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徐丽泰的思路一如既往地清晰。眼下，这位曾在香港政坛闪耀多年的明星，依旧在她生活了75年的香港做着服务于社会的工作。

2024年国庆节前夕，范徐丽泰接受了红船编辑部的专访。在受访期间，她畅谈人生、畅谈责任、畅谈爱——爱家人、爱香港、爱祖国。

▲范徐丽泰

改姓氏，是个痛苦时刻

范徐丽泰与香港结缘于1949年。

那一年， “上海纸业大王”徐大统携家人移居香港。作为徐大统膝下的第三个孩子，时年4岁的徐丽泰随之来到香港。

对于昔日的“纸业大王”徐大统移居香港的原因，一说是为避开战争风雨，另一说是为了追随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

▲童年的徐丽泰

对于父亲和杜月笙的关系，范徐丽泰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回避，但也坦言自己知道得并不多。

“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关系。应该是‘门生铁’，就是‘拜师’的意思。”范徐丽泰说。她记得大学毕业后，自己一位大学同学看了一本书，书中说徐大统是杜月笙的门生。同学向她求证是不是这样，她的回答是“书上能写出来应该是有的”。

范徐丽泰虽然没有向父亲徐大统求证这件事，但同学的提问却勾起了她的回忆：“我爸爸到了香港之后，一个月里总有一次到一家麦当劳去，而杜月笙就在这个地方住。他是去看他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有关系。”

对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人物关系，范徐丽泰有客观认知：“在当年，一般做生意的人都需要‘黑白两道’，他（指杜月笙）那个是‘黑道’，做生意是‘白道’。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所谓保护。”

相比父辈的事情，范徐丽泰对自己移居香港的事情印象更为深刻。

“我对香港第一个印象就是一杯甜的杂果。”范徐丽泰笑着回忆道。

在跟随父母从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上，范徐丽泰猜想自己可能是因为紧张而有所哭闹。为此，空中小姐就给了她一杯elemonte杂果（美国地扪公司的食品）。因为很好吃，所以这件事就成了她移民生活的最初记忆。

在香港落脚后，徐大统为女儿请了家庭教师。他通过刊登广告吸引了一批候选人并从中筛选出一些人选后，把候选人的照片放在一张台子上，让女儿自己决定拜谁为师。

“我觉得这位女士很漂亮，就选了许佩老师。那个时候，她没教我唱歌，是教我中文、英文、算数、弹琴四件事情。”在范徐丽泰心中，许佩是一位难得的好老师。她之所以开玩笑说许佩没有教自己唱歌，是因为许佩同时也是汪明荃和沈殿霞的老师，得益于许佩老师的教育，两人都在娱乐界大有作为。

跟着许佩学习了三年多时间后，徐丽泰在8岁那年直接插班进入香港一所小学读三年级。

“进了学校，就遇到我人生第一个困难。”范徐丽泰在回忆往事时如是说。

这个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她的入学考试成绩虽然很好，但是听不懂粤语。

原来，徐家人在家里讲上海话，许佩老师在教学中使用普通话。但在学校教学中，使用的是粤语。徐丽泰听英文课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听不懂粤语。

因为听不懂粤语，第一个学期，徐丽泰连老师和同学在干什么都弄不清楚。当时，班里有三十多个同学，期末考试时她考了第30名。徐大统不明所以却也难以接受这么差的成绩，就把女儿训了一顿。

年幼的徐丽泰也不懂得解释，就默默承受了那场训斥。不过，到了第二个学期，她就学会了广东话，学业从此一路开挂。后来，她顺利读完小学和中学，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理学院。在这所大学取得理学学士学位后，她又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这所学校获得社会科学硕士学位并留在母校工作。

1974年，徐丽泰离开香港大学来到香港理工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工作，出任学生辅导处主任。

利用两份工作转换之间的时间差，徐丽泰于1974年7月与相恋多年的范尚德结婚。不久，她的姓名前面需要冠上夫姓。那是她到香港理工学院入职的时候，校方就要把她的名字写成范徐丽泰。她一时难以接受这个改变，便对工作人员说：“有这个必要吗？我就是徐丽泰。”

为她办理入职手续的是个外国人，他公事公办地说：“我们是跟着香港政府做的，香港政府的女性公务员结婚后必须要换夫姓，这是规矩，我也没办法了。”

对徐丽泰名字前冠以夫姓不适应的，还有她的父亲徐大统。

“我爸爸知道我换了工作，就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就把理工学院的一个刊物给了我爸爸。他一看，学生辅导处主任范徐丽泰，就问‘为什么是范徐’？我解释了，他很不高兴，也不接受。”范徐丽泰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语气中依稀还有遗憾的气息。

