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是历史的眼睛，一张老照片可以见证一段历史。在我积累的老照片中，从至爱亲朋的相聚到与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合影，记录下许多珍贵的瞬间。
翻开一组对我具有特殊意义的老照片，画面中的侯宝林、谢添、华君武、丁聪、方成、廖冰兄、特伟等艺术大师难得相聚。大师们虽均已仙逝，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这里，回眸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江湖和江山，总会给人回味和启迪。
漫画小辈与相声大师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举办过一次全国漫画大奖赛，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这是我入伍到海军南海舰队某部，在水兵俱乐部当电影放映员的第二年，当时还不满20岁。我创作的一幅题为《乐》的漫画，从海内外2万多幅参赛作品中胜出，获得了最高奖。我受邀来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参加了颁奖晚会和《幽默九十分钟》的录制。正是这次活动，我见到了作为评委之一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全国十名获奖者与众评委在彩电中心、紫玉饭店相处了好几天时间。当时，侯宝林七十多岁，穿着西服，戴着金丝边眼镜，举止言谈温文尔雅，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思维清晰反应机敏。
他在点评获奖作品时说“我很喜欢海军作者彭长征画的这幅漫画，这幅画画出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画出了思想，也画出了喜剧艺术的不容易，我们都是苦中作乐啊。”他笑容可掬地握着我的手说“漫画是无声的相声，相声是有声的漫画。咱们是同行啊”。他还告诉我，幽默艺术的高境界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肯不够，不要过头。”我请他签名时，他题写了“为民求乐趣无穷”几个字。这一番谆谆教诲，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艺术创作，军校毕业后，我在海军和驻香港部队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在坚持画漫画的同时，也创作表演过一些相声和小品，为广大官兵服务受到欢迎，作品在《解放军文艺》《海军文艺》《曲艺》等杂志发表，有的作品在全国、全军获奖。后来转业在浙江某文化部门做公务员时，还在省曲协主席马来法先生（马云的父亲）任上，加入了中国曲艺家协会。不管工作和身份如何变化，我一直保持对漫画的热爱和对相声的兴趣，从未间断过漫画的创作，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在漫画大奖赛颁奖晚会上，我走上台来到电影艺术家谢添面前，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他出人意料的也对着我敬了一个军礼，而后才把证书发给我。我将证书拿在左手再向敬了一个军礼，已伸手准备与我握手的谢老，灵敏地将手往上一抬，略带夸张地对着我又敬了一个军礼。谢老的即兴发挥逗得侯宝林、明星方舒（主持人）和现场的观众哈哈大笑，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评委们对获奖作品的点评深入浅出，妙语连珠。晚会中王景愚、侯耀文、石富宽、冯巩、牛群、韩善绪等众多笑星，根据漫画创作表演的各类节目精彩纷呈，晚会在央视播出后受到了全国观众的欢迎。
因为这次北京相聚的经历，侯宝林、谢添、华君武、丁聪、方成、廖冰兄、特伟的幽默、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吸引了我。大师们的真才实学和艺术成就，成为我日后关注和研究的兴趣点。在漫画创作上，我也有幸得到了华君武、丁聪、方成、廖冰兄的指教。前两年，我与侯宝林的二公子、笑星侯耀华一起参加艺术活动，餐叙中向他打听了一些侯宝林的逸事，充实了我的研究。我在《喜剧世界》《作家文摘》等也发表过关于华君武、谢添、丁聪、方成等的研究文章。这些内容将与我后来写的王蒙、马识途、魏明伦、马季等的文章汇总一起，将由雄起艺术策划，结集为《星晨大海-彭长征眼中的文化大家》一书。
