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贝克的作品有非常鲜明的个人特征。
正如格蕾塔·葛韦格对他的新片[阿诺拉]的评价：
“这部电影是探讨人性之作，它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欢笑，给我们一个又一个希望，然后让我们心碎，却又从未丢失真实。”
纪实风格、非职业演员大量出镜、大特写镜头开场、主角是社会边缘人物、温柔又有耐心的叙事方式、温暖的色调……
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为肖恩·贝克铺下了一条离好莱坞越来越远的导演之路。
作为美国电影人，成为好莱坞的局外人不是容易的选项。
经历过找不到投资、交不起房租、40几岁还要跟父母借钱维持生活的他坚持下来了。
随着[佛罗里达乐园]的成功，肖恩·贝克终于不再需要为房租发愁，第77届戛纳电影节上，他又将金棕榈收入囊中。
启蒙好莱坞
肖恩·贝克的父亲是律师，母亲是老师，稳定的家庭条件让他在4岁的时候就拥有了第一台摄影机，他经常和妹妹斯蒂芬尼克一起拍视频玩。
不久过后，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等知名导演的故事一样，肖恩·贝克也拥有了一台超8摄影机。
就这样他和妹妹拍起他们的“电影”。
在肖恩·贝克的记忆中，第一次出现要当导演的念头是因为一部好莱坞恐怖片——[科学怪人]。
他准确地记得，六岁那年，他小学一年级，妈妈带他去图书馆看各种经典怪物电影的片段合辑，他第一次看到詹姆斯·惠尔的[科学怪人](1931年)片尾。
当熊熊烈火点燃了风车，被困在风车中的科学怪人横冲直撞，跟随镜头，风车内部的机械结构清晰可见。
大火中风车的画面给肖恩·贝克带来了足够大的冲击力，以至于到现在他都清晰地记得当时放映机的声音，“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东西。”
那天离开图书馆的时候，他就跟妈妈说，他想当电影导演。
中学时期，在那个还没有互联网的年代，生活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肖恩·贝克能接触到的只有好莱坞电影。
70年代末正是“电影小子”的年代，很少有人能抵挡[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的吸引力，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自然成为了肖恩·贝克追随的对象。
难得的是，肖恩·贝克凭借[阿诺拉]斩获第77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之时，为他颁奖的正是乔治·卢卡斯。
上台见到乔治·卢卡斯的瞬间，肖恩·贝克单膝下跪向他的童年偶像致敬。
高中时期，肖恩·贝克看到了保罗·范霍文的[机器战警]，还有[虎胆龙威]，有朝一日能拍出一部自己的好莱坞动作大片成为他的梦想。
好莱坞到全世界
带着肖恩·贝克走进独立电影世界的人是埃里克·侯麦。
随着斯派克·李和吉姆·贾木许的名气越来越大，肖恩·贝克在两位的影响之下读了纽约大学。
大学时期，肖恩·贝克经常去的地方是现代美术馆、林肯中心、电影资料馆以及纽约各种放映世界各国的优秀电影和独立电影的艺术影院。
一部[克莱尔的膝盖]让他认识了侯麦，也接触到了法国新浪潮。
与好莱坞大相径庭的电影拍摄方式让肖恩·贝克十分着迷。
独立电影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看到了美国的独立电影，美国独立电影教父约翰·卡萨维蒂、理查德·林克莱特、托马斯·温特伯格等独立电影人填满了他的大学时光。
成为导演之前，肖恩·贝克已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深影迷。
艺术影院帮助他打开了视野，随着DVD、蓝光碟片的出现，更便捷的看电影方式让他接触到了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电影作品。
从杨德昌、李沧东到乔治·A·罗梅罗、拉斯·冯·提尔，肖恩·贝克对电影的欣赏维度横跨亚欧大陆。
CC标准收藏邀请肖恩·贝克去实体店里挑选他喜欢的蓝光碟片带回家，他愉快地拿到停不下来，只能一直说抱歉。
肖恩·贝克对电影的热爱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
无论他多忙，无论发生什么事，他尽可能坚持每天都看电影。
就算出差，他都随身带着蓝光播放机和碟片。
尽管他的作品有非常明确的独立电影风格，但作为一个影迷，他对不同类型电影的接受程度非常高。
“看烂片和看好电影能学到的东西一样多。”
他紧紧跟随电影前进的脚步，抽时间看各种流派、各个国家的新片。
2020年为数不多的新片[信条]9月在北美上映后，肖恩·贝克就第一时间戴上口罩冲进了电影院。
远离好莱坞
足够广泛的阅片量让肖恩·贝克意识到，现实主义电影和独立电影是他的创作热情所在。
1998年，拉斯·冯·提尔的一部[白 痴]，让道格玛95运动彻底影响了肖恩·贝克的创作理念。
“道格玛95运动主张，人们完全可以使用一台迷你DV制作一部故事片，这让我意识到电影制作是可以低成本和大众化的。”
“小成本预算也能拍出有力量的好电影。”
在此基础上，肖恩·贝克和他的长期合作伙伴邹时擎联合执导了[外卖]。
本片的预算只有3000美元。
“我们只有一个小角色，没有剧组，查尔斯·章(Charles Jang)——我们的主演，是我们团队的第三个成员。
大家仅有的开销就是吃的、地铁票、硬盘和录像带。”