在姓名前冠以夫姓，虽然是人生路上一个痛点，但是这件事并未影响她和丈夫的感情，更未影响他们30年间相亲相爱并一道抵御人生路上的风霜雨雪。

捐出肾，被当成一种幸福

成家之后，范徐丽泰一边和丈夫经营着一个幸福的家庭，一边为香港社会做出与能力匹配的重要贡献。

范徐丽泰托付终身的范尚德，是其一位大学女同学的兄长。在金融之都香港，范尚德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婚后第三年，范尚德与他人合伙成立了尚德会计师行。在会计师领域，他渐渐占有了一席之地。

令人遗憾的是，在1980年代的一次手术过程中，范尚德因输血感染丙型肝炎病毒，其后逐步发展为肝硬化及肝癌。但是，在其疾病发展过程中，范徐丽泰一直站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

2004年，对范徐丽泰和她的丈夫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这一年，范徐丽泰再度参与立法会的竞选活动，而范尚德的病情更加危重。但是，他们的心中并非只有自己，而是把对方看得很重要。这边，范尚德拖着病体支持妻子的竞选活动。那边，在范尚德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之后，范徐丽泰在每个星期三的立法会会议结束后，都会赶往北京照顾丈夫，一直到下个星期二才会返港参加下一次会议。

这样的奔忙，一直延续至2004年11月6日——这一天，范尚德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范徐丽泰与范尚德的婚姻虽然以天人永隔的方式画上句号，但却成为后来人敬仰的夫妻恩爱典范。

幸福的婚姻，也会遭遇风雨。相比不幸福的婚姻，幸福婚姻的成员能够且愿意为其他成员遮风挡雨。

在1994年至2004年，范徐丽泰一家人接连遭受了疾病的风雨。但是，在这10年间，一家人风雨同舟。

范徐丽泰和丈夫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名叫范凌华。也许是过度劳累之故，也可能是食物的问题，这位勤奋的女孩在加拿大留学期间，突然罹患急性肾衰竭。

彼时是1994年6月，范徐丽泰正在英皇集团工作。得知女儿的病情后，她果断辞去工作前往加拿大照顾女儿。

“她突然发病，肾就不动了，是先天性的防疫系统出了问题。这个病没办法医治，她没有肾功能，就要洗肾。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换一个肾。”在30年后的今天，范徐丽泰已能平静地叙述这段往事。她说的洗肾，就是内地人熟知的透析。

据范徐丽泰介绍，当年有两种洗肾的方法。一种是“肚洗”，就是把药物灌入腹腔清理毒素；另一种就是“血洗”，用机器过滤血液中的毒素。这两种方法，无论采用哪种，都会因为占用大量时间而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为此，一家人商定为范凌华捐肾。

于是，等到范凌华可以坐飞机的时候，范徐丽泰带着女儿回到了香港。

“捐肾需要配对。当时，我、她的爸爸、她的弟弟，我们3个人一块去验血，只有我的血液跟她的是相同的，他们两个不行。”说着说着，范徐丽泰笑了。

除了血液匹配外，范徐丽泰的其他指标也与女儿匹配。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准备之后，换肾手术得以进行。

“这个手术的危险性很低，成功率是80%。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对我来说，女儿能够过正常生活最重要。”在回忆往事时，范徐丽泰用平静的语气道尽了一位母亲的爱。

在回答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捐肾对您的影响有多大”这一提问时，她不假思索地说：“没有的。你看我现在又能吃、又能喝、又能睡、又能干事情。”

透过范徐丽泰的语气和表情，能猜想她把捐肾救女看作一件幸福的事情。

爱国家，从很小就要开始

“中国人，必须要爱国。”在谈及对祖国之爱时，范徐丽泰斩钉截铁地说。

有一个爱国定律，在范徐丽泰身上体现得格外充分。这个定律是，游子对祖国的爱更加深刻。

和许多游子一样，范徐丽泰虽然在幼年时就离开了内地，但是爱国情怀在她心中如同一颗种子，一直在发芽、生根、生长。

范徐丽泰心中那颗爱国的种子，最初来自父亲。

小时候，范徐丽泰在饭桌上听到的一个故事，让她坚定地认为父亲是爱国人士。于是，她在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故事——

爸爸跟我讲，抗日战争的时候，上海被占领了。

在日本人占领的过程中，有很多工作人员，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必须要离开。在这方面，他说他曾经去协助过他们。我虽然不知道详情，但知道爸爸有自己的资源来做这件事。

他协助了这些人之后，当然就认识了他们。

他为我们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妹妹，她的丈夫在国民党方面工作。在光复上海的时候，那个人就带了一些国民党的人来接收我家的住房，说我爸爸是通敌（通日本人）的，所以要把我家的房子充公。我爸爸因为认识人，就立刻把电话打到国民党那边去。那边电话很快就打过来了，说这个人是帮我们的，不能去搞他。