我想，在相声界乃至整个曲艺界和文艺界，侯宝林的大师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其艺术地位的确立，既有他个人的艺术天赋和对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人格的不断完善，又有社会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熔铸与造就。
从侯宝麟到侯宝林
作为旧中国生活在最底层的一个相声艺人，侯宝林走向成功的基本动因，首先源自他对温饱生活的渴望和生之尊严的向往。1917年，侯宝林出生。幼年因家境贫寒，从懂事起，就饱尝生活之困苦。11岁拜师学艺，学唱京剧。其间还捡过煤核、卖过报纸、拉过水车、要过饭，想尽一切办法挣钱谋生。16岁改学相声，先后拜常宝臣、朱阔泉为师，曾在北京的鼓楼和天桥一带撂地演出。
鲜为人知的是侯宝林原名是叫侯宝麟。后来为什么又侯宝林了呢？1933年初夏，艺名麒麟童的京剧大师周信芳进京演出。相声名家朱阔泉前去拜会老朋友，被门房挡了驾，朱阔泉说：“我是朱阔泉，是麒老板的朋友”。门房报知周信芳，周信芳说：“在北平，我没有叫朱阔泉的朋友？”门房回来对朱阔泉说：“麒老板不认识你，没你这个朋友，请回吧。”朱阔泉心想：好你个麒麟童！我今后收徒弟就叫“麒麟童”！也要羞辱你一下不可！后来，朱阔泉的大徒弟姓李，起名“李宝麒”；接着收了“小酉儿”为徒，起名“侯宝麟”；姓王的徒弟，起名叫“王宝童”，结果“宝麒宝麟宝童-麒麟童”全齐了，出了朱阔泉一口气。解放后，爱唱麒派戏的侯宝林为了消除这场误会，便将“麟”改为“林”了，这便是传说“侯宝林”名字的由来。侯宝林从“讨活”的天桥起家，他凭着刻苦识字、不懂就问的劲头，加上天生的悟性，对相声艺术的把握逐渐游刃有余。
抗日战争期间，侯宝林与郭启儒合作，在京津一带演出，以质朴的格调、正派的台风赢得了广泛赞誉。期间，他讽刺日伪统治下的天津的丑恶曾遭恶霸毒打。这种遭遇，同样是激发侯宝林追求自强和自尊，并在艺术上发奋进取、不甘人后的状态。如果没有后来时代的变迁，没有新中国的成立，侯宝林对生活温饱和人格尊严的追求，只能说是一种努力和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焕发了艺术青春，他克服文化底子薄的困难，立志相声改革，维护相声的尊严。在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等作家、学者的热情指导下，从净化了相声语言入手，创作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相声，终于将“混江湖”低档的相声，推进到艺术的殿堂。在形式风格上，侯宝林找到了雅与俗的交汇点，他剔除了旧相声的思想糟粕，净化了相声舞台的语言，提高了相声的审美品位。在他几十年不懈的努力中，为相声艺术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确立了相声在新时代文艺百花园中的地位。一个艺术大师的出现，总是伴随着许许多多的磨难，蕴涵着非凡的意义。
笑声中有大写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空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侯宝林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由他编演的个性鲜明、堪称经典的优秀相声，无疑是他大师身份的最好证明。
据不完全统计，侯宝林一生演出过的相声节目约300个。其中代表性节目有《戏剧杂谈》《卖布头》《戏迷》《醉酒》《改行》《戏剧与方言》《关公战秦琼》《夜行记》《婚姻与迷信》《学越剧》《武松打虎》《买佛龛》《抬扛》等十几个。侯宝林注重相声的文学性，主要是采用杂文体式，内容表达主题鲜明，融知识性、趣味性与思想性于一炉。让过去只能谄颜媚脸讨好观众的相声艺人，舞台上能把内心的尊严展示出来，生活中要挺直腰板做人。
其中《关公战秦琼》是一个包裹着喜剧外壳的悲剧，批判了强权的蛮暴和无知，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三棒鼓》表现了北京老太太既要享受又舍不得花钱的矛盾心态，又写出了当时戏园子百态和时代与生活气息。《戏剧杂谈》在跳进跳出的鉴赏中，展现出了对中国戏剧美学畅谈，也反映出侯宝林丰厚的艺术底蕴。《夜行记》作品里的“我”是老北京小市民集合体，从这个人身上折射出了在从旧到新过程中改变，侯宝林用类似话剧的手法阐释人物，是相声创新的又一尝试。《醉酒》中“顺着手电筒光芒爬上去，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呀”曾广为流传。
