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柏林影后”之后，咏梅没有加快接戏的频率，而是开启了阅读计划。受访者供图

《出走的决心》上映前后，演员咏梅忙碌起来，接连几天都排满了工作，只能在间隙接受采访。但这种状态在她这里或许并不常见，曾经有位合作伙伴说：“她就算不停止工作的时候，也不怎么工作。”

在咏梅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角色不多，但有不少却让人难忘。她不是很在乎自己是不是女一号，但很看重剧本和故事。某种程度上，《出走的决心》和咏梅此前的作品很不一样，这是一部“大女主”的电影，以视频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苏敏为原型，讲述了女主人公李红在50岁的年纪，如何离开禁锢自己的家庭，勇敢上路的故事。

“我在等待一个有力量的角色。”咏梅说。因此，当她看到媒体对苏敏的报道之后，很自然地就被打动了。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和导演、编剧几乎是同时看到苏敏的故事，都觉得可以拍成一部作品，它绝对是为女性发声的。”

2019年，咏梅凭借电影《地久天长》成为历史上第三位华人柏林影后，大众知名度越来越高，她却没有因此加快接戏的频率。那一年，咏梅和出版品牌“理想国”一起发起了与阅读有关的“咏读计划”，以声音的形式和读者见面，定期和读者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

也是差不多从这个时候，咏梅开始系统地阅读女性主义方面的著作，她发现自己有很多粉丝是年轻的女孩，她希望可以从理论层面给予她们真正的支持。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咏梅自己在接其他工作的时候，也会更加考量它是否可以表达女性的处境。

咏梅少年时代生活在呼和浩特，十多岁的时候就有了懵懂的女性意识。“想要出走”成为她心中的小火苗。1992年，咏梅大学毕业，想要南下去深圳工作，这在当时多少是个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却得到了母亲的支持，让她证明给自己看看。

咏梅的父母很早离婚，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庭。年少的咏梅也不理解母亲，直到有一天她看到母亲头上的白发，才意识到母亲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也有自己的梦想和渴望。

《出走的决心》上映后，咏梅和苏敏做了一期节目，咏梅问苏敏，如果将“自己、女儿、母亲和妻子”几个角色做一个排名，她会怎么选。苏敏说：“以前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但是现在我想把自己排在第一位。”

当苏敏问咏梅如何排序的时候，她说：“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排序，我可以去调和不同的角色的关系，但是我还是会捍卫自我。”

在柏林国际电影节获最佳女演员奖之后，咏梅的工作邀约多了起来，其中少不了拍摄杂志封面，她总是会和摄影组强调：“不要把我的皱纹P（S）掉。”咏梅说：“我现在也在‘出走’，比如对抗所谓的‘容貌焦虑’，和束缚自己的东西抗争是一辈子的事情。”

《出走的决心》前期团队几乎全部是女性，咏梅在其中工作感受到了一种女性彼此的理解，和充分的沟通。这部电影由于男主角李红的丈夫是一个过于反面的角色，一开始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来出演，直到姜武接下这份工作，电影才顺利进行。咏梅觉得，在当下讨论男女议题的时候，一定不能搞对立，她希望可以有一个有效的平台，大家可以进行充分的对话和讨论。

2024年9月25日，咏梅凭借《出走的决心》获得金丝路最佳女演员奖，她在微博上感谢了全体主创：“祝贺导演尹丽川、编剧阿美，我们共同的荣誉。感谢全体主创，特别感谢姜武老师，没有他的贡献，李红的塑造就不可能成立。”

电影《出走的决心》中的一场“家宴”，成为女主角李红（左一背影，咏梅饰）出走的导火索。资料图

截至目前，这部电影上映一个月，意外地收获了1.21亿元票房，豆瓣评分8.9，成为该网站2024年华语年度剧情片评分第一的作品。

借着《出走的决心》这部新作，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咏梅，以下是她的自述：

“一个有力量的人物”

我一直想演一个有力量的人物，苏敏的行动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我跟导演、编剧在之前就有过约定，要一起弄一个有力量的、有劲儿的故事。

后来，我们几乎是同时看到了媒体报道苏敏的文章，都觉得这是一个为女性发声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值得被讲述，尤其是苏敏最后出走的行动，太有力量感了，令人震撼。 确实很少有像她这样能走出去的（女性），苏敏是一个特例。我们看到过千千万万个“出走前的苏敏”——那种懦弱、麻木的日常，才是大部分普通女性的状况。现在终于看到有一个很勇敢地去挑战的人，为了自己能选择这样一个未知的前途，真的了不起。

导演一直在说苏敏行为是很“摇滚”的，有一种打破和冲破的劲儿。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必须讲清楚这个人物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要上路，以及是如何上路的。这样一串下来，就能挖出这个人物的本质，展现人物背后历史性、根源性的东西。

苏敏是非常传统典型的女性。在传统的社会结构里面，没有哪个女性能完完全全不受这种影响的。但是她骨子里有很倔强的一部分，这也是和我本人性格最为一致的地方。苏敏的这些特质，我相信每一个女人多少都会感同身受。