从此，肖恩·贝克习惯了“花小钱办大事”。
2015年的作品[橘色]仅仅有10万美元的预算，正是因此他们选择了非常省钱的拍法，用iPhone5s拍摄。
他们没钱布景、没钱找有名气的演员、没钱请安保，只能直接去街上拍。
甜甜圈店场景中，进出的顾客都是真实的顾客。
这很新浪潮。
[橘色]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几天后就卖出去了。
伴随[橘色]的成功，下一部作品[弗罗里达乐园]得到了200多万美元的投资，这对现在动辄预算几个亿的好莱坞大片来说微不足道，但对肖恩·贝克来说，则是制作规模的全面升级。
他可以用胶片拍电影了，还第一次请到了大明星—— 威廉·达福。
凭借本片，威廉·达福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和第75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肖恩·贝克用事实证明，电影好不好看和预算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
“我曾以为钱多好办事，但后来我才明白，钱永远没有够的时候，成败与金钱预算无关。”
威廉·达福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同时，肖恩·贝克获得了好莱坞发行公司的关注。
但对他来说有点太晚了。肖恩·贝克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线，就是制作独立电影。
他不关心自己的作品能否被他人接受，也对在电影中使用好莱坞一线大明星不感兴趣。
他知道明星的商业价值，没有明星意味着电影对普通观众的吸引力直线下降，意味着他可能赚不到钱，甚至破产。
众所周知，坚持拍独立电影很难。
为了第二部作品[百老汇王子]的发行，肖恩·贝克自掏腰包，花光所有积蓄买到了美国一些著名院线的排片，结果不仅是没收回来，还把积蓄赔光了。
40岁之前，肖恩·贝克每天都得为房租发愁。
雪上加霜的是，[佛罗里达乐园]的制作曾经因为资金问题搁置，四十几岁的他得向父母借钱才能维持生活。
“这太丢人了。那时候我特别消沉，但什么办法都没有。”
“但是，我也在努力拍一部我永远都能接受的电影，拍完之后我晚上就能睡得着觉了。”
肖恩·贝克的坚持以慢悠悠的速度得到了回应。
成为金棕榈获得者的他已经53岁了，但拿到金棕榈，他只用了三部作品。
[佛罗里达乐园]走进了戛纳，获得了导演双周单元的提名，成为第70届戛纳电影节口碑最好的电影之一，还入围了《视与听》、AFI年度十佳电影榜单。
[红色火箭]入围了第74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紧接着，[阿诺拉]就帮助他拿下了金棕榈。这是他坚持自我的结果。
肖恩·贝克始终觉得，他是好莱坞的局外人。
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他都住在纽约，他还是美国导演工会的成员。
如果导演工会有活动，他会去，如果有人邀请他参加好莱坞电影人的聚会，他也会去。
尽管理论上他就是好莱坞的一分子，但是他依旧感觉自己在系统之外。
他相信，“只有走出这里，才能在行业或艺术方面有所进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好莱坞。
“纯粹的娱乐电影很重要，因为我们都需要从生活中逃离。”
甚至，在理想状况下，他非常愿意拾起童年的梦想，拍一部好莱坞IP大片[速度与激情]。
不过必要的条件是拥有最终剪辑权，像所有习惯了独立电影制作的创作者一样。
好莱坞的反面
肖恩·贝克的关注点和好莱坞完全相反。
“美国的电视和电影缺乏多样性，角色往往只是一些特定群体——中上阶层的白人，这绝对不能反映当代美国的面貌。
我们经常在电影中只能看到纽约和洛杉矶，我要寻找主流看不见的事物和地点。”
肖恩·贝克关注流浪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非法移民、流浪汉、性工作者、单身母亲、黑人跨性别群体、无家可归的人等现实生活中经济困难、饱受排挤的边缘角色常常是他电影中的主角。
作为一个影迷，“我想要有血有肉的角色。”在肖恩·贝克的眼中，这需要反英雄。
好莱坞创造英雄，赞美英雄，又塑造苦难，渲染悲情，相比于人物本身，人物更多的用途是塑造情绪的工具，而不是一个“人”。
往往更能让观众共鸣的，是那些不完美的人物的真实经历。
“我觉得反英雄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
我们看到人类性格中的缺陷，就像我们自己有缺陷一样。
实际上，我们更容易同有缺陷的人物产生共鸣，而不是圣人。
从纯洁的英雄身上我们并不能学到什么。”
[橘色]的主角辛蒂和亚历山德拉是黑人跨性别者。
因为两个很难被社会接受的身份，她们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是注定的命运。
肖恩·贝克没有借此讲述一个多么悲情的故事，而是讲述了一个关于友谊，关于亲密关系的故事。
辛蒂经历了进监狱、男友出轨，最后又得知最好的朋友亚历山德拉是男友的出轨对象之一。
但是她无条件支持辛蒂在酒吧的演出，观众寥寥无几，她一个就能营造出热闹的样子。
辛蒂从亚历山德拉的口中得知男友出轨，打算和男友以及第三者对峙，嘴上说着不想要经历这些冲突的亚历山德拉，最终还是陪着辛蒂做了她想做的。
在辛蒂最无助的时候，亚历山德拉愿意把自己身上象征着女性特征的长假发借给辛蒂。
这是最为纯真的友情。