侯宝林认为相声演员应该是“学识渊博、知识丰富、见解独到、善于表达的人”。他在相声表演上的风格特色，主要体现为台风儒雅、语言洗炼、摹学传神。相声和一切艺术形式一样，只是艺术家审美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手段，而艺术创造的目的，就是运用不同的方式与手段，承载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思想和情感。缺乏思想含量或没有情感力量的艺术创作及表演，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娱乐。我想，艺术固然需要高超技巧的支撑，但仅有形式的空壳和无谓的技巧，无异于没有灵魂的躯体。而“失魂”必定走向“落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同时必须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
群众创造的相声
相声曾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兴与衰”，侯宝林的人生也像潮水般地涨与落。1949年的建国初期，相声被当作一种“格调低俗”的玩意儿，面临着“能否为工农兵服务？能否被新社会接受”的考验。随着“相声改进小组”的创建以及“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相声基本完成了向新社会的过渡。侯宝林那一代“旧社会的江湖艺人”，也最终成为新社会的文艺工作者，肩负起“宣传队”和“播种机”的历史重任。十年史无前例的“文革”，侯宝林们受到冲击，他们其中有些人甚至没能等到“云消雾散”的一天，其中的“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等受迫害致死。
特殊时期，民间关于侯宝林的“段子”花样百出，有的比舞台上的相声还要精彩，广为流传的有：“造反派”冲进他家，侯宝林走出来时，头上戴着一尺长的纸折成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他的名字，还用红色打个叉。“造反派”大吼：“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刚一喊，侯宝林就趴在院子里说：“您甭打，我自己趴下啦！”这些奇特的举动把这群“造反派”逗得大笑，批斗不起来。事后，侯宝林笑着说：“这是群众的创造。”在那无法无天的年代，谁还有兴趣找这麻烦呢？侯宝林倒是说过两件真实的幽默：到了后期，“造反”气焰已显颓微的时候，他在“认罪”时讲过一句：“我罪恶深重，直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次是在体育场批斗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时，他被揪到体育场。侯宝林心里想，能和这些高官一道挨斗可遇不可求。可后来，斗完那几位之后，他正等着喊他名字，斗争会就结束了，侯宝林说：“嘿，我白等啦！”。须知参差百态，乃是快乐本源，无论生活顺利与艰难，侯宝林都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和豁达。
新中国成就了侯宝林
在1949年至1965年间，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说相声的事情，给侯宝林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思想引领，促进了他对相声的文化自觉。
毛主席听了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后说：“这一行很好，能促使人们快乐，能促使人们从反面吸取教训，能促使人们鼓起革命的精神，做好工作。”有一次，侯宝林在相声中讽刺有些诗人的无病呻吟：胆大包天不可欺，张飞喝断当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毛主席听了这混搭的打油诗，笑得前仰后合。他对侯宝林的相声赞不绝口：“侯宝林对相声很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学家。”
传记作家叶永烈所著《走进钱学森》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恩来总理抱病从北京飞到湖南长沙，向病中的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递交了四届人大代表名单时。毛主席说：“不看了。但是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侯宝林，请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没有，如果没有，就把他们补上。”当时，钱学森在“文革”中是保护对象仍在人大代表名单之中，而侯宝林则还被关在“牛棚”里。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宝林。后来，钱学森与侯宝林在人民大会堂喜相逢，记者抓拍了钱学森与侯宝林谈笑风生的镜头，这张照片成为钱学森和侯宝林一生之中的“经典照片”。
