成壁纸糊墙，他就趴在墙上读报，从低处往高处读，最后站在床上歪着脖子读糊在顶棚的报纸。出生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我们爱惜字纸若此，异曲而同工。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颠扑不破的精神信条。如今中国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精神世界没有提升，相反却日趋浅薄化、庸俗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我感触犹深。因为我所见的大多数游客，皆对后宫那点事儿感兴趣，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精品视若无睹，对故宫所蕴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扞格不入。庸俗电视剧、短视频的横行，对这块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读书传统无疑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在视频时代成长下的一代人，普遍缺乏老辈中国人基本的中国文化根基训练，“无法从经典文本本身去体察中国文化的素养与基础”，对于文字之美、文学之雅更是感到淡漠和生疏。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竞争，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民族的创造力，而这创造力的渊源，正是这个国家民族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根脉，犹如一株老树，根越深，枝就越茂。反过来，“娱乐至死”带来的快感将导致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不断下行，最终有可能毁了我们这个曾经缔造了伟大文明的国度。当然，短视频平台是器，不是道，将如此多的意义附加给它，也是它的不可承受之重，关键依旧在于能否以中华文化（包括文学）的深厚与雅致、温情与人性，去“形塑”中国人的精神，通过视频平台的影响力，把国人的视线引回到文本的世界中，找到滋养我们精神的真正的粮食，而不是粮食的代用品。一如文学，是许多门类艺术的“源”。引导众人认清本末，或许便是《我在岛屿读书》这档视频节目的意义所在。

四

苏童说他读大学时，宿舍楼里只有水房的电灯晚上不熄，他就搬把椅子到水房，在夜里读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还回忆了他炎热的夏天躲在蚊帐里读《赫索格》的那份痴迷。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川端康成影响了他们的写作，他们的写作又影响了我的写作。文学的传统就这样借助文字接力式地传递下去。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檀香刑》对血腥与暴力的极致化描写曾令我深深迷恋，我把它们运用到《旧宫殿》中。我将阉割的过程描写得入木三分，以至于一个女读者对我说：“连我都觉得疼了。”我在节目里说，后来我不写这么冷酷的东西了，生命还是需要温暖，需要力量，鲁迅作品的色调表面看是冷的，但它们的背后是暖的，所以他在《药》的终结处，在牺牲者的坟墓上，加了一个代表希望的花环。后来我发觉自己说得不够严谨，仿佛是在责备余华和莫言过于冷酷，其实全无此意。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因为他们的文学世界无比丰富，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性，永远不能一概而论。更重要的是，他们像鲁迅一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需要非凡的勇气、洞察力和责任感。我深知，不敢直面黑暗，就不可能迎来光明。

好在他们是宽厚的，对于我的“失言”，他们毫不介意，正像余华笔下的巴金，“是一个在精神上勇敢的人”，也是“一个在生活中温和的人”。对于像我这样“进步”很慢的作家，余华、苏童、叶兆言几位兄长也没有丝毫的傲慢与偏见。我们每天录制结束，一起下小馆子喝啤酒，胡诌八扯。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脸上呈现出酱红色，思想的火花才开始四处乱撞。我们骑自行车返回酒店的路上，一对年轻的情侣认出了余华，要与他一起合影。在东澳岛，可域度假村内渔·海鲜餐厅，服务员居然认出了余华，拿书来请余华签名。他们是启迪心灵的明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能与他们同行，哪怕只有短短几日，于我已足够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