肖恩·贝克的故事中主人公总是这样不完美的，正是这份鲜活的不完美让我们感同身受。
在他的电影中，我们清晰地知道，他们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的，就像我们直接参与到角色的生活中一样。
“每个人都会喜欢这些人物——即使他们有缺陷。
我不仅在谈论两个主角，也在谈论边缘人物。即使那些角色说话粗鲁，他们仍然很可爱。
我想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你都会认同这些角色。
他们正在经历挣扎，我们也都是如此。就像我一样，你会爱上这些角色。”
通过真实的人物讲述人性，很难不触动人心。
好莱坞是造梦的地方，鉴于对纪实风格的坚守，肖恩·贝克希望尽可能反映真实世界的面貌。
因此他喜欢用非职业演员，在真实的地点拍摄。
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常常是他创作中的灵感源泉。
[佛罗里达乐园]中威廉·达福饰演的旅馆经理鲍比就是他寻找素材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位汽车旅馆经理。
[橘色]的两位主角，饰演辛蒂和亚历山德拉的吉塔娜·罗德里格斯和米娅·泰勒现实生活中就是在红灯区游荡的跨性别女性。
肖恩·贝克偏爱没有经验的表演者。
[佛罗里达乐园]的女主角布丽娅·维纳特饰演艰难维持生活的单亲妈妈哈莉。
肖恩·贝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掘了她，觉得她符合设想中哈莉的气质。
电影开拍前，布丽娅·维纳特在表演老师的指导下上了三周表演课，如肖恩·贝克所料，她出色地完成了前者想要的角色。
[佛罗里达乐园]的拍摄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附近，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乐园。
片中粉色的汽车旅馆在奥西奥拉县，是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最近的落脚点。
如果想去迪士尼乐园的孩子们打算住在迪士尼乐园外面，那这里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用电影改变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媒体极具影响力的时代。
社交媒体上，每个人都在展示“好”的一面，人们炫耀买到的东西、看到的风景……
而在光鲜亮丽的背面，在好莱坞的背光处，藏着那些拼尽全力但很难维持生计的人，这才是现实世界。
被淡忘的现实世界需要得到关注。
很多时候通往改变的第一步是让问题显现。
同时，“社交媒体每天24小时为我们推送新闻，其中很多都不是正面新闻；
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张的时代，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枪击事件。
我认为观众确实需要并渴望逃避现实，但他们寻求的是复杂地逃避现实。他们不想要完全无聊的东西。他们想要思考。”
肖恩·贝克的电影就是在于展示真实世界中的问题，以引发思考和讨论。
[佛罗里达乐园]揭露了美国隐藏着的很多无家可归的人。
“我试图展示有些人确实生活在这些大公司的阴影之下，他们离某种美好的东西如此之近，这既能让他们活下去，也能让他们丧命。
我们的家庭、个人和儿童在被迫流落街头之前，最后的避难所就是汽车旅馆。”
[外卖]展现的是非法移民的挣扎。
“我拍摄第二部电影[外卖]之前，住在一家中餐馆楼上，每天都看到这些人送货。
他们基本上是在还债。为了留在我们的国家他们非常努力地工作。”
肖恩·贝克相信只要把这些事情曝光，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
如果有更多故事关注边缘群体和亚文化群体，那么关注他们的意识就能得到传播，边缘群体的困境才有可能得到化解。
“我不是政治家或者政策制定者，我是一名电影制作人，一个讲故事的人。
我的目的仅仅是为让边缘人群找到自信，让世界变得更好。”
肖恩·贝克从不渲染悲惨。
无论经历了怎样的不幸，我们总是能在他的电影中感受到温暖，他让我们愿意相信，无论怎样，这个世界都是有美好存在的。
一如[佛罗里达乐园]，管他大人的世界正在经历怎样的风暴，孩子的世界永远是糖果色的，永远有彩虹、有冰淇淋，永远被快乐填满。
“当你年轻的时候，一切都会更明亮，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我们想把这种感觉呈现在银幕上——色彩要稍微活跃一些，并且一定是柔和的色调。”
肖恩·贝克也的确做到了用他的电影改变世界。
[佛罗里达乐园]由A24发行，本片自戛纳首映时便收获的口碑直接作用到了商业表现上。
[佛罗里达乐园]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1000余万美元的票房。
和它不到3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相比是个不错的成绩，因此A24对片中描绘的家庭进行了慈善捐助。
A24同当地教会、社会服务机构、奥西奥拉县市政府和社区企业合作，将[佛罗里达乐园]第一周流媒体平台上数字销售额的5%捐给了慈善机构，集中帮助无家可归或者和电影中一样住在奥西奥拉县192号旅馆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