1955年钱学森刚回国，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迎归国的学者演出中，看到侯宝林的相声表演，从小就爱听相声的钱学森称侯宝林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侯宝林去世前，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由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作序，侯宝林曾出版过一本《毛主席听我说相声》的书。1993年，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中央有关部门举办了一次“毛泽东与我”的大型征文活动，侯宝林的女儿侯鑫将父亲所写的《毛主席听我说相声》一文寄了过去，荣获一等奖。而电影演员古月和其三公子、相声名家侯耀文在中央电视台表演的小品《毛泽东与侯宝林》，艺术地再现了这段有趣的历史，这个小品当时曾在观众中引起热议。
侯宝林作为第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侯宝林切身感受到翻身解放当家主做的荣誉，他曾动情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侯宝林的今天”。“兴趣广泛却又专一，视野开阔却又立足于本行”。这不单单是说他的相声表演，同样适用于他的相声研究，适用于侯宝林本人。从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进入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演录制了大量的相声，到深入工厂、农村和全国各地演出；从培养相声传人到马季继往开来，他将相声艺术及其影响，进一步推向了全国和海外，也成就了他的艺术声誉和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侯宝林完成了由一个有理想的旧艺人向新时代的艺术家的身份转换，实现了他最终走向大师之路的方位对接。
大家趣说“一户侯”
“文革”前，民间就有“侯宝林难倒了数学家”的玩笑，说侯宝林问华罗庚：“二加三在什么情况下等于四？”华罗庚一时答不上来，侯宝林说“是在数学家喝醉了的情况下呀！”。“文革”中，画家黄永玉与侯宝林在一次会后相遇，侯宝林问黄永玉：“你最近还上课吗？”黄永玉说：“哪能来上课？不上课了，我说学生呢，我们把他喂大了，吃我的奶，喂大了，他咬我的奶头，把我的奶头都咬掉了，不用上课了。”侯宝林停顿一下说：“怪不得现在都用奶瓶了。”
“文革”后，侯宝林在北京东四头条买了一个小院，组织成立研究相声的小组，请漫画大师方成等一同研究相声的幽默。作为相识几十年的好友，侯宝林和方成，他俩一个是说相声，一个是画漫画，从事的都是笑的艺术。凡是全国性的相声大赛，侯宝林都聘方成为评委，两人或一起看戏，或讨论作品，经常能“笑”到一起。方成有一天来到这个院子，见院子里一个平箩上摊开晾着米，米上有许多黑色的米虫。方成说：“这米里长虫儿啦。”侯宝林说：“这是我们家养的。”方成说许多人向侯宝林求“墨宝”时，他爱用的闲章是“一户侯”。与李白写的“身不愿为万户侯”，古今对照，对比强烈，这正是幽默的奇巧艺术技法，让方成叹服。
侯宝林被确诊患胃癌后，医院对他实施了全胃切除手术。亲朋好友去看望侯宝林时，他却笑着说：“这下可好了，我把胃全部割掉了，看胃癌往哪里长。”后来，医生在他食管里放置了一根金属管子帮助进食，他风趣地说：“以后我是不能坐飞机了，身体里放条金属管子，海关是通不过的。”
侯宝林临终前，漫画家方成前往病房看望他。侯宝林看到方成的牙齿不好，他便十分幽默而又认真地对身旁医生说：“你给他镶好一点的牙，他这么大个名人，又有钱，不能让他成为‘无齿（与‘耻’谐音）之徒’！”方成后来写了《侯宝林的幽默》系列评论文章，在《曲艺》杂志连载后结集出版，广受读者欢迎。
原文化部长，人民艺术家王蒙说，侯宝林曾用相声嘲笑过外国专家用各种仪器检验中国的元宵，他的相声《扔靴子》来源于美国《读者文摘》中的一篇小文。这就是触类旁通的智慧，好比庄子的“知者不言”正是英文谚语中的Silence is gold是“沉默是金”的意思。
侯宝林认为“说明白相声的和明白地说相声的人不多。”为了让自己和后来人能够“明白”起来，他晚年对相声乃至曲艺溯源追流，从技巧规律、艺术提升、学术探史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近史求共时，远史求历时，颇有“失之庙堂求诸野”的味道。他在廓清相声风貌的同时，架起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把相声“笑而多讽”的特质投射到更广阔的空间，出版了多部理论专著，使相声这门艺术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高度。老骥伏枥，北马嘶鸣，当初在免费识字班念了三个月的书的穷孩子，后来著书立说，成为多所大学教授和一代宗师，侯宝林无疑是个传奇。