在塑造李红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刻意追求贴合苏敏的人物原型。因为这部电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所以表演上没有要求要在外形或者什么方面去模仿她。之前我和导演也没有和苏敏有过直接的交流，只是在后期宣传的时候才有接触。比起形象上是否相似，我更注重的是角色的内心。

很多观众反馈都说留意到片中李红的笑容，我觉得这就是她性格乐观积极的部分。李红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所以一定要有那样的笑容。她心里面一直有一团火苗，对外部世界是有向往的，然后才有了行动。

李红是在一家人都在为各自的进步庆祝的时刻选择离开的，这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她内心长期积累的结果。李红一生都为了家庭付出，他们的欢庆时刻却不需要自己，那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母亲的头发白了

电影的名字叫《出走的决心》，我觉得“出走”更多指向的是精神层面的出口。女性千百年来一直都生活在传统的规训里面，承担着最大的牺牲。

我们之前也聊起《平原上的娜拉》里的刘小样。她也曾经出走过，但后来又回家去了。因为她的婆婆有心脏病，家里没有女人能够搭把手，她觉得不能完全为了自己，必须回去照顾家庭，这是她的责任。

前两天，我们和张越老师在一起做节目，她讲起刘小样的近况。小样现在很开心，在村庄里守着一片土地，依然喜欢读书。但她现在的心境改变了，一边种地，一边在院子里种花，每到丰收的时候就有无尽的喜悦。我觉得她找到了出走的道路，也找到了精神的出口。

当女性成为母亲后，会天然地要去面对母职的矛盾。抛开社会结构的问题不谈，即使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说，母亲就是要养育她的孩子，自己没得吃也要给孩子吃，这是天性，是人性中的必然。

但是它的复杂和无解之处在于，生育和养育都给女性巨大的压力，尤其是现代女性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峻，我身边不少母亲或多或少，类似片中的李红，都有些抑郁症的情况。社会在进步的同时也应该给这种压迫性的东西一个出口，母亲们需要被看见，需要被理解，也需要去觉醒。大家都说要先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全面的牺牲是很残酷的，也不应该去鼓励。

中国的养育关系中，我们对母职的要求很高，很难把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苏敏其实也是在履行了母职之后才离开家上路的。我和我的母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关系，我也曾经觉得她必须得为我牺牲，对她有很多的要求，等到我成长了，她也老了，我才理解母亲也应该是她自己，她为我牺牲了太多，却没能获得什么回报。

我开始理解母亲，是我突然发现她的头发白了，那一刻我非常触动，突然想到她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看到那些白发，我很心痛，想到我之前对她的种种要求，甚至还曾干涉过她，逼她做一些决定，我就会很自责。

阅读让我建立女性意识

我在呼和浩特长大，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自然也会觉得不够自由，我当时就很想走出去。

应该是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有了一些朦胧的性别意识，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就是有一种骨子里的倔强。

其实我现在也经常有“出走”的冲动，比如面对所谓的容貌焦虑，外在的环境和舆论会让人整天苦闷焦虑，但我不要被这个东西左右，一定要冲破它。我觉得跟束缚自己的东西去抗争，这是一辈子的事。

做了“咏读计划”后，我的女性意识慢慢变得更加强烈。可能也和我的很多粉丝是女孩子有关系，她们觉得我很独立，也会经常和我聊天，想要从我这里获得一些力量。所以我想要更多地在意识上给她们一些支持，也会开始系统地阅读一些相关的理论书籍，因为阅读可以打开一个人，进入你的心灵，赋予你更强的感知力。

“咏读”之前，我每天至少花两个小时去阅读，虽然没有什么针对性，但将近十几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说实话，以前也不太接触女性主义，读是读过，但是没有那么大量地去读。做了“咏读”之后，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运动，基本是在阅读，女性主义方面的著作就成了我必读的一类。

我学习女性主义是从头开始的，东西方的都看，像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娜·德·波伏娃、上野千鹤子等，国内学者比如李银河、戴锦华等人的著作，我都一一读过，也分享过我的阅读心得。

这些年大量阅读了女性主义著作之后，我自己在挑选角色或者在一些具体的工作当中，会自觉地承担一些更能表达女性的角色，希望能更充分地展现女性的处境。

《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前期的主创基本是女性，我在这样一个团队里，能够感到女性之间的沟通是更容易的，我们可以互相抵达，也能够惺惺相惜，大家的目标也很一致，就是去为女性发声。

要说愿望，我还特别希望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平台，不是要搞什么性别对立，而是让所有人都可以在其中理性地讨论问题。在首映的现场，也有男性观众很不理解，会有一些发言。他们会让我觉得有些可怜，但如果想要让他们明白这样的电影，或者女性的处境，更不能简单地对立，骂来骂去有什么意思呢？

还是应该把问题放到公共空间里面，可以从社会结构中、从文化系统中，大家在一起理性地去讨论，现在也有很多进步的男性，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理性的空间，去进行充分有机的对话。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 南方周末实习生 董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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