这样，我才知道了爸爸协助大家离开上海这些事情。

虽然徐大统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选择了离开，但身为女儿的范徐丽泰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否认父亲对祖国的情感。

“他是爱国的，可他是一个资本家。在解放上海两个月前，他看见情况不对了，就带着我们走了，家里的东西、书、画都没带。”范徐丽泰说。

来到香港之后，范徐丽泰一样拥有爱国的土壤。上中学时，她就读的教会学校虽然“整天传教，不准讲爱国的事情”，但是老师们——尤其是抗日战争前后移居香港的中国老师的爱国观念深厚。

“他们从来不跟我们讲爱国，可是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能感受到。这是身教，不是言教，很难得。”多年之后，范徐丽泰依旧对老师们的爱国情怀感念不已。

这样的经历，让范徐丽泰意识到，一个人在小的时候，有爱祖国的环境很重要。遗憾的是，后来有一批香港孩子“没有机会去了解祖国”，因为港英当局不会鼓励他们这么做。

“那个时候，英国人处心积虑地，要令香港的人觉得自己是香港人，（香港）不是中国的香港，而只单单是香港。而且也从来不会去说一些事实，比如我们喝的水是东江水，我们吃的鸡蛋、肉、蔬菜都来自内地。而且内地是很严谨地控制品质，必须是最好品质（的物资）才让来香港。在这个过程中，内地自己有水灾、旱灾、粮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香港的供给。”范徐丽泰以一颗感恩的心在解读这一切。

由于港英政府从来不宣传这些，“不仅小朋友不知道，就是大人也不一定知道”。为此，她迫切地想对香港人进行一些教育。

于是，在2016年的时候，范徐丽泰发起成立了香港励进教育中心。她有个观念，爱国情怀必须从小（培养）。

“你看外国的例子，跟我们国家完全一样，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唱国歌、升国旗，他们很开心的。慢慢地，我是中国人（这个概念）就到了脑袋里。”范徐丽泰说。

提建议，让中国历史成必修课

“我很感谢林郑月娥女士，她让中国历史成为初中3年的必修课。”在谈到香港的教育问题时，范徐丽泰真诚地说。

其实，这个建议是范徐丽泰向林郑月娥提出的。

事情还要从范徐丽泰的另一个身份——政治家说起。

范徐丽泰的人生路上有两个重要经历，一个是从内地移居香港，另一个是香港从英国人治下回归祖国。在后一件事情上，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3年，范徐丽泰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在1997年至2008年间，连续三届担任香港立法会主席。

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范徐丽泰看到了不少香港社会的深层问题。问题之一，是关于历史教育。

据范徐丽泰介绍，香港的中学曾开设过通识教育课。但是，这门课程没有教材，只有一个简单的教学大纲，“课怎么讲，全靠老师自己发挥”。有的老师让学生到网上下载一些文章之后进行讨论并写出报告，这样做虽然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但占用了他们很多时间；有的老师则趁机给学生灌输“中央不好”“特区政府无能”等观念。

“反对中国的教师们将一些不应该有的事放到孩子们的脑袋，所以才会有‘黑暴’这么厉害的东西。”范徐丽泰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的教育是香港暴力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基于自己和周围人的这一认知，在林郑月娥竞选特首的时候，当有人跟范徐丽泰建议请林郑月娥把中国历史列为初中的必修课时，她欣然应允。

“我就将这个意见说给了林郑月娥，她就将这个事情成为她政纲（施政纲领）的一部分。选到之后，她就把这个承诺兑现了。”范徐丽泰告诉红船编辑部。

在中国历史课程成为香港初中学生的必修课之后，范徐丽泰依旧在关注教学效果。

她了解到，在中国历史课教育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个问题，是一些老师在课堂上主要讲世界历史，附带讲中国历史。另一个问题，就是考试的时候中国历史的题目太难，甚至离谱。范徐丽泰举了一个例子：“两年前，一张公开考卷里有个题目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到中国来，对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好处’？面对这个题目，香港的爱国的人就哗然了。因为，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

由于看到了香港社会存在的包括中国历史教育在内的教育问题，为了弥补教育方面的不足，早在2016年，范徐丽泰、梁爱诗、曾德成、李明奎等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了香港励进教育中心。

在香港励进教育中心，范徐丽泰担任理事会主席一职。一开始，他们把工作对象定位于教师。因为教师都是成年人，他们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之后会带进课堂，“一个教师可以影响千千万万年轻人的心态”。

“我们给教师们（开设了）两种课程，一种是比较简单的版本，就是三个小时就讲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以及香港安全、国家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入的2天到3天的课程，叫做‘巩固法治’。我们觉得宪法、基本法、香港的法律都是法治的一部分，如果能在大家心目中建立起法治的观念，而且尊重法治、支持法治，香港就成为一个很有秩序的社会，大家就能在这个社会安居乐业。”范徐丽泰介绍道。