美国总统是二流演员
侯宝林欣赏把相声当作事业的人，讨厌把它当作一种生意的人。在这种理念的浸润下，他不但把相声当作安身立命的保障，更把他培养成了一种气质。曾与他同去日本访问的曲艺评论家薛宝琨认为，侯宝林的风度谈吐与职业外交官比起来毫不逊色，代表了一个堂堂中国人的形象。
1982年，中国曲艺团体第一次来到香港。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您说的是普通话，香港主要讲广东话，您说的相声香港人能听得懂吗？若是听不懂，会有人来看您的演出吗？”侯宝林不假思索地回答：“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是听不懂的都不会来。”港媒速以侯宝林的“二个凡是”为题报道。
1984年，侯宝林带中国曲艺说唱团赴美国访问，在美期间，有二则趣闻成为美谈。
其一是，妙答演员与总统。美国记者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侯宝林先生，您知道，里根是演员，当选了美国总统，您也是演员，在中国也可以像里根这样参加竞选吗？”侯宝林稍加思索，便回答道：“我和里根不一样，在好莱坞，他是二流演员。在中国，我是一流的。”侯宝林的回答既巧妙回避了问题的尖锐部分，又充分的表达了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自信，含而不露，令对方无懈可击。
其二是，花大钱擦皮鞋。大家一起在曼哈顿岛附近坐游船时，侯宝林看到船上有半跪擦皮鞋的服务生，他叫了这项服务，大方的递过去十美元，给了小费。当时说唱团每位演员只有几十美元的津贴，这十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他的关门弟子师胜杰小声说：下次别花钱擦了，我来给您擦。侯宝林哈哈一笑说，这不是单纯为了擦皮鞋，而是因为自己在解放前的北平城受够了美国大兵的气，现在也让美国人伺候伺候自己。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觉得大师也有偏执时，但对于从旧中国社会底层走过来的人，我们恐怕难以理解他们记忆中关于旧社会的阴影，这小题大作也有深意吧！
观众是衣食父母
1993年2月4日侯宝林在京仙逝。上至党的总书记，下至普通平民百姓，远居海外的侨胞，无不感到极大的悲痛与惋惜。“相声艺术传中外，五十年来侯宝林”是中国曲艺界概括了侯宝林的历史功绩。“幽默相声千家乐，贫嘴滑舌万人嫌”。这是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我再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这是侯宝林临终的遗言。
笑傲江湖的侯宝林是一位平民主义者：不油滑，不奸诈，不奴颜；有亲民；有自爱；有从容。江湖是无数艺人瞬间的江山，江山是少数大师永远的江湖。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初，侯宝林倡议成立的“相声改进小组”，没有政府一分钱的投入，却为这门民间艺术成为新的曲坛霸主奠定了基础。而今，郭德刚出身草根，靠说相声挣钱吃饭，没花政府一分钱成立的德云社，再创相声辉煌。可以说，侯宝林说的“我一辈子没有吃白饭”“我一生是为观众的笑而活着”这样简单而又充满真情的话，成为了侯派相声传人郭德刚和德云社众弟子们的实际行动，继承发扬，与时俱进。除“去粕存精”等方面与大师尚有距离外，在创作、传播、影视、教学、产业等领域的创新都超越了前辈，仅靠一己之力，以“超曲协”的担当，振兴了一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亿万观众带来了欢乐。
大师已经远去，只把江山留下。侯宝林是中国人的“东方喜神”，他的相声艺术是一座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高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让中国人在新时代里笑得更健康！更自信！更强大！
《星晨大海-彭长征眼中的文化大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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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