正如香港励进教育中心的名称含义是“遇到困难险阻的时候仍然要向前走”一样。当中国历史成为初中必修课，但又出现前文说到的两个问题后，该中心又用“有奖问答”的方法鼓励年轻人学习中国历史。

“我们请一些资深的中国历史教师出题目，出了题目之后再给一个标准答案，再分析这个答案里面的内容。每一年，我们有60条这样的标准历史题。”范徐丽泰说。他们这些题目放在网上，供学生自愿参与。

由于效果不太明显，历史知识有奖问答活动在坚持6年之后下线。他们的工作方向随之转变，变为请各方面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名流进校园做讲座。

事情要从中国历史从只有提纲的“通识教育”阶段到纳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的转变说起。如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这门课程不仅有课本，而且“里面很多内容是关于我们国家的资料”。

范徐丽泰所说的国家发展资料，包括“一国两制”等内容，也包括“中国的环保工作、中国的扶贫的故事、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上的成绩”。励进教育中心每年会选取10个与之相关的题目，请上述人士进校园讲解。

▲范徐丽泰

“去年一个学年，我们做了190个讲座，今年我们决定不能超过200个。”范徐丽泰说。之所以限制数量，是因为工作量太大。

令她欣慰的是，这样的方式受到学生欢迎。比如说，讲到香港青年人在内地的创业机会，“很多人喜欢听”。

对范徐丽泰来说，让更多年轻人懂得中国并认同自己的国家，是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爱国。

“我觉得爱国，个人的表现是不同的。各人有各人的际遇，际遇不同，可能就做出不同的贡献。我们之中有人，在过去为了国家赴汤蹈火。最低的标准就是不做有害于国家、人民的事情。”范徐丽泰如是说。

关于法治：对话范徐丽泰

无论在香港社会还是整个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范徐丽泰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女儿、一名妻子、一位母亲，在7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她以持续成长、慷慨付出爱、勇敢担当责任的方式把这些身份和谐地统一于一身。

范徐丽泰最令人难忘的经历是连续三届担任香港立法会主席。这样的经历，让她对法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在接受采访时，她与红船编辑部工作人员有一段关于法治的对话。

▲朱顺忠与范徐丽泰

朱顺忠：当年采访您时，您说过出行时乘坐地铁。现在年龄大了，还会坐地铁吗？

范徐丽泰：会坐地铁。有的地方不方便，要坐地铁过去，比如说罗湖城，不坐地铁是去不了的。可是，我也自己开车。昨天，我开车从香港经过港珠澳大桥到了珠海，再经过中深通道回到深圳，回来香港。

朱顺忠：香港有属于自己的香港精神，您认为香港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范徐丽泰：我觉得香港的精神就是不怕难，要尽力地去争取、去奋斗。

朱顺忠：香港是不是也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

范徐丽泰：当然了。香港的制度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法治。法治的三方面（特征），我们都具有了。

第一，就是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这个我们有了；第二，我们有专业的法律人才，包括法官，他们执法是公正的；第三，老百姓相信法律，这个很重要。我们香港老百姓，小的比如说过马路，大部分人都守法。大家觉得不守法是不对的，对法律的认同就是法治的基础。

香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面，就是大家有法治的精神。

内地的变化其实也很大。1998年，我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不齐全。后来，一路做到有了民法典，法律就齐全了。

以前，我们法官判案不大行，因为他们可能是退下来的军官等。现在，我们所有法庭里的法官都经过了法律培训，所以法院在这方面也进步了很多。

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做院长的时候，曾经让我们去过（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大的房间全部布满了屏幕，小的屏幕，有的在动，有的黑的，黑的就是没开庭，在开庭的他们都录下来了。一个法官审案的过程不够规范，他们就会给意见，这样就提升了大家的水平。

再就是普法。普法现在也在做。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做事情要有过程。香港是个小地方，国家是一个巨人。

朱顺忠：内地的很多地方应该向香港学习，包括学习香港的法治精神。到了香港以后，我发现人们上地铁电梯的时候会自动向右侧站，左侧留出来。过马路的时候，也没有人闯红绿灯。

范徐丽泰：过红绿灯为什么这么守规矩？因为曾经规定过，你闯红灯过就罚你很多钱，罚1000块。

朱顺忠：法治对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希望您仅仅从司法的角度，给内地的司法人员提一些建议。

范徐丽泰：一定要让人民觉得法律能够解决问题，法律才能够显露它的功能。所以，法院做出的裁决要得到大众的认同。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回想二十几年前，内地的情况跟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进步。